第十章（2 / 5）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也没受到过比这更亲切的接待，就像是宾主全都感到我是多么需要放宽心。只有法国人的心才有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看到的客人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多，其中有我从未见过的乌德托伯爵，以及我很不想见到的他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后者头年来过奥博纳好几次，她嫂嫂在我俩单独散步的时候，常把她撇在一边，干等着。所以她对我早就憋着一肚子火，饭桌上可以痛痛快快地出出气了。可以想象，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者是不会站在我一边的，而且，在最随便的场合都局促不安的人，到了这种场合是不会谈笑风生的。我还从来没有那么受罪，那么手足无措，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多突然袭击。最后，吃罢了饭，我便离开了那个泼妇。我很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向我走过来，我们下午的一部分时间便在一起聊天，虽说是东拉西扯，但同我误入歧途之前一样的无拘无束。这种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如果圣朗拜尔看出了我的心思的话，他肯定会很高兴的。我可以发誓，尽管刚到的时候，一见到乌德托夫人，我的心跳得几乎使我虚脱，可回来的时候，我几乎就没再想她了：我只想着圣朗拜尔。
尽管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挖苦，但这次宴请对我仍有很大的好处，我非常庆幸，没有予以拒绝。我从中不仅看到格里姆和奥尔巴什那帮人的阴谋诡计根本没有把我同我的旧相识们离间开来，而且更使我欣喜的是，我还看出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有大的改变。我终于明白了，圣朗拜尔之所以让乌德托夫人离我远点，更多的是出于醋意，而非鄙夷。这使我感到安慰和宽心。我既深信自己不是我所景仰的人们的蔑视对象，我也就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尽力克制自己的内心情感。如果说我并未完全彻底地扑灭一种有罪的和不幸的痴情的话，那我至少很好地克制住了我余下的情火，以至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一次错误。乌德托夫人仍要我继续誊抄稿子，而且我的作品一出版，我便继续寄赠给她，这使我从她那儿不时地能收到一些口信和短笺，虽然无足轻重，但殷勤亲切。她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后面就会看到。而且，我们仨在断绝交往之后的相互间的行为举止，可以充当正直的人在不宜再见时如何分手的楷模。
这次宴请给我提供的另一个好处是，人们在巴黎都在谈论它，这就使我的仇敌们到处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他们硬说我同参加宴会的所有那些人，特别是同埃皮奈先生，都彻底地闹翻了。我离开退隐庐时，曾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感谢信，他还回了我一封也很彬彬有礼的信。我同他以及他哥哥拉利夫彼此仍旧礼尚往来。拉利夫甚至还来蒙莫朗西看过我，还把他的版画寄过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小姑子和嫂子而外，我同这家人没有一个相处得不好的。
我那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曾获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次的成功对我更为有利。它告诉公众，别相信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流言蜚语。在我搬去退隐庐的时候，那帮人以其惯常的自以为是的态度预言，我在那儿待不了三个月。而当他们见我在那儿待了二十个月，而且在我不得不离开那儿的情况之下，仍旧把居所定在乡间的时候，他们便硬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其实在乡下烦闷得要死，只是生性傲气，宁愿吃尽执拗之苦而死在乡下，也不愿意服软，回到巴黎。《致达朗贝尔的信》中透着一股心灵的温馨，大家都觉得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要是我在乡下坐卧不安的话，我的笔调会流露出来的。我在巴黎时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都笼罩着一种愤懑不平的情绪，而在我于乡间写的第一篇作品中，这种情绪便不复存在了。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家都看见了，我在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个作品，尽管满纸温馨，但由于我的愚笨和一向倒霉，竟为我在文人中间又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就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在男爵家，我俩关系进一步加深。马蒙泰尔当时在主办《法兰西信使》杂志。由于我一向高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期刊撰稿人，而这一次我却偏偏寄了，可又不愿让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作期刊撰稿人才寄给他的，也不愿让他在《法兰西信使》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就在赠书上写明不是赠予《信使》主编，而是赠予马蒙泰尔先生本人的。我以为这是对他的极漂亮的恭维，可他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因此他便成了我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的那篇作品，写得彬彬有礼，但怨情溢于言表。所以从那时起，他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贬损我，并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抨击我。可见，文人易动肝火的那种自尊心有多难伺候，在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小心，别夹杂着任何哪怕极小的模棱两可的意思。
我在各方面都平静下来之后，便利用闲暇和我所处的独立自由，更加有恒心地重新整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弄完了《朱丽》，把它寄给了雷伊，他于第二年将它印了出来。不过，这项工作仍旧被一件小小的、却是挺不愉快的分心事给打断过。我听说有人正准备把《乡村占卜者》重新搬上歌剧院舞台。我看到那帮人竟肆无忌惮地支配我的东西，非常气愤，便重新拿起我曾寄给阿尔让松先生而未见其答复的那份备忘录，修改一番之后，连同一封信，烦请驻日内瓦使节赛隆先生转交给接替阿尔让松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给我个回音的，却未见下文。我把我所做的写信告诉了杜克洛。他与“小小提琴手们”谈了，他们没有说把我的歌剧还给我，而答应把长期入场券还给我，其实，我已不再可能享用它了。我看到自己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便把这事给撇下了，可歌剧院的主管既未答复我的申诉，也不听我的理由，仍继续像是使用自己的东西似的占用《乡村占卜者》，以其牟利。
自从摆脱了那帮暴君的桎梏之后，我便平静而愉快地生活起来。我虽不再享有极其强烈的依恋情趣的魅力，但我也挣脱了这种枷锁的禁锢。我厌烦透了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他们拼命地想支配我的命运，让我不由自主地承受他们所谓的恩惠的奴役。我决定今后保持淳朴和善的交往。这种交往既不妨碍自由，又可增添人生的乐趣，而且，又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我有很多这样的交往，足以使我尝尽自由的甘美，而又不必听任别人支配。而且，我一尝试这种生活，便感到这正是适合我这把年纪的人的生活，可以使我在平静之中安度晚年，远离我刚刚险遭没顶之灾的风暴、纷争和烦恼。
在住在退隐庐以及后来迁至蒙莫朗西的时候，我结识了几个近邻，使我觉得很开心，毫不感到受其束缚。其中，首推年轻的洛瓦索·德·莫勒翁，他当时初入律师界，尚不知将来能有何作为。我不像他似的，对此抱有怀疑。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事业有成的，结果被我言中。我对他预言道，如果他在承办案子时严加选择，并且永远只做正义和道德的卫士，那么，他的天才将受到这种高尚情操的培育，将会与最伟大的雄辩家们的天才不相上下。他听从了我的忠告，而且感觉到颇为见效。他替波尔特先生所作的辩护堪与狄摩西尼（）①相媲美。他每年都到离退隐庐四法里的圣伯利斯度假。那是莫勒翁家的封地，属于他母亲所有，从前，伟大的博絮埃在此住过。就是在这块封地上，类似的大师相继而出，使其高贵名声得以延续。
也是在圣伯利斯，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是个文人雅士，和蔼可亲，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他还介绍我认识了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他俩常有书信往来，相交甚厚，此人后来为我刊印了《爱弥儿》。
在离圣伯利斯更近些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莱村的本堂神甫马尔托尔先生。如果以才取人的话，他生就更适合做政治家和大臣，而非乡村神甫，至少也可以给他一个教区管管。他曾是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巴蒂斯特·卢梭私交甚笃。他既深怀敬意地缅怀那位大名鼎鼎的被放逐者，又对骗子索兰恨得咬牙切齿。他知道许多有关上述两人的罕见逸闻，全都是塞居伊未曾收进卢梭传记手稿中的事，而且他还常肯定地对我说，吕克伯爵从未有任何的抱怨，一直到死都始终保持着对他最热烈的友情。在其主人死后，樊蒂米尔把这块风水宝地给了马尔托尔先生。后者从前曾被聘来处理过很多事情，虽然现在已年老垂暮，但对所处理之事仍记得一清二楚，而且评说得头头是道。他的谈话既不乏教益又生动有趣，根本不像是乡村神甫所言。他把一个社交场上的人的口吻与神职人员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了。在我所有的长期近邻中，他是我与之交往最感愉快的人，是我离开他之后，最感遗憾的人。
我在蒙莫朗西认识一些奥拉托利会会士，其中有物理教授贝蒂埃神甫，他尽管稍带点学究气，但我仍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像个好好先生。然而，我虽喜欢他的朴素无华，却弄不懂他怎么会那么渴望而且还善于往大人物、女人、信徒、哲学家堆里到处乱钻。他善于左右逢源。我非常喜欢同他在一起。我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显然，我的话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嘿嘿地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好好先生。我从他的笑里发觉一种莫名其妙的嘲讽，使他在我眼里的形象便完全改变了，而且，从此以后，我还常常回忆起他那嘲讽的神态。他那个笑简直就像巴努奇买了丹德诺的羊时的笑（）①。我俩自我搬到退隐庐不久便认识了，他常常来看我。我在蒙莫朗西已经住下之后，他却离开那儿，回到巴黎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尔太太。有一天，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代这个女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说格里姆先生主动要求赡养她，并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好心。我听说是给她一笔三百利弗尔的年金，但勒瓦瑟尔太太必须住到舍弗莱特和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去。我不想说这个消息给我产生了什么印象。如果格里姆有一万利弗尔的年金，或者同这个女人有什么让人易于理解的关系的话，如果我把她带到乡下时，他们没给我加上那么大的罪名，而现在他又把她弄到乡下来，仿佛她自那以后变得年轻了似的话，这个消息本不会让我那么吃惊的。我明白，那老太婆之所以想征得我的允许，无非是不想失去我所给她的那一份。其实，即使我不同意，她也会不顾一切地接受的。尽管这份好心善意让我觉得非常意外，但它当时并没像后来那样让我震惊。可是，就算我能料到后来所洞察的所有一切，我也照样得像我所做的、并且是不得不做的那样表示同意的，否则就有与格里姆讨价还价之嫌。从此，贝蒂埃神甫便改变了一点我对他的好好先生的看法。我的这一看法曾让他好笑，并且说明我有多么愚蠢。
就是这位贝蒂埃神甫，他有两个熟人，不知为什么也想认识我。我与他们在趣味方面肯定是毫不搭界的。他们是麦尔基塞代克（）②的子孙，大家都不知其祖籍和家世，可能连其真名实姓也不得而知。他们是冉森教徒，被人以为是化装的教士，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佩带长剑的那种可笑方式使然。他们的一举一动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感，使他们貌似派系头领，而我则从不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报》的。他俩一个高大，慈眉善目，巧言令色，名叫费朗先生；另一个个儿矮，敦实，皮笑肉不笑的，爱争好吵，名叫米纳尔先生。他俩以老表相称。他们一直同达朗贝尔一起，住在巴黎，寄住在他的乳母卢梭太太家里。他们在蒙莫朗西曾租过一座小房子，在那儿度夏。他们自个儿做家务，既无仆人也没跑腿的。他俩每人一个星期，轮流采购、做饭和打扫屋子。他们安排得挺不错，有时候你在我家吃，我到你家吃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起兴趣来。就我而言，我只是因为他们会下棋才对他们感兴趣的。而且，为了能够玩上不大的一盘，得干等上四个钟头。由于他们到处乱钻，什么事都想插上一杠子，所以泰蕾兹管他们叫“长舌妇”，就这样，这个绰号便在蒙莫朗西传开来了。
这就是除了我的房东、老好人马达斯先生而外，我在乡下的主要相识。我在巴黎也有不少熟人，只要我愿意，足以让我在那儿生活得很惬意，远离文人们的干扰。在文人堆里，我只有杜克洛一个朋友了，因为德莱尔还太年轻，而且，尽管他看清了那帮哲学家对我搞的阴谋诡计之后，已经完全摆脱了他们，但我对他轻易地就充当那帮人的代言人来对付我，仍耿耿于怀。
我的朋友中，首先数可敬的老友罗甘先生。他是我美好年代的一位朋友，我与他结交并非因我的作品出了名，而是因为我的为人，正因为如此，我始终保持着与他的友情。还有我的同乡、善良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尚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轻的日内瓦人，名叫库安德，我当时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好小伙子，为人心细、和蔼、热情，却很无知，不知天高地厚，贪馋好吃，自命不凡，我一搬进退隐庐，他就跑来看我，而且，不久便毛遂自荐，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住到了我的家里。他对绘画有点兴趣，并且认识艺术家们。在《朱丽》的版画插图上，他倒是帮了我的忙，他负责指导绘图和制版，而且任务完成得很好。
还有迪潘先生一家。尽管这家人家已不像迪潘夫人风光年代那么名声显赫了，但由于主人们的德高望重以及对聚会宾客的严格挑选，仍旧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庭之一。由于我未曾抛开他们去另攀高枝，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了去自由地生活，所以他们始终对我以朋友相待，而且我也坚信任何时候去迪潘夫人家都会受到很好的接待的。自从他们在克里希购置了一个别墅，我甚至把迪潘夫人视作我的女乡邻中的一个了。我有时去克里希住上一两天，而且，如果迪潘夫人和舍农索夫人关系融洽的话，我可能跑得更勤快些。但是，在同一家人家，夹在两个不和睦的女人中间，让人左右为难，使我觉得在克里希太拘束局促。我同舍农索夫人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亲切，所以我喜欢在德耶更自由地见到她，因为德耶几乎就在我家门口，她在那儿租赁了一间小屋，甚至也喜欢在我家里见到她：她常来我家看我。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虔诚笃信地尊奉宗教之后，便不再与达朗拜尔一伙、马蒙泰尔一伙以及大部分文人来往了。我想，特吕布莱神甫她还见见，因为他那时是个半吊子信徒，不过，她仍旧很讨厌他。而我是她先前一心想结识的人，所以没有失去她的好心关照，而且一直有通信往来。她曾送给我几只勒芒鸡过年，并且打算开春来看我，却与卢森堡夫人的一次旅行冲突了。我在此应对她特别地提上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之中将永远占有一个特殊地位。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之外，我本该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卡利约。他是西班牙驻威尼斯使馆的前秘书，后又受宫廷委派为驻瑞典代办，最后又被任命为驻巴黎使馆的秘书。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突然跑来蒙莫朗西看我。他佩戴着一枚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西班牙勋章，饰有一个美丽的宝石十字架。在提供证件时，他不得已在名字上加了一个字母，成了卡尔利约骑士。我觉得他还是老样子，心地仍旧那么善良，精神面貌一天比一天更可爱。要不是库安德像他惯常那样在我俩之间插一杠子，利用我住得远，慢慢地渗透，并利用我的名义，获得他的信任，而且因过于热情地为我效劳竟取我而代之的话，我本会同他恢复以前那样亲密的友情的。
想起卡尔利约，便使我联想起我乡邻中的一个人来，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他做了一件极不可饶恕的事，必须忏悔。那就是正直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帮过我的忙，在他带着全家来法国旅行时，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租了一个乡间小屋。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近邻，心里高兴极了，就要去看他，不是出于礼貌而是视之为快活的事。我第二天便去拜访了。但路上遇到一些前来看我的人，只好同他们一道折返回来。两天之后，我又去看他，可他同全家一起去巴黎了，午间也未归来。第三次去时，他正在家里，我听见有一些女子的声音，还看见门外有一辆豪华马车，令我望而生畏。我至少希望第一次见到他时，能从从容容，叙叙旧情。总之，我一天一天地往后拖着，以致感到尽此义务已为时太晚，颇觉汗颜，最后竟没拜访他：在胆敢一拖再拖之后，竟没有胆量露面了。这种怠慢理所当然要让勒布隆先生大为恼火，让他觉得我不是疏懒，而是忘恩负义。可是，我的心真的是无罪的。如果做了点真的让勒布隆先生开心的事，即使他不知道，我也坚信他是不会认为我懒惰的。然而，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上的拖拖拉拉，比大的邪恶对我更加有害。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疏忽：我很少做过不该做的事情，但不幸的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却更加做得少。
既然我又谈起了我在威尼斯的旧相识，那就不该忘了与此相关的一位。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已经中断了联系，但时间要晚得多。那就是戎维尔先生。自从他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仍一直对我很好。他很喜欢同我相见，同我聊聊意大利的事以及蒙泰居的蠢事。他在外交部里有很多熟人，是从那儿听到不少有关蒙泰居的笑话的。我也很高兴在他家又见到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们省里买了一个官职，有时因公出差来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地变得极为殷勤好客，甚至都令我感到很不自在。尽管我俩住的街区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有一个星期不到他那儿去吃饭，我俩便要发生龃龉。当他去戎维尔封地时，总想带着我一起去。可是，有一次，一去就待了一个星期，我觉得太长，所以就不再想去了。戎维尔先生无疑是个正直而好客的人，甚至在某些方面甚是可爱，但没有才气，人长得挺漂亮，有点顾影自怜，比较讨厌。他有一本特别的集子，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很欣赏，也拿出来让他的客人鉴赏，但客人们有时并不像他那么感兴趣。那是五十多年来宫廷和巴黎所有滑稽歌剧的很完整的剧集，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别处无法找到的逸闻趣事。这是法国历史的实录，在任何其他国家，是没人会想出来这么搞的。
在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见到我时极为冷淡、生硬，与他平时的态度大相径庭。所以，在让他解释，甚至是请求他说个明白之后，我便走出了他的家门，下定决心不再踏进他家门槛。我只要是受过谁的冷遇，别人就决计不会再在那家人家见到我露面的，而且这儿也没有狄德罗站出来为戎维尔先生辩护。我拼命在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但仍百思不得其解。我深信在谈起他及他的家人时，始终是光明磊落的，因为我是真心地喜欢他，而且，除了他只有好没有坏让我说而外，我还有最不容践踏的一条准则，即总是恭敬有加地谈论我所光顾的人家。
最后，经过思前想后，我总算悟出是怎么回事来了。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请我去他相识的几个姑娘家吃晚饭。一同去的还有两三位外交部的职员，都是些很和蔼可亲的人，毫无放浪形骸的神态和腔调。而且，我可以发誓，就我而言，整个晚上我都在挺悲伤地思考着那些可怜人儿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我的那份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也没有给那几个姑娘钱，因为我并没有像跟帕多阿娜姑娘那样，让她们有机会赚我的钱。我们从那儿出来时，一个个都挺快活，感情非常相投。此后，我既没再去那些姑娘那里，也没再见到戎维尔先生。然后，过了三四天，午饭后我去戎维尔先生家时，他便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对待我了。我想不出有其他什么原因，除非是因为在那次晚餐上有什么误会了，我见他不肯说个明白，便打定主意，不再见他，但仍继续把拙著寄赠予他。他也常让人向我表示恭维，而且，有一天，在喜剧院休息室遇见他时，他还因我不再去看他而客气地责怪我几句，但我并未因此而再登他家的门。所以，这件事像是赌气而不是绝交。不过，此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也没再听人谈起过他，隔了好多年之后再重登他家的门，未免失之过晚矣。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曾挺经常地去戎维尔先生家，却没把他列入我的友人名单的缘由。
我不再加上许多其他熟人，免得把这份名单拉得太长了。这些熟人或者是不太亲密，或者是因为我不在巴黎而生疏了，不过，我有时候仍旧在乡下看到他们，或者是在我家里，或者是在邻居家中。譬如孔狄亚克神甫、马布利神甫、梅朗先生、拉利夫先生、波瓦热鲁先生、瓦特莱先生、昂斯莱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全写出来就太长了。我要稍稍提一句与马尔让西先生的交往，他是国王的近侍，以前曾是奥尔巴什一伙的，后来同我一样离开了他们，而且也曾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也同我一样与她分手了。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也同我认识，他是一位作家，因喜剧《冒失鬼》曾名噪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前者是我乡下的近邻，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在蒙莫朗西附近。我俩早就认识了，而既是邻里又因阅历上的某些相似之处，我们便更加接近了。德马西先生则在不久之后便死了。他口碑不错，人也聪明，但有点像自己喜剧中的原型，在女人们面前有点自负，死后却并未受到女人们的过分惋惜。
这一时期，有一个通信关系我是不能忽略不计的。他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我得把开始的情况补述一下。此人名叫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布尔先生，是间接税最高法院院长，当时负责出版发行，领导方法既开明又温和，文人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一次也没拜访过他，然而，我总是感觉得出他对我的作品的审查是高抬贵手的，而且，我还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地训斥写文章反对我的人。在刊印《朱丽》时，我又发现他对我十分关照。这样大部头的作品由阿姆斯特丹寄来，邮资是十分昂贵的，而他则有免费邮递权，所以便让把清样寄给他，然后由他父亲、掌玺大臣先生副署，免费转寄给我。当作品正式印行时，他自作主张地让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销完之后再让在法兰西王国发行。我已将自己的手稿卖给了雷伊，这样一来等于是在偷盗雷伊了，所以我不仅未见批文不愿接受归我的这笔钱财——后来他倒是爽快地作了批示——而且我想把这一版销售所得的一百皮斯托尔与他平分，但被他拒绝了。不过，为了这一百个皮斯托尔，我却十分痛心，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未经我同意，便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一塌糊涂，以致这个坏版本没有销完之前，好版本的销售大受影响。
我一向把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作一个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正直的人。我虽遭遇诸多不幸，但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他的正直。但是，他既厚道又软弱，有时因极力地要顾全他所关心的人，反而会有损于他们。他不仅把我的巴黎版让人删去了一百多页，而且，在他赠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个好版本上也作了删节，让人看着有不实之感。在这部作品中的某一处，说到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位亲王的情妇更值得尊敬。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我发誓，绝没影射任何人。在润色这部作品时，我发现有人可能产生了这种联想。然而，我有一条很不谨慎的准则：凡是我的作品，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影射何人的话，我就绝不让人因可能对号入座而有所删节。所以，我绝不愿意删去这句话，只是把我原先用的“国王”一词改为“亲王”而已。这么修改，马尔泽布尔先生觉得不够，他把整句话给删掉了，还特意让人重新印了一页，干净整齐地贴在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本书里。蓬巴杜尔夫人并非不知道这偷梁换柱的一手，因为总有一些好心人把此事告诉了她。而我则是在很久之后，当我感到此事所带来的后果时，才知道的。
另一位贵妇人（）①也是类似情况，在我毫不知晓，甚至在写那段话时我都不认识她的情况之下，她却暗地里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其最初的起因也正是如此。书出来之后，我也认识她了，心里非常忐忑。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他不以为然，让我放心好了，说那位贵妇人没有感到这是对她的冒犯，说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也许稍嫌轻率地信了他的话，就大模大样地放下心来。
入冬之际，我又得到马尔泽布尔先生的一个好心的表示，尽管我认为不宜接受他的盛情，但心里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空位。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仿佛是出自他的主意，建议我去应聘此职。但从他来信（见信函集C，第三十三号）的口气来看，他是经人授意和指派的，而且，他自己在后来的信（见信函集C，第四十七号）中，告诉我说他是受人委托向我提出这一建议的。这个职位的工作并不费事，只不过是每月写两篇摘要，原书有人会给我送来，用不着我亲自往巴黎跑，并且也无须拜谒主管官员，表示谢意。借此，我便可以踏进梅朗先生、克莱罗先生、居伊涅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甫等一流文人的圈中。前二人我早已相识，与后两者结识当然也很好。还有，这个工作很不困难，我轻而易举地便可完成，可竟能因此而得到八百法郎的薪俸。我之所以在作出决定之前，慎重考虑了几个小时，我可以发誓，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惹恼马尔让西并使马尔泽布尔不快。但是，到后来，因不能按自己的时间工作，而且要受时间的约束，我觉得受到限制，难以忍受。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不能很好地完成我必须承担的任务，因此，这后一点占了上风，促使我决心拒绝了不适合我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气只源自对我所要处理的题材的某种内心激情，而且只有对伟大真实美好的热爱才能激发起我的才情。而我要写摘要的大部分书籍的主题以及那些书籍本身与我又有何相干呢？我对要写的东西索然无趣，可能会使我笔端生涩，思维迟钝。人们都以为我能像所有其他文人那样为谋生而写作，而我却从来就只知道凭借激情而写的。这肯定不是《学者报》所需要的。因此，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感谢信，措辞极尽委婉，把我的理由向他详加说明，使他和马尔泽布尔先生都不会以为我是因生气或傲慢而拒绝的。所以他俩都同意了，并未因此而给我脸色看，而且这件事很秘密，公众并未听到一丝风声。
这个建议来得也不是时候，所以我没有接受。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计划着彻底抛开文学，特别是要抛开作家这个行当。我刚刚遭受到的所有一切使我对文人深恶痛绝，而且，我也早就感觉到，要想与他们操同一行当，而又不与之有某些来往是不可能的。我对社交界也痛恨透顶，而且，总的说来，我对自己最近的那种一半属于自我、一半属于我所不适应的社交圈的混合生活也感到痛恨不已。我根据一贯的经验，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任何不平等的交往总是让弱者吃亏。和一些同我所选定的身份完全不同的阔人相处，尽管无须像他们那样大摆排场，但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仿效他们。种种小的花销，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事，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既不可避免，又不堪重负。别人到朋友的乡间别墅去住，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都有自己的仆人伺候着，需要什么就派自己的仆人去拿，根本用不着同主人家发生直接关系，甚至都不用见到他们，何时和怎样给主人的仆人们赏钱，全凭他自己的高兴。可我呢，形单影只，没有仆人，只有听由主人家的仆人们摆布，因此就必须讨他们的欢喜，免得大吃苦头。我因为被视为同他们的主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也就必须拿他们当仆人看待，在赏钱方面甚至要比别人多给些，因为我确确实实更需要他们。如果仆人不多，倒还罢了，但是，在我所去的那些人家，仆役成群，全都非常傲慢、狡猾、警觉——我是指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帮浑蛋很有一套，让我老是离不开他们。巴黎的女人虽说聪明过人，但在这一点上不甚了了，所以，尽管在拼命想让我节省点钱，却把我弄得倾家荡产。如果我在城里离我住处稍远点去吃饭，女主人总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车子，非要派自己的马车去接我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下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可我赏给仆人和车夫的那个埃居她就没有想到。一位夫人若是从巴黎往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给我写信，为了不忍心让我花费四个苏的邮资（）①，便派她的一个仆人给我把信送来。这个仆人大汗淋漓地到了，我就得让他吃饭，还得赏他一个埃居，这是他理应得的。要是她建议我去她的乡间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她心里就会在想：“对这个穷小子来说，这将总能节约点的。在此期间，他的饭费就用不着花一个子儿了。”可她没有想到，在此期间，我什么活也干不成了，我的家用、房租、内衣、外衣，一个钱也少花不了的，理发钱也得多付一倍。总之，在她家住所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花费的要多。尽管我只给我惯常去住的人家的仆人赏钱，但这仍旧让我不堪重负。我可以肯定，我只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住过四五次，但足足花了我二十五个埃居，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我跑得最勤的那五六年中，我则花了一百多皮斯托尔。对于像我这种脾气的人，什么事都不会做，什么事又都不会耍点儿花招，而且又看不得仆人嘟囔，不乐意服侍你，那这番花费是必不可少的。就算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都成了她家的人了，而且帮过仆人们不少的忙，可我让他们帮的忙却是花钱买来的。后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了，我也就完全不给赏钱了，这时候，他们便让我更加痛切地感到与跟自己身份地位不相同的人家来往是很不适宜的。
如果这种生活对我的口味，那么大把花钱买个痛快，自可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寻求烦恼却是太让人无法忍受了。我深切地感到了这种生活的重负，所以便趁我当时所处的自由间隙，下定决心永远自由地生活，彻底弃绝上流社会，放弃写书作文，放弃一切文学交往，把自己的余生封闭于我自觉为之而生的狭小而平静的天地之中。
《致达朗贝尔的信》和《新爱洛伊丝》的收入使我那在退隐庐时已囊空如洗的经济状况稍有了起色。我看到我可拿到将近一千埃居。我完成《新爱洛伊丝》之后立即着手写的《爱弥儿》已差不多要完工了，稿酬大概起码是上面钱数的两倍。我计划着把这笔钱存起来，给自己留一笔终身年金，连同我誊抄的收入，可以使我不用再写作而可以活下去了。我还有两部作品在进行之中。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这部书的情况，发现还得花上好几年。我没有勇气写下去，也没勇气等到它完成之后再执行自己的决定。因此，我放弃了这本书，决定把其中可以独立成篇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付之一炬。我积极地推进这项工作，同时又不间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工夫，我便把《社会契约论》定稿了。
还有一部是《音乐辞典》。这是打零工，可以随时去做，目的只是挣几个钱。我对这个零工可以随意放弃或完成，就看其他收入加起来算一算，看有无必要再挣这份钱。至于《感情伦理学》，仍旧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给放弃了。 ↑返回顶部↑
尽管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挖苦，但这次宴请对我仍有很大的好处，我非常庆幸，没有予以拒绝。我从中不仅看到格里姆和奥尔巴什那帮人的阴谋诡计根本没有把我同我的旧相识们离间开来，而且更使我欣喜的是，我还看出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有大的改变。我终于明白了，圣朗拜尔之所以让乌德托夫人离我远点，更多的是出于醋意，而非鄙夷。这使我感到安慰和宽心。我既深信自己不是我所景仰的人们的蔑视对象，我也就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尽力克制自己的内心情感。如果说我并未完全彻底地扑灭一种有罪的和不幸的痴情的话，那我至少很好地克制住了我余下的情火，以至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一次错误。乌德托夫人仍要我继续誊抄稿子，而且我的作品一出版，我便继续寄赠给她，这使我从她那儿不时地能收到一些口信和短笺，虽然无足轻重，但殷勤亲切。她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后面就会看到。而且，我们仨在断绝交往之后的相互间的行为举止，可以充当正直的人在不宜再见时如何分手的楷模。
这次宴请给我提供的另一个好处是，人们在巴黎都在谈论它，这就使我的仇敌们到处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他们硬说我同参加宴会的所有那些人，特别是同埃皮奈先生，都彻底地闹翻了。我离开退隐庐时，曾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感谢信，他还回了我一封也很彬彬有礼的信。我同他以及他哥哥拉利夫彼此仍旧礼尚往来。拉利夫甚至还来蒙莫朗西看过我，还把他的版画寄过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小姑子和嫂子而外，我同这家人没有一个相处得不好的。
我那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曾获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次的成功对我更为有利。它告诉公众，别相信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流言蜚语。在我搬去退隐庐的时候，那帮人以其惯常的自以为是的态度预言，我在那儿待不了三个月。而当他们见我在那儿待了二十个月，而且在我不得不离开那儿的情况之下，仍旧把居所定在乡间的时候，他们便硬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其实在乡下烦闷得要死，只是生性傲气，宁愿吃尽执拗之苦而死在乡下，也不愿意服软，回到巴黎。《致达朗贝尔的信》中透着一股心灵的温馨，大家都觉得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要是我在乡下坐卧不安的话，我的笔调会流露出来的。我在巴黎时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都笼罩着一种愤懑不平的情绪，而在我于乡间写的第一篇作品中，这种情绪便不复存在了。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家都看见了，我在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个作品，尽管满纸温馨，但由于我的愚笨和一向倒霉，竟为我在文人中间又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就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在男爵家，我俩关系进一步加深。马蒙泰尔当时在主办《法兰西信使》杂志。由于我一向高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期刊撰稿人，而这一次我却偏偏寄了，可又不愿让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作期刊撰稿人才寄给他的，也不愿让他在《法兰西信使》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就在赠书上写明不是赠予《信使》主编，而是赠予马蒙泰尔先生本人的。我以为这是对他的极漂亮的恭维，可他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因此他便成了我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的那篇作品，写得彬彬有礼，但怨情溢于言表。所以从那时起，他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贬损我，并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抨击我。可见，文人易动肝火的那种自尊心有多难伺候，在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小心，别夹杂着任何哪怕极小的模棱两可的意思。
我在各方面都平静下来之后，便利用闲暇和我所处的独立自由，更加有恒心地重新整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弄完了《朱丽》，把它寄给了雷伊，他于第二年将它印了出来。不过，这项工作仍旧被一件小小的、却是挺不愉快的分心事给打断过。我听说有人正准备把《乡村占卜者》重新搬上歌剧院舞台。我看到那帮人竟肆无忌惮地支配我的东西，非常气愤，便重新拿起我曾寄给阿尔让松先生而未见其答复的那份备忘录，修改一番之后，连同一封信，烦请驻日内瓦使节赛隆先生转交给接替阿尔让松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给我个回音的，却未见下文。我把我所做的写信告诉了杜克洛。他与“小小提琴手们”谈了，他们没有说把我的歌剧还给我，而答应把长期入场券还给我，其实，我已不再可能享用它了。我看到自己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便把这事给撇下了，可歌剧院的主管既未答复我的申诉，也不听我的理由，仍继续像是使用自己的东西似的占用《乡村占卜者》，以其牟利。
自从摆脱了那帮暴君的桎梏之后，我便平静而愉快地生活起来。我虽不再享有极其强烈的依恋情趣的魅力，但我也挣脱了这种枷锁的禁锢。我厌烦透了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他们拼命地想支配我的命运，让我不由自主地承受他们所谓的恩惠的奴役。我决定今后保持淳朴和善的交往。这种交往既不妨碍自由，又可增添人生的乐趣，而且，又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我有很多这样的交往，足以使我尝尽自由的甘美，而又不必听任别人支配。而且，我一尝试这种生活，便感到这正是适合我这把年纪的人的生活，可以使我在平静之中安度晚年，远离我刚刚险遭没顶之灾的风暴、纷争和烦恼。
在住在退隐庐以及后来迁至蒙莫朗西的时候，我结识了几个近邻，使我觉得很开心，毫不感到受其束缚。其中，首推年轻的洛瓦索·德·莫勒翁，他当时初入律师界，尚不知将来能有何作为。我不像他似的，对此抱有怀疑。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事业有成的，结果被我言中。我对他预言道，如果他在承办案子时严加选择，并且永远只做正义和道德的卫士，那么，他的天才将受到这种高尚情操的培育，将会与最伟大的雄辩家们的天才不相上下。他听从了我的忠告，而且感觉到颇为见效。他替波尔特先生所作的辩护堪与狄摩西尼（）①相媲美。他每年都到离退隐庐四法里的圣伯利斯度假。那是莫勒翁家的封地，属于他母亲所有，从前，伟大的博絮埃在此住过。就是在这块封地上，类似的大师相继而出，使其高贵名声得以延续。
也是在圣伯利斯，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是个文人雅士，和蔼可亲，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他还介绍我认识了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他俩常有书信往来，相交甚厚，此人后来为我刊印了《爱弥儿》。
在离圣伯利斯更近些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莱村的本堂神甫马尔托尔先生。如果以才取人的话，他生就更适合做政治家和大臣，而非乡村神甫，至少也可以给他一个教区管管。他曾是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巴蒂斯特·卢梭私交甚笃。他既深怀敬意地缅怀那位大名鼎鼎的被放逐者，又对骗子索兰恨得咬牙切齿。他知道许多有关上述两人的罕见逸闻，全都是塞居伊未曾收进卢梭传记手稿中的事，而且他还常肯定地对我说，吕克伯爵从未有任何的抱怨，一直到死都始终保持着对他最热烈的友情。在其主人死后，樊蒂米尔把这块风水宝地给了马尔托尔先生。后者从前曾被聘来处理过很多事情，虽然现在已年老垂暮，但对所处理之事仍记得一清二楚，而且评说得头头是道。他的谈话既不乏教益又生动有趣，根本不像是乡村神甫所言。他把一个社交场上的人的口吻与神职人员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了。在我所有的长期近邻中，他是我与之交往最感愉快的人，是我离开他之后，最感遗憾的人。
我在蒙莫朗西认识一些奥拉托利会会士，其中有物理教授贝蒂埃神甫，他尽管稍带点学究气，但我仍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像个好好先生。然而，我虽喜欢他的朴素无华，却弄不懂他怎么会那么渴望而且还善于往大人物、女人、信徒、哲学家堆里到处乱钻。他善于左右逢源。我非常喜欢同他在一起。我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显然，我的话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嘿嘿地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好好先生。我从他的笑里发觉一种莫名其妙的嘲讽，使他在我眼里的形象便完全改变了，而且，从此以后，我还常常回忆起他那嘲讽的神态。他那个笑简直就像巴努奇买了丹德诺的羊时的笑（）①。我俩自我搬到退隐庐不久便认识了，他常常来看我。我在蒙莫朗西已经住下之后，他却离开那儿，回到巴黎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尔太太。有一天，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代这个女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说格里姆先生主动要求赡养她，并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好心。我听说是给她一笔三百利弗尔的年金，但勒瓦瑟尔太太必须住到舍弗莱特和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去。我不想说这个消息给我产生了什么印象。如果格里姆有一万利弗尔的年金，或者同这个女人有什么让人易于理解的关系的话，如果我把她带到乡下时，他们没给我加上那么大的罪名，而现在他又把她弄到乡下来，仿佛她自那以后变得年轻了似的话，这个消息本不会让我那么吃惊的。我明白，那老太婆之所以想征得我的允许，无非是不想失去我所给她的那一份。其实，即使我不同意，她也会不顾一切地接受的。尽管这份好心善意让我觉得非常意外，但它当时并没像后来那样让我震惊。可是，就算我能料到后来所洞察的所有一切，我也照样得像我所做的、并且是不得不做的那样表示同意的，否则就有与格里姆讨价还价之嫌。从此，贝蒂埃神甫便改变了一点我对他的好好先生的看法。我的这一看法曾让他好笑，并且说明我有多么愚蠢。
就是这位贝蒂埃神甫，他有两个熟人，不知为什么也想认识我。我与他们在趣味方面肯定是毫不搭界的。他们是麦尔基塞代克（）②的子孙，大家都不知其祖籍和家世，可能连其真名实姓也不得而知。他们是冉森教徒，被人以为是化装的教士，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佩带长剑的那种可笑方式使然。他们的一举一动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感，使他们貌似派系头领，而我则从不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报》的。他俩一个高大，慈眉善目，巧言令色，名叫费朗先生；另一个个儿矮，敦实，皮笑肉不笑的，爱争好吵，名叫米纳尔先生。他俩以老表相称。他们一直同达朗贝尔一起，住在巴黎，寄住在他的乳母卢梭太太家里。他们在蒙莫朗西曾租过一座小房子，在那儿度夏。他们自个儿做家务，既无仆人也没跑腿的。他俩每人一个星期，轮流采购、做饭和打扫屋子。他们安排得挺不错，有时候你在我家吃，我到你家吃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起兴趣来。就我而言，我只是因为他们会下棋才对他们感兴趣的。而且，为了能够玩上不大的一盘，得干等上四个钟头。由于他们到处乱钻，什么事都想插上一杠子，所以泰蕾兹管他们叫“长舌妇”，就这样，这个绰号便在蒙莫朗西传开来了。
这就是除了我的房东、老好人马达斯先生而外，我在乡下的主要相识。我在巴黎也有不少熟人，只要我愿意，足以让我在那儿生活得很惬意，远离文人们的干扰。在文人堆里，我只有杜克洛一个朋友了，因为德莱尔还太年轻，而且，尽管他看清了那帮哲学家对我搞的阴谋诡计之后，已经完全摆脱了他们，但我对他轻易地就充当那帮人的代言人来对付我，仍耿耿于怀。
我的朋友中，首先数可敬的老友罗甘先生。他是我美好年代的一位朋友，我与他结交并非因我的作品出了名，而是因为我的为人，正因为如此，我始终保持着与他的友情。还有我的同乡、善良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尚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轻的日内瓦人，名叫库安德，我当时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好小伙子，为人心细、和蔼、热情，却很无知，不知天高地厚，贪馋好吃，自命不凡，我一搬进退隐庐，他就跑来看我，而且，不久便毛遂自荐，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住到了我的家里。他对绘画有点兴趣，并且认识艺术家们。在《朱丽》的版画插图上，他倒是帮了我的忙，他负责指导绘图和制版，而且任务完成得很好。
还有迪潘先生一家。尽管这家人家已不像迪潘夫人风光年代那么名声显赫了，但由于主人们的德高望重以及对聚会宾客的严格挑选，仍旧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庭之一。由于我未曾抛开他们去另攀高枝，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了去自由地生活，所以他们始终对我以朋友相待，而且我也坚信任何时候去迪潘夫人家都会受到很好的接待的。自从他们在克里希购置了一个别墅，我甚至把迪潘夫人视作我的女乡邻中的一个了。我有时去克里希住上一两天，而且，如果迪潘夫人和舍农索夫人关系融洽的话，我可能跑得更勤快些。但是，在同一家人家，夹在两个不和睦的女人中间，让人左右为难，使我觉得在克里希太拘束局促。我同舍农索夫人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亲切，所以我喜欢在德耶更自由地见到她，因为德耶几乎就在我家门口，她在那儿租赁了一间小屋，甚至也喜欢在我家里见到她：她常来我家看我。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虔诚笃信地尊奉宗教之后，便不再与达朗拜尔一伙、马蒙泰尔一伙以及大部分文人来往了。我想，特吕布莱神甫她还见见，因为他那时是个半吊子信徒，不过，她仍旧很讨厌他。而我是她先前一心想结识的人，所以没有失去她的好心关照，而且一直有通信往来。她曾送给我几只勒芒鸡过年，并且打算开春来看我，却与卢森堡夫人的一次旅行冲突了。我在此应对她特别地提上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之中将永远占有一个特殊地位。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之外，我本该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卡利约。他是西班牙驻威尼斯使馆的前秘书，后又受宫廷委派为驻瑞典代办，最后又被任命为驻巴黎使馆的秘书。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突然跑来蒙莫朗西看我。他佩戴着一枚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西班牙勋章，饰有一个美丽的宝石十字架。在提供证件时，他不得已在名字上加了一个字母，成了卡尔利约骑士。我觉得他还是老样子，心地仍旧那么善良，精神面貌一天比一天更可爱。要不是库安德像他惯常那样在我俩之间插一杠子，利用我住得远，慢慢地渗透，并利用我的名义，获得他的信任，而且因过于热情地为我效劳竟取我而代之的话，我本会同他恢复以前那样亲密的友情的。
想起卡尔利约，便使我联想起我乡邻中的一个人来，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他做了一件极不可饶恕的事，必须忏悔。那就是正直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帮过我的忙，在他带着全家来法国旅行时，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租了一个乡间小屋。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近邻，心里高兴极了，就要去看他，不是出于礼貌而是视之为快活的事。我第二天便去拜访了。但路上遇到一些前来看我的人，只好同他们一道折返回来。两天之后，我又去看他，可他同全家一起去巴黎了，午间也未归来。第三次去时，他正在家里，我听见有一些女子的声音，还看见门外有一辆豪华马车，令我望而生畏。我至少希望第一次见到他时，能从从容容，叙叙旧情。总之，我一天一天地往后拖着，以致感到尽此义务已为时太晚，颇觉汗颜，最后竟没拜访他：在胆敢一拖再拖之后，竟没有胆量露面了。这种怠慢理所当然要让勒布隆先生大为恼火，让他觉得我不是疏懒，而是忘恩负义。可是，我的心真的是无罪的。如果做了点真的让勒布隆先生开心的事，即使他不知道，我也坚信他是不会认为我懒惰的。然而，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上的拖拖拉拉，比大的邪恶对我更加有害。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疏忽：我很少做过不该做的事情，但不幸的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却更加做得少。
既然我又谈起了我在威尼斯的旧相识，那就不该忘了与此相关的一位。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已经中断了联系，但时间要晚得多。那就是戎维尔先生。自从他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仍一直对我很好。他很喜欢同我相见，同我聊聊意大利的事以及蒙泰居的蠢事。他在外交部里有很多熟人，是从那儿听到不少有关蒙泰居的笑话的。我也很高兴在他家又见到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们省里买了一个官职，有时因公出差来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地变得极为殷勤好客，甚至都令我感到很不自在。尽管我俩住的街区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有一个星期不到他那儿去吃饭，我俩便要发生龃龉。当他去戎维尔封地时，总想带着我一起去。可是，有一次，一去就待了一个星期，我觉得太长，所以就不再想去了。戎维尔先生无疑是个正直而好客的人，甚至在某些方面甚是可爱，但没有才气，人长得挺漂亮，有点顾影自怜，比较讨厌。他有一本特别的集子，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很欣赏，也拿出来让他的客人鉴赏，但客人们有时并不像他那么感兴趣。那是五十多年来宫廷和巴黎所有滑稽歌剧的很完整的剧集，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别处无法找到的逸闻趣事。这是法国历史的实录，在任何其他国家，是没人会想出来这么搞的。
在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见到我时极为冷淡、生硬，与他平时的态度大相径庭。所以，在让他解释，甚至是请求他说个明白之后，我便走出了他的家门，下定决心不再踏进他家门槛。我只要是受过谁的冷遇，别人就决计不会再在那家人家见到我露面的，而且这儿也没有狄德罗站出来为戎维尔先生辩护。我拼命在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但仍百思不得其解。我深信在谈起他及他的家人时，始终是光明磊落的，因为我是真心地喜欢他，而且，除了他只有好没有坏让我说而外，我还有最不容践踏的一条准则，即总是恭敬有加地谈论我所光顾的人家。
最后，经过思前想后，我总算悟出是怎么回事来了。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请我去他相识的几个姑娘家吃晚饭。一同去的还有两三位外交部的职员，都是些很和蔼可亲的人，毫无放浪形骸的神态和腔调。而且，我可以发誓，就我而言，整个晚上我都在挺悲伤地思考着那些可怜人儿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我的那份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也没有给那几个姑娘钱，因为我并没有像跟帕多阿娜姑娘那样，让她们有机会赚我的钱。我们从那儿出来时，一个个都挺快活，感情非常相投。此后，我既没再去那些姑娘那里，也没再见到戎维尔先生。然后，过了三四天，午饭后我去戎维尔先生家时，他便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对待我了。我想不出有其他什么原因，除非是因为在那次晚餐上有什么误会了，我见他不肯说个明白，便打定主意，不再见他，但仍继续把拙著寄赠予他。他也常让人向我表示恭维，而且，有一天，在喜剧院休息室遇见他时，他还因我不再去看他而客气地责怪我几句，但我并未因此而再登他家的门。所以，这件事像是赌气而不是绝交。不过，此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也没再听人谈起过他，隔了好多年之后再重登他家的门，未免失之过晚矣。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曾挺经常地去戎维尔先生家，却没把他列入我的友人名单的缘由。
我不再加上许多其他熟人，免得把这份名单拉得太长了。这些熟人或者是不太亲密，或者是因为我不在巴黎而生疏了，不过，我有时候仍旧在乡下看到他们，或者是在我家里，或者是在邻居家中。譬如孔狄亚克神甫、马布利神甫、梅朗先生、拉利夫先生、波瓦热鲁先生、瓦特莱先生、昂斯莱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全写出来就太长了。我要稍稍提一句与马尔让西先生的交往，他是国王的近侍，以前曾是奥尔巴什一伙的，后来同我一样离开了他们，而且也曾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也同我一样与她分手了。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也同我认识，他是一位作家，因喜剧《冒失鬼》曾名噪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前者是我乡下的近邻，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在蒙莫朗西附近。我俩早就认识了，而既是邻里又因阅历上的某些相似之处，我们便更加接近了。德马西先生则在不久之后便死了。他口碑不错，人也聪明，但有点像自己喜剧中的原型，在女人们面前有点自负，死后却并未受到女人们的过分惋惜。
这一时期，有一个通信关系我是不能忽略不计的。他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我得把开始的情况补述一下。此人名叫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布尔先生，是间接税最高法院院长，当时负责出版发行，领导方法既开明又温和，文人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一次也没拜访过他，然而，我总是感觉得出他对我的作品的审查是高抬贵手的，而且，我还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地训斥写文章反对我的人。在刊印《朱丽》时，我又发现他对我十分关照。这样大部头的作品由阿姆斯特丹寄来，邮资是十分昂贵的，而他则有免费邮递权，所以便让把清样寄给他，然后由他父亲、掌玺大臣先生副署，免费转寄给我。当作品正式印行时，他自作主张地让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销完之后再让在法兰西王国发行。我已将自己的手稿卖给了雷伊，这样一来等于是在偷盗雷伊了，所以我不仅未见批文不愿接受归我的这笔钱财——后来他倒是爽快地作了批示——而且我想把这一版销售所得的一百皮斯托尔与他平分，但被他拒绝了。不过，为了这一百个皮斯托尔，我却十分痛心，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未经我同意，便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一塌糊涂，以致这个坏版本没有销完之前，好版本的销售大受影响。
我一向把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作一个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正直的人。我虽遭遇诸多不幸，但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他的正直。但是，他既厚道又软弱，有时因极力地要顾全他所关心的人，反而会有损于他们。他不仅把我的巴黎版让人删去了一百多页，而且，在他赠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个好版本上也作了删节，让人看着有不实之感。在这部作品中的某一处，说到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位亲王的情妇更值得尊敬。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我发誓，绝没影射任何人。在润色这部作品时，我发现有人可能产生了这种联想。然而，我有一条很不谨慎的准则：凡是我的作品，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影射何人的话，我就绝不让人因可能对号入座而有所删节。所以，我绝不愿意删去这句话，只是把我原先用的“国王”一词改为“亲王”而已。这么修改，马尔泽布尔先生觉得不够，他把整句话给删掉了，还特意让人重新印了一页，干净整齐地贴在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本书里。蓬巴杜尔夫人并非不知道这偷梁换柱的一手，因为总有一些好心人把此事告诉了她。而我则是在很久之后，当我感到此事所带来的后果时，才知道的。
另一位贵妇人（）①也是类似情况，在我毫不知晓，甚至在写那段话时我都不认识她的情况之下，她却暗地里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其最初的起因也正是如此。书出来之后，我也认识她了，心里非常忐忑。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他不以为然，让我放心好了，说那位贵妇人没有感到这是对她的冒犯，说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也许稍嫌轻率地信了他的话，就大模大样地放下心来。
入冬之际，我又得到马尔泽布尔先生的一个好心的表示，尽管我认为不宜接受他的盛情，但心里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空位。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仿佛是出自他的主意，建议我去应聘此职。但从他来信（见信函集C，第三十三号）的口气来看，他是经人授意和指派的，而且，他自己在后来的信（见信函集C，第四十七号）中，告诉我说他是受人委托向我提出这一建议的。这个职位的工作并不费事，只不过是每月写两篇摘要，原书有人会给我送来，用不着我亲自往巴黎跑，并且也无须拜谒主管官员，表示谢意。借此，我便可以踏进梅朗先生、克莱罗先生、居伊涅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甫等一流文人的圈中。前二人我早已相识，与后两者结识当然也很好。还有，这个工作很不困难，我轻而易举地便可完成，可竟能因此而得到八百法郎的薪俸。我之所以在作出决定之前，慎重考虑了几个小时，我可以发誓，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惹恼马尔让西并使马尔泽布尔不快。但是，到后来，因不能按自己的时间工作，而且要受时间的约束，我觉得受到限制，难以忍受。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不能很好地完成我必须承担的任务，因此，这后一点占了上风，促使我决心拒绝了不适合我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气只源自对我所要处理的题材的某种内心激情，而且只有对伟大真实美好的热爱才能激发起我的才情。而我要写摘要的大部分书籍的主题以及那些书籍本身与我又有何相干呢？我对要写的东西索然无趣，可能会使我笔端生涩，思维迟钝。人们都以为我能像所有其他文人那样为谋生而写作，而我却从来就只知道凭借激情而写的。这肯定不是《学者报》所需要的。因此，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感谢信，措辞极尽委婉，把我的理由向他详加说明，使他和马尔泽布尔先生都不会以为我是因生气或傲慢而拒绝的。所以他俩都同意了，并未因此而给我脸色看，而且这件事很秘密，公众并未听到一丝风声。
这个建议来得也不是时候，所以我没有接受。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计划着彻底抛开文学，特别是要抛开作家这个行当。我刚刚遭受到的所有一切使我对文人深恶痛绝，而且，我也早就感觉到，要想与他们操同一行当，而又不与之有某些来往是不可能的。我对社交界也痛恨透顶，而且，总的说来，我对自己最近的那种一半属于自我、一半属于我所不适应的社交圈的混合生活也感到痛恨不已。我根据一贯的经验，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任何不平等的交往总是让弱者吃亏。和一些同我所选定的身份完全不同的阔人相处，尽管无须像他们那样大摆排场，但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仿效他们。种种小的花销，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事，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既不可避免，又不堪重负。别人到朋友的乡间别墅去住，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都有自己的仆人伺候着，需要什么就派自己的仆人去拿，根本用不着同主人家发生直接关系，甚至都不用见到他们，何时和怎样给主人的仆人们赏钱，全凭他自己的高兴。可我呢，形单影只，没有仆人，只有听由主人家的仆人们摆布，因此就必须讨他们的欢喜，免得大吃苦头。我因为被视为同他们的主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也就必须拿他们当仆人看待，在赏钱方面甚至要比别人多给些，因为我确确实实更需要他们。如果仆人不多，倒还罢了，但是，在我所去的那些人家，仆役成群，全都非常傲慢、狡猾、警觉——我是指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帮浑蛋很有一套，让我老是离不开他们。巴黎的女人虽说聪明过人，但在这一点上不甚了了，所以，尽管在拼命想让我节省点钱，却把我弄得倾家荡产。如果我在城里离我住处稍远点去吃饭，女主人总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车子，非要派自己的马车去接我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下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可我赏给仆人和车夫的那个埃居她就没有想到。一位夫人若是从巴黎往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给我写信，为了不忍心让我花费四个苏的邮资（）①，便派她的一个仆人给我把信送来。这个仆人大汗淋漓地到了，我就得让他吃饭，还得赏他一个埃居，这是他理应得的。要是她建议我去她的乡间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她心里就会在想：“对这个穷小子来说，这将总能节约点的。在此期间，他的饭费就用不着花一个子儿了。”可她没有想到，在此期间，我什么活也干不成了，我的家用、房租、内衣、外衣，一个钱也少花不了的，理发钱也得多付一倍。总之，在她家住所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花费的要多。尽管我只给我惯常去住的人家的仆人赏钱，但这仍旧让我不堪重负。我可以肯定，我只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住过四五次，但足足花了我二十五个埃居，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我跑得最勤的那五六年中，我则花了一百多皮斯托尔。对于像我这种脾气的人，什么事都不会做，什么事又都不会耍点儿花招，而且又看不得仆人嘟囔，不乐意服侍你，那这番花费是必不可少的。就算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都成了她家的人了，而且帮过仆人们不少的忙，可我让他们帮的忙却是花钱买来的。后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了，我也就完全不给赏钱了，这时候，他们便让我更加痛切地感到与跟自己身份地位不相同的人家来往是很不适宜的。
如果这种生活对我的口味，那么大把花钱买个痛快，自可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寻求烦恼却是太让人无法忍受了。我深切地感到了这种生活的重负，所以便趁我当时所处的自由间隙，下定决心永远自由地生活，彻底弃绝上流社会，放弃写书作文，放弃一切文学交往，把自己的余生封闭于我自觉为之而生的狭小而平静的天地之中。
《致达朗贝尔的信》和《新爱洛伊丝》的收入使我那在退隐庐时已囊空如洗的经济状况稍有了起色。我看到我可拿到将近一千埃居。我完成《新爱洛伊丝》之后立即着手写的《爱弥儿》已差不多要完工了，稿酬大概起码是上面钱数的两倍。我计划着把这笔钱存起来，给自己留一笔终身年金，连同我誊抄的收入，可以使我不用再写作而可以活下去了。我还有两部作品在进行之中。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这部书的情况，发现还得花上好几年。我没有勇气写下去，也没勇气等到它完成之后再执行自己的决定。因此，我放弃了这本书，决定把其中可以独立成篇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付之一炬。我积极地推进这项工作，同时又不间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工夫，我便把《社会契约论》定稿了。
还有一部是《音乐辞典》。这是打零工，可以随时去做，目的只是挣几个钱。我对这个零工可以随意放弃或完成，就看其他收入加起来算一算，看有无必要再挣这份钱。至于《感情伦理学》，仍旧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给放弃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