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3 / 5）
合同拟好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针对这部罪不容赦的作品以及它那怙恶不悛的作者而掀起的可怕浪潮使那伙书商吓坏了，因此，出版工作便泡了汤。我本可以将这部作品的后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提并论的，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给我招来仇恨、让我身陷重围的同时，至少也给我留下了尊敬和钦佩。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很惊讶，竟然让我这样一个恶人活在世上。在法国使节煽动下、在检察长操纵下的小议会，针对我的这部作品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眼儿宣称它只配让刽子手拿去烧毁，并且带着近乎滑稽的腔调，说是人们在批驳，甚至是在提一提它时，都会觉得汗颜。我很想能把这篇奇文转录于此，可惜手头没有，而且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我热切盼着我的哪一位热衷于真理和正义的读者，能把《山中来信》从头至尾地再看上一遍。我敢说，他将会感觉到，人们是欲置其作者于死地，对作者进行了明目张胆而残酷凶狠的侮辱，其实这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种泰然自若的节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辱骂，也无法驳斥其论点，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便决定表现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却不愿予以批驳。可是有一点倒是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当作辱骂的话，那他们倒是应该认为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
国民代表们并没有对这个可恶的声明有过任何的抱怨，而是沿着它给他们划定的路线去走。他们非但没有以《山中来信》为荣，反而躲在它的背后，以它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竟然懦弱地不对这篇为他们辩护并且是应他们之邀而写的作品表示敬意，也不为之伸张正义，尽管他们偷偷地从中抽取了全部证据，尽管他们因只是准确地遵循了该作最后的忠告才得以摆脱困境，取得胜利，却不公开引用和指明这部作品。他们曾把这一职责强加于我，我尽了这一职责，我为祖国和他们的事业鞠躬尽瘁了。我请求他们把我的事撇下，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纷争。他们按我的话去做了，而我只是为了不断地请求他们停止争吵，才插手他们的事情的，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仍固执己见的话，一定会被法国压垮的。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个中原委我是明白的，但这儿不是说的地方。
《山中来信》在纳沙泰尔的反响起先是很平淡的。我赠送了一本给蒙莫兰先生，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而且读后也未有异议。他同我一样，有病在身。待病好的时候，他前来看过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风波起来了，书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焚烧了。风暴的中心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很快便移到纳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了特拉维尔谷。在这里，甚至在宗教界尚未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之前，有人就已经在暗中下手，煽动老百姓了。我敢这么说，我在这块地方是应该受到爱戴的，正如我在我所生活过的任何地方受到爱戴一样，因为我乐善好施，周济身边的任何贫困之人，对任何人都予以我力所能及、天经地义的帮助，同所有的人亲近异常，也许有点过火，而且，尽可能地不显山露水，免得引人嫉妒。但是，凡此种种并未能阻止不知受何人暗中唆使的群氓们渐渐地对我不悦，竟至达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辱骂我，不仅是在乡间路上，而且在大街上亦然。曾经得我好处最多的人也是反我最凶的人，甚至有一些我仍在施以恩惠的人，自己不敢抛头露面，却撺掇别人，似乎想以此来洗刷对我感恩戴德的耻辱。蒙莫兰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还没有跳出来。但是，在将近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到了时，他前来我处，劝我不必前往，并向我保证，他不管怎么说并不恨我，绝不会让我不得安生的。我觉得他的客套话很蹊跷。他还向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而我无法想象，我去不去领圣餐同谁有那么大的关系。由于我认为若是让步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再说，我也不愿让公众抓住把柄，斥责我大逆不道，所以我断然地拒绝了牧师，他怏怏而回，并暗示说我会追悔莫及的。
只凭他一个人说话是无法禁止我去领圣餐的，必须由曾接纳我的那个教务会议发话才行，而只要教务会议不发话，我便可大胆前去，无须害怕遭拒。蒙莫兰设法让教会授命他传唤我去教务会议交代我的信仰，若我拒绝，就将我逐出教会。逐出教会一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决定，而且必须以多数票通过才行。但是，以老教友的名义组成此会议的那些乡民，是由其牧师领导，而且心照不宣，是由牧师操纵的，当然是不会与牧师的意见相左的。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对此问题比他还要一窍不通。因此，我被传唤，决定出庭。
如果我善于辞令，如果我的嘴犹如我的笔一样，这会是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对我该是多大的一个胜利啊！我将以多大的优势，又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在那六个乡民面前将那个可怜的牧师驳得体无完肤啊！新教牧师的统治欲使之忘掉了宗教改革的所有原则，所以我只要解释一番他们愚蠢地据之以攻击我的《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就足以让他们想起这些原则，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需发挥一下，那家伙便会乱了阵脚。我不会傻乎乎地只去防守，我很轻易地便能成为攻击者，而又不让他有所察觉，或者让他防不胜防。宗教界的那帮无名鼠辈，既无知又愚蠢，主动地把我推上了我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他们击垮的最有利的地位。唉，可惜！必须口齿伶俐，而且得随机应变，必要之时，必须立即想出点子，掌握语气，找到恰当字眼儿，必须自始至终头脑清醒，镇定自若，一刻也不能乱了方寸。我痛感自己笨嘴拙舌，无随机应变之能力，对自己又能抱什么希望呢？当年，在日内瓦的一个完全呵护我、已决定同意一切的议会面前，我都被弄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而这一次，形势则完全相反，我要与之交手的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不学无术却诡计多端，他将给我设下众多圈套，让我蒙着头往里钻，而且他不抓住我的把柄是绝不罢休的。我越看这个情势，就越觉得危险重重，因此，我感到无法安然摆脱，便想出另一个办法。我考虑拟一篇要去教务会议宣读的演说词，不承认它的权力，从而免了我对它的回答。这事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于是，我便写好了这篇演说词，以未曾有过的极大热情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泰蕾兹见我老是不停地嘟哝、重复那些同样的语句，想法装进脑子里去，便取笑我。我希望最终能把稿子背出来。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将要参加教务会议，也知道不管蒙莫兰如何耍手腕，请吃请喝，大部分老教友对我都深有好感的，而我又有道理、真理、正义、国王的保护、邦议会的权威以及这种宗教裁判的建立与之利害相关的所有善良爱国者的祈愿为我撑腰。凡此种种，都在为我壮胆打气。
指定的那一天的前夕，我已把那篇演说词背熟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宿，我都在脑子里默诵。但到了早上，又背不出来了，磕磕巴巴的。自以为已经进到了那个赫然的教务会议上，心里发毛，语无伦次，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差不多要去的时候，我完全泄了气。我待在家里不去了，决定给教务会议写一封信，仓促地提出些理由，借口身体不适，去不了了，而且，就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我也真的是很难在那次会议上从头坚持到尾的。
牧师见到我的信，颇为尴尬，只好把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说。在此期间，他本人及其手下们，大事活动，想诱惑那些老教友，因为老教友们宁可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愿照他的心意行事，不会跟着宗教界和他人云亦云的。不管他如何酒肉佳肴加好话说尽，除了能笼络住那两三个对他死心塌地、成了他走狗的家伙而外，他未能说动其他任何一个老教友。国王的那位官员以及在这件事上极其热情的皮利上校使老教友们恪守了自己的职责，当蒙莫兰想对驱逐一事进行表决时，教务会议以多数票一下子把他给否决了。于是，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煽动群氓，同他的同事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公开活动，而且十分成功，以至于尽管国王一再颁发严厉诏书，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我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免得国王的那位官员因为保护我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极其模糊，所以对于脑子里想到的东西，理不出头绪，连缀不起来，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零零碎碎，互不连贯。我记得，与宗教界曾有过什么谈判，是蒙莫兰从中撮合的。他假装说是大家害怕我的著作会扰乱地方安宁，有人会责怪这个地方不该让我胡乱地写。他曾暗示我，如果保证放下笔杆子，可以既往不咎。我心里早就有此意愿了，所以毫不迟疑地便答应了宗教界，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只限于不写宗教问题。他竟然立了字据，一式两份，并且作了他所要求的某些改动。由于宗教界没有满足我的条件，我便索回我的字据。他还给我一份，把另一份扣下了，借口说是弄丢了。此后，群氓们受牧师们的公开煽动，无视国王御诏，无视邦议会的命令，简直是无法无天。在宣教台上，我被打成反基督者，在乡间，我被看作狼人（）①一般地被驱赶。我的亚美尼亚服装让群氓们很容易识别，我痛切地感到多有不便。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弃之不穿，我觉得是一种懦弱。我下不了这个狠心，仍旧穿着皮里长袍，戴着皮软帽，静静地在当地散步，遭到无赖们的一片嘲骂，有时还遭到石块的袭击。有好多次，在走过一些人家门前的时候，只听见住在里面的人在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但我并没有赶忙溜走，他们因此更加来气，不过，也只是威胁几句而已，起码是没有动枪。
在这群情激昂之中，我仍旧有两件非常开心的事，令我极其感动。第一件是通过元帅勋爵的关系，我可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纳沙泰尔所有仁人君子对我所受到的虐待以及针对我搞的卑鄙伎俩无不义愤填膺，憎恨诅咒那帮牧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受外人唆使，只不过是那些躲在幕后操纵他们的人的爪牙而已，而且生怕对我的做法最后会导致货真价实的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地方官员，特别是接替迪维尔诺瓦担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全都竭尽全力地在保护我。皮利上校虽然是单枪匹马，却更加尽力，而且收效更大。就是他，想出办法让老教友们恪守职责，让蒙莫兰在教务会议上碰了钉子。由于他有点声望，他就尽其所能地利用它来制止骚动。但他拥有的只是法律、正义和公理的权威，只能用它来与金钱和酒肉对抗，所以并不是势均力敌，而在这一点上，蒙莫兰战胜了他。然而，我对他的关怀、他的热忱是深为感动的，总想以德报德，总想采取什么方式还清他的这份情。我知道，他一直深切盼望着能谋得邦议员的席位，但是他因为在珀蒂皮埃尔牧师一案中不合宫廷意愿，表现欠佳，所以在国王和总督面前失宠了。我斗胆地给元帅勋爵写了封信为他求情，甚至还大胆地提到他所盼望的那个席位。真是走运极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国王几乎立即把这一席位委给了他。就这样，一直把我一面捧得很高，一面将我摔得太低的命运，继续在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正当群氓们把污水往我身上泼的时候，我却造就了一名邦议员。
我的另一大快事就是韦尔德兰夫人带着女儿一起前来看我。她是领着她女儿去布尔波纳洗温泉的，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处住了两三天。她对我倍加关怀和照顾，终于消除了我长期以来对她的厌恶。我的心为她的爱抚所征服，对她此前一直对我所表示的友谊投桃报李了。我对她的这次来访深为感动，特别是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况中，为了鼓足勇气，我极其需要朋友的慰藉。我担心我所受到的群氓们的侮辱使她承受不了，本想不让她看到那些情景，免得让她伤心，但我又办不到。尽管我们一起散步时，她的在场震慑住了那帮无礼的人，但她还是看到了不少情况，能够判断出我单独一人时的情景。甚至就在她在我家住着的时候，我开始在夜间，在自己的住处，受到袭击。她的女仆有一天早晨，发现我的窗户被夜里投掷的石块给堵住了。我门口街边一只沉甸甸的石凳，原是固定着的，被挪动，立着顶住我的门。如果不是发现得早，谁第一个出去开大门，肯定要被砸死的。韦尔德兰夫人对所有这一切全都清楚，因为，除了她目睹的而外，她的心腹男仆在村子里交游甚广，跟所有的人都进行接触，有人甚至见他跟蒙莫兰交谈过。然而，她却似乎对我的遭遇毫不介意，既没跟我提及蒙莫兰，也没跟我谈起过任何人，当我有时跟她谈起时，她也很少回答我。只是她深信我住到英国比待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合适，跟我常常谈到当时正在巴黎的休姆先生，谈他对我多么有感情，谈他多么希望能在他的祖国帮助我。现在该是谈谈这位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名气很大，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一些论商业和政治的书，最近又出版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雷沃神甫的译本渎过一点的他的唯一一部著述。因为没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所以，根据人家跟我谈起的他的情况，我相信休谟先生把一颗共和主义的灵魂与英国人崇尚奢华的悖论结合起来了。根据这一看法，我把他对查理一世的全部颂扬视作一种公正的奇迹，从而对他的道德和才情钦佩之至。结识这位罕见之人和获得他的友情的愿望，大大地增强了我因他的密友布弗莱夫人早已劝过我去英国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心情。我到瑞士之后，经布弗莱夫人之手转来一封他的信，一封极其殷切客气的信，他在信中除对我的才气不惜溢美之词之外，还急切地邀请我去英国，愿运用自己的声望，并把他的朋友们介绍给我，使我在英国过得愉快。我在此地见到他的同胞及朋友元帅勋爵，后者证实了我所认为的休谟先生具有的一切长处，甚至还告诉我一则有关休谟先生的文学逸事，此事令他十分惊讶，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抨击休谟，但其作品付梓时，他人并不在。休谟便负责看他的校样，并监督发行。这种行为举止正好与我的情趣相投。我也正是这样，曾有人写了一首歌攻击我，我却帮他去卖，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跑来跟我眉飞色舞地谈论休谟对我的友情以及他是如何急切地盼着我去英国，以蓬荜生辉——她就是这么说的——的时候，我已完全对休谟怀有深深的好感了。她对我百般鼓动，叫我利用他的这份盛情，叫我给休谟先生去信。由于我天生地不喜欢英国，而且不到走投无路也绝不走这一着棋，所以我拒绝写信去，也不肯应承，但我让她全权处理，为使休谟热情不减，她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她在离开莫蒂埃时，由于已经说尽了这位名人的好话，所以使我深信，他已属于我的一个朋友了，而且她更加是他的好友了。
她一走，蒙莫兰便加紧活动，群氓们更加无法无天了。然而，我仍旧岿然不动地在嘲骂声中散步，而且，因跟迪维尔诺瓦博士在一起而开始感觉兴趣的植物学，给我的散步增添了新的乐趣，使我足迹踏遍全邦，采集标本，对那帮无赖的叫嚣无动于衷。我的镇定自若令他们更加怒不可遏。最使我痛心伤怀的种种事情中的一件是，我看见许多朋友或者称之为朋友的人的家属，也相当公开地加入我的迫害者们的同盟中去了，譬如迪维尔诺瓦一家，我的那位伊莎贝尔的父亲及兄长，我住在她家的那位女友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迪埃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迟钝之极，愚蠢透顶，行为举止粗暴到了极点，所以，为了免得生气，我便拿他寻开心，我按《小先知》的笔调，写了没几页的一本小册子，取名《号称通灵者的山中皮埃尔的梦呓》。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想出法子，挺逗趣地拿当时成为迫害我的借口的那些奇迹嬉笑怒骂了一番。迪贝鲁把这篇东西在日内瓦让人印了出来，因为它在当地影响平平。纳沙泰尔人就是用足了心思，对于这种稍微细腻一点的雅谑，这种风趣，他们就体会不太出来了。
我同一时期还写过一篇东西，用的心思稍许多些，大家将会在我的文稿中见到此手稿。我必须在这里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
在一道道通缉令和迫害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特别起劲，叫嚷得最凶。特别是我的朋友凡尔纳，以一种为神学赴汤蹈火的精神，恰恰选中这个时候，发表一些信件来攻击我，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这些信的口气虽洋洋得意，但并不怎么高明，尽管有人说博物学家博内曾经插手。这位博内，虽说是唯物主义者，但一牵涉到我，他便立即显出他那褊狭的正统派神气来。我当然是不想反驳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中说句话的机会，我便在其中夹进一个颇鄙夷不屑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暴跳如雷。他在日内瓦疯狂地叫嚷，而且迪维尔诺瓦还告诉我说，他气得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不久之后，出现一张匿名的散页印刷品，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①写的。在这个匿名散页印刷品中，我被指斥让自己的孩子们流落街头，自己跟一个包月娼妓厮混，纵情声色，梅毒遍体，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妙语佳言。我不难看出这是出自何人之手。我在读到这篇诽谤短文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要真正重视人世间的名分和声誉。因为我看到一个一辈子从未进过窑子的人，一个其最大的缺点就是腼腆、羞涩如少女的人，被说成是逛窑子的老手，看到自己被人说成是满身梅毒，可我却从未得过一点这样的病，而且这方面的行家甚至认为我根本得不了这种病。经过反复掂量，我认为只有将这篇诽谤短文拿到我住过最久的那座城市去印行，才能更好地批驳它。于是，我便把它寄给迪舍纳，让他照原样印出来，并加上一条按语，把凡尔纳的尊姓大名点出来，再加上几条短注，以澄清事实。让人印了这篇短文之后，我觉得还不满足，我又把它寄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符腾堡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敬重，而且，我当时同他保持通信往来。这位亲王、迪贝鲁和其他一些人似乎不相信凡尔纳会是此词诽谤文的作者，责备我过于轻率地就把他的名字给点了出来。经他们一说，我有所顾虑了，便写信给迪舍纳，让他不要印那篇诽谤文了。居伊写信给我，说是已经抽出不印了。可我并不知道他此话是否当真。我发觉他在许多事情上都谎话连篇的，所以这一次再撒一回谎也不足为奇。从此以后，我便被深深的黑暗给笼罩住了，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真相。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我的指控，其态度之温和简直令人惊诧，特别是他在先前表现得那么暴跳如雷。他给我写了两三封信，非常克制，我觉得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我的回信设法弄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我是否有什么对他不利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信，很短，很干巴，很生硬，但用词却未失礼貌，他一点儿也没动气。接到他的第三封信，我见他想保持一种通信联系，便没再回他的信了，他又通过迪维尔诺瓦向我作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迪贝鲁说，她肯定那篇诽谤文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但是，由于我总归也会弄错的，那样的话我就得正式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让迪维尔诺瓦捎话给他，如果他能向我指出那篇诽谤文的真正作者是谁，或者起码向我证明那不是他写的，我就将向他赔礼道歉，直到他满意为止。不仅如此，我因深深觉得，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冤枉了他的话，我就无权要求他向我证明什么，所以我决定在一篇比较长的声明中写明我深信是他的种种理由，请凡尔纳不能拒绝的一个仲裁人来加以判断。人们将猜不出我选的这个仲裁人是哪一个——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声明的末尾宣称，如果日内瓦议会在审阅了声明，并且做了它认为必要的，而且是它力所能及的成功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那篇诽谤文的作者，那我便立即去向他负荆请罪，直至得到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人生而有之的对正义的爱的信心，从未像在这篇入情入理而又感人肺腑的声明中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那样跃然纸上，我在其中毫不犹豫地把我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们当成了诬蔑者和我的公断人。我把此声明念给迪贝鲁听，他的意见是不要用它，我便没有用它。他劝我等着凡尔纳答应向我提供的证据，我便等着，而且现在还在等。他劝我在等的时候别再吭声，我便默不作声，而且在有生之年也将沉默不语，任人去斥责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名强加给了凡尔纳。可我内心深处坚信，如同坚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地坚信，他就是诽谤文的作者。我的声明在迪贝鲁的手中。万一它能得见天日，人们将在其中看到我所说的种种理由，而且，我希望人们将会从中了解到我的同胞们一直不愿了解的让-雅克的灵魂。
现在该谈一谈我在莫蒂埃的灾难了，该谈一谈我在特拉维尔谷住了两年半，并坚定不移地承受了八个月最卑鄙的虐待之后离开时的情况了。这段不愉快的时期的细枝末节要我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将可以在迪贝鲁发表的有关的那篇事记中看得到，我在下面将要谈谈这篇事记。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动变得更加激烈了。尽管国王连连下诏，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领主和当地官员们对我百般呵护，但老百姓就是把我看作是个反基督者，而且眼见怎么鼓噪也无济于事，便终于想动真格的了。我走在路上，石块已开始向我掷来，不过离得稍微远了点儿，还砸不着我。最后，在九月初开始的莫蒂埃集市之夜，我在住处被袭击了，并且危及所有住在宅子里的人的生命。
午夜时分，只听见屋后长廊里哐啷一声响，随后石块便像雨点般地冲着面对长廊的窗户和门砸来，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我的狗是睡在长廊上的，先还在狂吠，后来也给吓得不敢叫唤了，逃到角落里去，又咬又挠板壁，想逃出去。我听见声响便起来了，正要走出卧房到厨房里去，突然一块石头猛力地掷来，打破窗户，飞过厨房，砸开我的房门，落在了我的床脚下。我若是早起来一秒钟，那石头准砸在我的胸口上。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为了把我引出来，待我一出房门，那块石头正好迎面飞来。我一个箭步蹿进厨房，只见泰蕾兹也早已经起来，浑身筛糠似的朝我跑过来。我俩紧贴着一面墙，避开窗户正面，免遭石块袭击，并商量如何躲避才好，因为跑出去呼救正好让人给砸死。幸好，住在我下面的一个老先生的女仆，听见动静起来了，跑去叫住在我们对门的领主。后者连忙跳下床，匆忙穿上晨衣，立即带上警卫队赶了来。警卫队因有集市，当夜正在巡逻，当时就在附近。领主见被砸得一塌糊涂，脸都吓白了，再一看长廊里满是石头，不禁惊呼：“上帝！成了采石场了！”在察看楼下时，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砸开了，有人想从长廊闯进屋子里来。在研究为何警卫队根本没有发现或阻止骚乱时，大家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当晚的警卫任务虽然已轮到别的村子了，可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要由他们来巡逻。第二天，领主把他的报告呈送给邦议会。两天后，邦议会下令他调查这一事件，答应犒赏揭发罪犯的人，并为揭发人保密，同时，在破案期间，派人警卫我的屋子和与之相邻的领主的屋子，费用由国王负担。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迪维尔诺瓦及其父亲，总而言之，当地的头面人物全都跑来看我，异口同声地劝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我已无法再安然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一教区。我甚至发现，领主也被这帮暴民的愤怒吓破了胆，生怕他们迁怒于他，所以也很愿意看到我尽早离开，免得他左右为难，而且他自己也可以离开此地——我走了之后，他也真的走了。我让步了，而且都没觉得难受，因为看到百姓们对我的仇恨，我的心都碎了，真也受不了了。
我有不止一条退路可以选择。自从韦尔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之后，她给我来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之为“爵士”的沃波尔先生，说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热情，他还建议我去他的一处庄园。韦尔德兰夫人把这个人处描绘得舒适温馨，把那儿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起居叙述得极尽其详，足见那位沃波尔爵士是跟她一起商定好这一计划的。元帅勋爵曾一直劝我住到英国或苏格兰去，也向我提供了他的一处庄园作为我的栖身之地。不过，他后来又向我提出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在他身边，这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些。他最近还告诉过我国王跟他谈起我时说的话，意思是邀请我住到那儿去，而且，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翘首以待我的到来，竟写信给我，催促我顺路去看看她，在她身边住上一段时间。可是，我对瑞士感情甚深，下不了狠心离开它，只要我有可能在瑞士住下去，我就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执行我几个月来一直盘算着的一个计划。我因为怕打断我的叙述，对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说一下。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那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位于比埃纳湖中央。头年夏天，我同迪贝鲁徒步远游时，我们参观过该岛，简直被它给迷住了，自那以后，便总是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在那岛上住下。最大的障碍就是，该岛属伯尔尼人所有。三年前，伯尔尼人曾可耻地将我驱逐出境，所以，除了我的傲岸不容我回到那帮曾经粗暴地对待我的人那儿去之外，我还有理由担心他们在这个岛上比在伊弗东更要让我不得安宁。我曾就此请教过元帅勋爵，他同我的想法一样，认为伯尔尼人会很乐意看到我囿于该岛，作为人质，以使我在将来写东西时有所顾忌。元帅勋爵也曾通过他在科隆比埃府的旧邻斯图尔勒先生就此去试探过他们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找该邦的一些头领谈过，并根据他们的答复，向元帅勋爵保证，伯尔尼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深为羞愧，正求之不得我能住到圣皮埃尔岛上来，保证不会骚扰我的。为了慎之又慎，我在冒险前去居住之前，又通过夏耶上校再去打听一番，夏耶上校证实了上面的说法。由于该岛税务官从他的上司们那儿已接到允许我住进该岛的许可，我认为自己住到税务官家里就没有丝毫的危险了，因为邦首脑和岛主人都默许了。之所以说是默许，是因为我不能指望伯尔尼的大人先生们会公开地承认他们过去对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公正的，不能指望他们会如此这般地违背所有权势者的那条最不容侵犯的信条。
圣皮埃尔岛在纳沙泰尔称为上岗岛，位于比埃纳湖中央，方圆有半法里。地方虽然不大，但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所有主要产物。上面有农田、草场、果园、树林、葡萄园，而且，由于地形起伏不定，整个岛子形成了一个赏心悦目的形状，特别是各个部分无法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而是互相掩映，让人以为该岛比实际上更大。岛的西边是一个很高的平台，与格勒莱斯镇和博纳维尔镇遥相呼应。平台上，有一条长长的林荫道，被一个“大沙龙”拦腰切断。葡萄收获季节，每逢星期天，人们便从邻近的岸边聚到这里，跳舞，娱乐。岛上只有一幢房屋，既宽敞又舒适，由税务官住着，位于一个凹处，大风吹不着它。
岛子南边，五六百步开外，是另一个小岛，比它小得多，荒无人姻，就好像是从前被风暴从大岛吹开去的。砾石中，只长有柳树和春蓼，不过，上面倒是有一高高的小丘，绿草茵茵，赏心怡人，该湖状如一个几乎规则的椭圆，湖岸虽不如日内瓦湖和纳沙泰尔湖那么千姿百态，但依然构成一片美景。特别是西岸，人烟稠密，山脚下是一片片葡萄园，几乎与科特-罗蒂（）①相似，只是所产的葡萄酒却大为逊色。由南往北，还可以在西岸看到圣-让大法官辖区、博纳维尔镇、比埃纳以及湖尽头的尼多镇。有一些非常美丽的村庄点缀在这些镇子中间。
这就是我早已为自己规划好的那个退隐处，我决定离开特拉维尔谷之后，便直奔那儿定居。这一选择非常符合我那平静的爱好和孤独而懒散的性格，所以我把它归入我最为醉心的美梦之中。我觉得，在这个岛子上，我将更加与世人隔绝，更可免遭他们的侮辱，更能被他们遗忘，一句话，更可以沉醉于无所用心和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我真想将自己紧紧地禁锢在这个岛上，和世人不再来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采取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措施，以便摆脱与世人交往的必要。
关键是生活的问题。在该岛上，食品昂贵，运输困难，因此，生活费用很高，加之还得听那个税务官的摆布。由于迪贝鲁很乐意地同我一起作出了安排，他取代了承揽我的全集而又放弃出版的那伙书商，所以上面的那个困难便迎刃而解了。我把出版全集的所有材料全都交给了他。我负责材料的整理和编纂。此外，我还答应将我的回忆录交给他，让他全面保管我的所有文稿。但我提出了一个特别条件，就是只能在我死后才可利用它们，因为一心想着能安安生生地了却此生，不想让公众再想起我来。这么一来，他负责向我支付的终身年金就足以维持我的生活了。元帅勋爵收回了他的全部财产，主动送我一笔年金，达一千二百法郎，我只是把它减了一半之后才收下的。他想把年金的本金给我，因为苦于无处存放，我没答应，所以他就把它交给了迪贝鲁，此钱仍在后者手中，由后者按他和馈赠者商定的标准支付我终身年金。因此，把我跟迪贝鲁订的合同、元帅勋爵所赠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在我死后支付给泰蕾兹——和我要从迪舍纳那儿支取的三百法郎的年金加在一起，我满可以过上一种体体面面的日子了。不光是对我而言，而且在我死后，对泰蕾兹也是如此，因为我把雷伊付给的年金和元帅勋爵赠送的年金加在一起，给她留下了七百法郎的年金。这样，我就不再担心她没有饭吃了，也无须担心自己会饿死了。但是，我命中注定了不得不拒绝财运和劳动给我送上门来的所有财源，注定了我死时将同在世时一样的穷困潦倒。大家可以判断，人们通过断绝我的一切活路，以迫使我接受羞辱和一直处心积虑地想使我身败名裂的那种种安排，我是否会予以接受呢，除非我是自甘堕落。他们又怎么会料到我在这两者之间将作出的抉择呢？他们始终是以其之心度吾之腹。
生活上放心了，其他方面也就无可忧虑了。尽管我把整个世界让给了我的仇敌们去为所欲为，但我在支配我写作的崇高激情中和我的准则的始终如一中，留下了一个心灵的明证，这一明证与我发自本性的一切行为举止是相应相符的。我无须别的什么辩护来驳斥那些诬蔑我的人。他们可以在我的名下描绘出另一个人来，但他们只能欺骗那些甘愿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交给他们去从头至尾地进行批判：我坚信，通过我的种种过错和软弱，通过我不堪忍受任何羁绊的性格，人们将总归会看到一个正直、善良、无怨无恨、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更容易忘记别人的过错的人，一个在爱恋温馨的激情之中寻找自己全部幸福的人，一个凡事都实心实意到了不谨慎，到了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的人。
因此，我可以说是辞别了世事，辞别了我同时代的人，永别尘世，将自己禁锢在这座岛上，度过余生。这就是我的决心。我打算在岛上最终实践我想过的那种无所用心的生活的伟大计划，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把上苍赋予我的那一点点活动能力用于这一计划，但徒劳无益。这座小岛将成为我的帕比玛尼（）①，那个人们可以安睡的甜美梦乡：
人们在此更进一步，可以无所用心。
这“更进一步”是我的全部所需，因为我一向很少因不能安睡而抱憾，所以无所用心对我足矣。而且，只要我无所事事，我宁可醒着梦想而不愿睡着做梦。浪漫计划的年岁已成过去，而虚荣并未使我欢悦，只是让我晕头转向，所以我只剩下一个最后的希望，那就是无拘无束地在永存不逝的闲散中生活。这是另一个世界里幸福之人的生活，我从今往后将把它变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无上幸福。
责备我有那么多矛盾的那些人将又要在这里指责我自相矛盾了。我说过，社交圈子中的无所事事令我对社交场合无法忍受，而我在这里却偏偏去寻求孤独，以追求无所用心。可我正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由于大自然使然，而非我本人的过错。其实，这里面极少矛盾，所以我才始终如故。社交场上的闲散简直是要人命，因为那是必须如此的，而孤独中的闲逸则是美不胜言的，因为它是自由自在的，自觉自愿的。在一伙人中间，无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如此的。我必须或呆坐在一把椅子上，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手脚都不能乱动，不敢随心所欲地跑呀、跳呀、唱呀、叫呀的，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有的只是闲得无聊透顶和拘束得痛苦难耐。我被迫去注意听别人说的那一大堆蠢话，那一句句恭维，并且还不得不绞尽脑汁，以便轮上我时，也插上去说说自己的哑谜和谎言。你们把这也叫闲逸吗？这简直是在受苦役。
我所喜爱的闲逸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那种闲散，抱着双臂待在那儿凡事不做，而且连脑子也不动一动。而我所爱的既是像孩子似的闲逸，不停地动唤，却什么事也不干，又是一个年迈的胡思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却动脑不动手。我喜欢忙乎些没要紧的事，凡事都做一下，却一件也做不完。我喜欢任凭脑子的想象跑来走去的，想好的计划随即改变。我喜欢盯着苍蝇看它飞来飞去，甚至想搬开一块岩石，看看下面藏着什么。我喜欢兴致勃勃地从事一项十年方能完成的工作，可是过不了十分钟又毫不遗憾地将它放弃了。总之，我喜欢整天毫无目的、毫无结果地游来荡去，凡事都只是凭着一时的兴头。 ↑返回顶部↑
国民代表们并没有对这个可恶的声明有过任何的抱怨，而是沿着它给他们划定的路线去走。他们非但没有以《山中来信》为荣，反而躲在它的背后，以它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竟然懦弱地不对这篇为他们辩护并且是应他们之邀而写的作品表示敬意，也不为之伸张正义，尽管他们偷偷地从中抽取了全部证据，尽管他们因只是准确地遵循了该作最后的忠告才得以摆脱困境，取得胜利，却不公开引用和指明这部作品。他们曾把这一职责强加于我，我尽了这一职责，我为祖国和他们的事业鞠躬尽瘁了。我请求他们把我的事撇下，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纷争。他们按我的话去做了，而我只是为了不断地请求他们停止争吵，才插手他们的事情的，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仍固执己见的话，一定会被法国压垮的。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个中原委我是明白的，但这儿不是说的地方。
《山中来信》在纳沙泰尔的反响起先是很平淡的。我赠送了一本给蒙莫兰先生，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而且读后也未有异议。他同我一样，有病在身。待病好的时候，他前来看过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风波起来了，书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焚烧了。风暴的中心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很快便移到纳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了特拉维尔谷。在这里，甚至在宗教界尚未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之前，有人就已经在暗中下手，煽动老百姓了。我敢这么说，我在这块地方是应该受到爱戴的，正如我在我所生活过的任何地方受到爱戴一样，因为我乐善好施，周济身边的任何贫困之人，对任何人都予以我力所能及、天经地义的帮助，同所有的人亲近异常，也许有点过火，而且，尽可能地不显山露水，免得引人嫉妒。但是，凡此种种并未能阻止不知受何人暗中唆使的群氓们渐渐地对我不悦，竟至达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辱骂我，不仅是在乡间路上，而且在大街上亦然。曾经得我好处最多的人也是反我最凶的人，甚至有一些我仍在施以恩惠的人，自己不敢抛头露面，却撺掇别人，似乎想以此来洗刷对我感恩戴德的耻辱。蒙莫兰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还没有跳出来。但是，在将近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到了时，他前来我处，劝我不必前往，并向我保证，他不管怎么说并不恨我，绝不会让我不得安生的。我觉得他的客套话很蹊跷。他还向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而我无法想象，我去不去领圣餐同谁有那么大的关系。由于我认为若是让步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再说，我也不愿让公众抓住把柄，斥责我大逆不道，所以我断然地拒绝了牧师，他怏怏而回，并暗示说我会追悔莫及的。
只凭他一个人说话是无法禁止我去领圣餐的，必须由曾接纳我的那个教务会议发话才行，而只要教务会议不发话，我便可大胆前去，无须害怕遭拒。蒙莫兰设法让教会授命他传唤我去教务会议交代我的信仰，若我拒绝，就将我逐出教会。逐出教会一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决定，而且必须以多数票通过才行。但是，以老教友的名义组成此会议的那些乡民，是由其牧师领导，而且心照不宣，是由牧师操纵的，当然是不会与牧师的意见相左的。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对此问题比他还要一窍不通。因此，我被传唤，决定出庭。
如果我善于辞令，如果我的嘴犹如我的笔一样，这会是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对我该是多大的一个胜利啊！我将以多大的优势，又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在那六个乡民面前将那个可怜的牧师驳得体无完肤啊！新教牧师的统治欲使之忘掉了宗教改革的所有原则，所以我只要解释一番他们愚蠢地据之以攻击我的《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就足以让他们想起这些原则，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需发挥一下，那家伙便会乱了阵脚。我不会傻乎乎地只去防守，我很轻易地便能成为攻击者，而又不让他有所察觉，或者让他防不胜防。宗教界的那帮无名鼠辈，既无知又愚蠢，主动地把我推上了我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他们击垮的最有利的地位。唉，可惜！必须口齿伶俐，而且得随机应变，必要之时，必须立即想出点子，掌握语气，找到恰当字眼儿，必须自始至终头脑清醒，镇定自若，一刻也不能乱了方寸。我痛感自己笨嘴拙舌，无随机应变之能力，对自己又能抱什么希望呢？当年，在日内瓦的一个完全呵护我、已决定同意一切的议会面前，我都被弄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而这一次，形势则完全相反，我要与之交手的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不学无术却诡计多端，他将给我设下众多圈套，让我蒙着头往里钻，而且他不抓住我的把柄是绝不罢休的。我越看这个情势，就越觉得危险重重，因此，我感到无法安然摆脱，便想出另一个办法。我考虑拟一篇要去教务会议宣读的演说词，不承认它的权力，从而免了我对它的回答。这事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于是，我便写好了这篇演说词，以未曾有过的极大热情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泰蕾兹见我老是不停地嘟哝、重复那些同样的语句，想法装进脑子里去，便取笑我。我希望最终能把稿子背出来。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将要参加教务会议，也知道不管蒙莫兰如何耍手腕，请吃请喝，大部分老教友对我都深有好感的，而我又有道理、真理、正义、国王的保护、邦议会的权威以及这种宗教裁判的建立与之利害相关的所有善良爱国者的祈愿为我撑腰。凡此种种，都在为我壮胆打气。
指定的那一天的前夕，我已把那篇演说词背熟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宿，我都在脑子里默诵。但到了早上，又背不出来了，磕磕巴巴的。自以为已经进到了那个赫然的教务会议上，心里发毛，语无伦次，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差不多要去的时候，我完全泄了气。我待在家里不去了，决定给教务会议写一封信，仓促地提出些理由，借口身体不适，去不了了，而且，就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我也真的是很难在那次会议上从头坚持到尾的。
牧师见到我的信，颇为尴尬，只好把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说。在此期间，他本人及其手下们，大事活动，想诱惑那些老教友，因为老教友们宁可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愿照他的心意行事，不会跟着宗教界和他人云亦云的。不管他如何酒肉佳肴加好话说尽，除了能笼络住那两三个对他死心塌地、成了他走狗的家伙而外，他未能说动其他任何一个老教友。国王的那位官员以及在这件事上极其热情的皮利上校使老教友们恪守了自己的职责，当蒙莫兰想对驱逐一事进行表决时，教务会议以多数票一下子把他给否决了。于是，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煽动群氓，同他的同事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公开活动，而且十分成功，以至于尽管国王一再颁发严厉诏书，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我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免得国王的那位官员因为保护我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极其模糊，所以对于脑子里想到的东西，理不出头绪，连缀不起来，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零零碎碎，互不连贯。我记得，与宗教界曾有过什么谈判，是蒙莫兰从中撮合的。他假装说是大家害怕我的著作会扰乱地方安宁，有人会责怪这个地方不该让我胡乱地写。他曾暗示我，如果保证放下笔杆子，可以既往不咎。我心里早就有此意愿了，所以毫不迟疑地便答应了宗教界，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只限于不写宗教问题。他竟然立了字据，一式两份，并且作了他所要求的某些改动。由于宗教界没有满足我的条件，我便索回我的字据。他还给我一份，把另一份扣下了，借口说是弄丢了。此后，群氓们受牧师们的公开煽动，无视国王御诏，无视邦议会的命令，简直是无法无天。在宣教台上，我被打成反基督者，在乡间，我被看作狼人（）①一般地被驱赶。我的亚美尼亚服装让群氓们很容易识别，我痛切地感到多有不便。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弃之不穿，我觉得是一种懦弱。我下不了这个狠心，仍旧穿着皮里长袍，戴着皮软帽，静静地在当地散步，遭到无赖们的一片嘲骂，有时还遭到石块的袭击。有好多次，在走过一些人家门前的时候，只听见住在里面的人在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但我并没有赶忙溜走，他们因此更加来气，不过，也只是威胁几句而已，起码是没有动枪。
在这群情激昂之中，我仍旧有两件非常开心的事，令我极其感动。第一件是通过元帅勋爵的关系，我可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纳沙泰尔所有仁人君子对我所受到的虐待以及针对我搞的卑鄙伎俩无不义愤填膺，憎恨诅咒那帮牧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受外人唆使，只不过是那些躲在幕后操纵他们的人的爪牙而已，而且生怕对我的做法最后会导致货真价实的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地方官员，特别是接替迪维尔诺瓦担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全都竭尽全力地在保护我。皮利上校虽然是单枪匹马，却更加尽力，而且收效更大。就是他，想出办法让老教友们恪守职责，让蒙莫兰在教务会议上碰了钉子。由于他有点声望，他就尽其所能地利用它来制止骚动。但他拥有的只是法律、正义和公理的权威，只能用它来与金钱和酒肉对抗，所以并不是势均力敌，而在这一点上，蒙莫兰战胜了他。然而，我对他的关怀、他的热忱是深为感动的，总想以德报德，总想采取什么方式还清他的这份情。我知道，他一直深切盼望着能谋得邦议员的席位，但是他因为在珀蒂皮埃尔牧师一案中不合宫廷意愿，表现欠佳，所以在国王和总督面前失宠了。我斗胆地给元帅勋爵写了封信为他求情，甚至还大胆地提到他所盼望的那个席位。真是走运极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国王几乎立即把这一席位委给了他。就这样，一直把我一面捧得很高，一面将我摔得太低的命运，继续在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正当群氓们把污水往我身上泼的时候，我却造就了一名邦议员。
我的另一大快事就是韦尔德兰夫人带着女儿一起前来看我。她是领着她女儿去布尔波纳洗温泉的，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处住了两三天。她对我倍加关怀和照顾，终于消除了我长期以来对她的厌恶。我的心为她的爱抚所征服，对她此前一直对我所表示的友谊投桃报李了。我对她的这次来访深为感动，特别是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况中，为了鼓足勇气，我极其需要朋友的慰藉。我担心我所受到的群氓们的侮辱使她承受不了，本想不让她看到那些情景，免得让她伤心，但我又办不到。尽管我们一起散步时，她的在场震慑住了那帮无礼的人，但她还是看到了不少情况，能够判断出我单独一人时的情景。甚至就在她在我家住着的时候，我开始在夜间，在自己的住处，受到袭击。她的女仆有一天早晨，发现我的窗户被夜里投掷的石块给堵住了。我门口街边一只沉甸甸的石凳，原是固定着的，被挪动，立着顶住我的门。如果不是发现得早，谁第一个出去开大门，肯定要被砸死的。韦尔德兰夫人对所有这一切全都清楚，因为，除了她目睹的而外，她的心腹男仆在村子里交游甚广，跟所有的人都进行接触，有人甚至见他跟蒙莫兰交谈过。然而，她却似乎对我的遭遇毫不介意，既没跟我提及蒙莫兰，也没跟我谈起过任何人，当我有时跟她谈起时，她也很少回答我。只是她深信我住到英国比待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合适，跟我常常谈到当时正在巴黎的休姆先生，谈他对我多么有感情，谈他多么希望能在他的祖国帮助我。现在该是谈谈这位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名气很大，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一些论商业和政治的书，最近又出版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雷沃神甫的译本渎过一点的他的唯一一部著述。因为没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所以，根据人家跟我谈起的他的情况，我相信休谟先生把一颗共和主义的灵魂与英国人崇尚奢华的悖论结合起来了。根据这一看法，我把他对查理一世的全部颂扬视作一种公正的奇迹，从而对他的道德和才情钦佩之至。结识这位罕见之人和获得他的友情的愿望，大大地增强了我因他的密友布弗莱夫人早已劝过我去英国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心情。我到瑞士之后，经布弗莱夫人之手转来一封他的信，一封极其殷切客气的信，他在信中除对我的才气不惜溢美之词之外，还急切地邀请我去英国，愿运用自己的声望，并把他的朋友们介绍给我，使我在英国过得愉快。我在此地见到他的同胞及朋友元帅勋爵，后者证实了我所认为的休谟先生具有的一切长处，甚至还告诉我一则有关休谟先生的文学逸事，此事令他十分惊讶，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抨击休谟，但其作品付梓时，他人并不在。休谟便负责看他的校样，并监督发行。这种行为举止正好与我的情趣相投。我也正是这样，曾有人写了一首歌攻击我，我却帮他去卖，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跑来跟我眉飞色舞地谈论休谟对我的友情以及他是如何急切地盼着我去英国，以蓬荜生辉——她就是这么说的——的时候，我已完全对休谟怀有深深的好感了。她对我百般鼓动，叫我利用他的这份盛情，叫我给休谟先生去信。由于我天生地不喜欢英国，而且不到走投无路也绝不走这一着棋，所以我拒绝写信去，也不肯应承，但我让她全权处理，为使休谟热情不减，她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她在离开莫蒂埃时，由于已经说尽了这位名人的好话，所以使我深信，他已属于我的一个朋友了，而且她更加是他的好友了。
她一走，蒙莫兰便加紧活动，群氓们更加无法无天了。然而，我仍旧岿然不动地在嘲骂声中散步，而且，因跟迪维尔诺瓦博士在一起而开始感觉兴趣的植物学，给我的散步增添了新的乐趣，使我足迹踏遍全邦，采集标本，对那帮无赖的叫嚣无动于衷。我的镇定自若令他们更加怒不可遏。最使我痛心伤怀的种种事情中的一件是，我看见许多朋友或者称之为朋友的人的家属，也相当公开地加入我的迫害者们的同盟中去了，譬如迪维尔诺瓦一家，我的那位伊莎贝尔的父亲及兄长，我住在她家的那位女友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迪埃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迟钝之极，愚蠢透顶，行为举止粗暴到了极点，所以，为了免得生气，我便拿他寻开心，我按《小先知》的笔调，写了没几页的一本小册子，取名《号称通灵者的山中皮埃尔的梦呓》。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想出法子，挺逗趣地拿当时成为迫害我的借口的那些奇迹嬉笑怒骂了一番。迪贝鲁把这篇东西在日内瓦让人印了出来，因为它在当地影响平平。纳沙泰尔人就是用足了心思，对于这种稍微细腻一点的雅谑，这种风趣，他们就体会不太出来了。
我同一时期还写过一篇东西，用的心思稍许多些，大家将会在我的文稿中见到此手稿。我必须在这里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
在一道道通缉令和迫害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特别起劲，叫嚷得最凶。特别是我的朋友凡尔纳，以一种为神学赴汤蹈火的精神，恰恰选中这个时候，发表一些信件来攻击我，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这些信的口气虽洋洋得意，但并不怎么高明，尽管有人说博物学家博内曾经插手。这位博内，虽说是唯物主义者，但一牵涉到我，他便立即显出他那褊狭的正统派神气来。我当然是不想反驳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中说句话的机会，我便在其中夹进一个颇鄙夷不屑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暴跳如雷。他在日内瓦疯狂地叫嚷，而且迪维尔诺瓦还告诉我说，他气得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不久之后，出现一张匿名的散页印刷品，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①写的。在这个匿名散页印刷品中，我被指斥让自己的孩子们流落街头，自己跟一个包月娼妓厮混，纵情声色，梅毒遍体，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妙语佳言。我不难看出这是出自何人之手。我在读到这篇诽谤短文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要真正重视人世间的名分和声誉。因为我看到一个一辈子从未进过窑子的人，一个其最大的缺点就是腼腆、羞涩如少女的人，被说成是逛窑子的老手，看到自己被人说成是满身梅毒，可我却从未得过一点这样的病，而且这方面的行家甚至认为我根本得不了这种病。经过反复掂量，我认为只有将这篇诽谤短文拿到我住过最久的那座城市去印行，才能更好地批驳它。于是，我便把它寄给迪舍纳，让他照原样印出来，并加上一条按语，把凡尔纳的尊姓大名点出来，再加上几条短注，以澄清事实。让人印了这篇短文之后，我觉得还不满足，我又把它寄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符腾堡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敬重，而且，我当时同他保持通信往来。这位亲王、迪贝鲁和其他一些人似乎不相信凡尔纳会是此词诽谤文的作者，责备我过于轻率地就把他的名字给点了出来。经他们一说，我有所顾虑了，便写信给迪舍纳，让他不要印那篇诽谤文了。居伊写信给我，说是已经抽出不印了。可我并不知道他此话是否当真。我发觉他在许多事情上都谎话连篇的，所以这一次再撒一回谎也不足为奇。从此以后，我便被深深的黑暗给笼罩住了，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真相。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我的指控，其态度之温和简直令人惊诧，特别是他在先前表现得那么暴跳如雷。他给我写了两三封信，非常克制，我觉得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我的回信设法弄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我是否有什么对他不利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信，很短，很干巴，很生硬，但用词却未失礼貌，他一点儿也没动气。接到他的第三封信，我见他想保持一种通信联系，便没再回他的信了，他又通过迪维尔诺瓦向我作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迪贝鲁说，她肯定那篇诽谤文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但是，由于我总归也会弄错的，那样的话我就得正式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让迪维尔诺瓦捎话给他，如果他能向我指出那篇诽谤文的真正作者是谁，或者起码向我证明那不是他写的，我就将向他赔礼道歉，直到他满意为止。不仅如此，我因深深觉得，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冤枉了他的话，我就无权要求他向我证明什么，所以我决定在一篇比较长的声明中写明我深信是他的种种理由，请凡尔纳不能拒绝的一个仲裁人来加以判断。人们将猜不出我选的这个仲裁人是哪一个——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声明的末尾宣称，如果日内瓦议会在审阅了声明，并且做了它认为必要的，而且是它力所能及的成功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那篇诽谤文的作者，那我便立即去向他负荆请罪，直至得到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人生而有之的对正义的爱的信心，从未像在这篇入情入理而又感人肺腑的声明中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那样跃然纸上，我在其中毫不犹豫地把我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们当成了诬蔑者和我的公断人。我把此声明念给迪贝鲁听，他的意见是不要用它，我便没有用它。他劝我等着凡尔纳答应向我提供的证据，我便等着，而且现在还在等。他劝我在等的时候别再吭声，我便默不作声，而且在有生之年也将沉默不语，任人去斥责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名强加给了凡尔纳。可我内心深处坚信，如同坚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地坚信，他就是诽谤文的作者。我的声明在迪贝鲁的手中。万一它能得见天日，人们将在其中看到我所说的种种理由，而且，我希望人们将会从中了解到我的同胞们一直不愿了解的让-雅克的灵魂。
现在该谈一谈我在莫蒂埃的灾难了，该谈一谈我在特拉维尔谷住了两年半，并坚定不移地承受了八个月最卑鄙的虐待之后离开时的情况了。这段不愉快的时期的细枝末节要我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将可以在迪贝鲁发表的有关的那篇事记中看得到，我在下面将要谈谈这篇事记。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动变得更加激烈了。尽管国王连连下诏，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领主和当地官员们对我百般呵护，但老百姓就是把我看作是个反基督者，而且眼见怎么鼓噪也无济于事，便终于想动真格的了。我走在路上，石块已开始向我掷来，不过离得稍微远了点儿，还砸不着我。最后，在九月初开始的莫蒂埃集市之夜，我在住处被袭击了，并且危及所有住在宅子里的人的生命。
午夜时分，只听见屋后长廊里哐啷一声响，随后石块便像雨点般地冲着面对长廊的窗户和门砸来，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我的狗是睡在长廊上的，先还在狂吠，后来也给吓得不敢叫唤了，逃到角落里去，又咬又挠板壁，想逃出去。我听见声响便起来了，正要走出卧房到厨房里去，突然一块石头猛力地掷来，打破窗户，飞过厨房，砸开我的房门，落在了我的床脚下。我若是早起来一秒钟，那石头准砸在我的胸口上。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为了把我引出来，待我一出房门，那块石头正好迎面飞来。我一个箭步蹿进厨房，只见泰蕾兹也早已经起来，浑身筛糠似的朝我跑过来。我俩紧贴着一面墙，避开窗户正面，免遭石块袭击，并商量如何躲避才好，因为跑出去呼救正好让人给砸死。幸好，住在我下面的一个老先生的女仆，听见动静起来了，跑去叫住在我们对门的领主。后者连忙跳下床，匆忙穿上晨衣，立即带上警卫队赶了来。警卫队因有集市，当夜正在巡逻，当时就在附近。领主见被砸得一塌糊涂，脸都吓白了，再一看长廊里满是石头，不禁惊呼：“上帝！成了采石场了！”在察看楼下时，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砸开了，有人想从长廊闯进屋子里来。在研究为何警卫队根本没有发现或阻止骚乱时，大家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当晚的警卫任务虽然已轮到别的村子了，可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要由他们来巡逻。第二天，领主把他的报告呈送给邦议会。两天后，邦议会下令他调查这一事件，答应犒赏揭发罪犯的人，并为揭发人保密，同时，在破案期间，派人警卫我的屋子和与之相邻的领主的屋子，费用由国王负担。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迪维尔诺瓦及其父亲，总而言之，当地的头面人物全都跑来看我，异口同声地劝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我已无法再安然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一教区。我甚至发现，领主也被这帮暴民的愤怒吓破了胆，生怕他们迁怒于他，所以也很愿意看到我尽早离开，免得他左右为难，而且他自己也可以离开此地——我走了之后，他也真的走了。我让步了，而且都没觉得难受，因为看到百姓们对我的仇恨，我的心都碎了，真也受不了了。
我有不止一条退路可以选择。自从韦尔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之后，她给我来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之为“爵士”的沃波尔先生，说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热情，他还建议我去他的一处庄园。韦尔德兰夫人把这个人处描绘得舒适温馨，把那儿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起居叙述得极尽其详，足见那位沃波尔爵士是跟她一起商定好这一计划的。元帅勋爵曾一直劝我住到英国或苏格兰去，也向我提供了他的一处庄园作为我的栖身之地。不过，他后来又向我提出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在他身边，这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些。他最近还告诉过我国王跟他谈起我时说的话，意思是邀请我住到那儿去，而且，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翘首以待我的到来，竟写信给我，催促我顺路去看看她，在她身边住上一段时间。可是，我对瑞士感情甚深，下不了狠心离开它，只要我有可能在瑞士住下去，我就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执行我几个月来一直盘算着的一个计划。我因为怕打断我的叙述，对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说一下。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那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位于比埃纳湖中央。头年夏天，我同迪贝鲁徒步远游时，我们参观过该岛，简直被它给迷住了，自那以后，便总是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在那岛上住下。最大的障碍就是，该岛属伯尔尼人所有。三年前，伯尔尼人曾可耻地将我驱逐出境，所以，除了我的傲岸不容我回到那帮曾经粗暴地对待我的人那儿去之外，我还有理由担心他们在这个岛上比在伊弗东更要让我不得安宁。我曾就此请教过元帅勋爵，他同我的想法一样，认为伯尔尼人会很乐意看到我囿于该岛，作为人质，以使我在将来写东西时有所顾忌。元帅勋爵也曾通过他在科隆比埃府的旧邻斯图尔勒先生就此去试探过他们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找该邦的一些头领谈过，并根据他们的答复，向元帅勋爵保证，伯尔尼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深为羞愧，正求之不得我能住到圣皮埃尔岛上来，保证不会骚扰我的。为了慎之又慎，我在冒险前去居住之前，又通过夏耶上校再去打听一番，夏耶上校证实了上面的说法。由于该岛税务官从他的上司们那儿已接到允许我住进该岛的许可，我认为自己住到税务官家里就没有丝毫的危险了，因为邦首脑和岛主人都默许了。之所以说是默许，是因为我不能指望伯尔尼的大人先生们会公开地承认他们过去对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公正的，不能指望他们会如此这般地违背所有权势者的那条最不容侵犯的信条。
圣皮埃尔岛在纳沙泰尔称为上岗岛，位于比埃纳湖中央，方圆有半法里。地方虽然不大，但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所有主要产物。上面有农田、草场、果园、树林、葡萄园，而且，由于地形起伏不定，整个岛子形成了一个赏心悦目的形状，特别是各个部分无法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而是互相掩映，让人以为该岛比实际上更大。岛的西边是一个很高的平台，与格勒莱斯镇和博纳维尔镇遥相呼应。平台上，有一条长长的林荫道，被一个“大沙龙”拦腰切断。葡萄收获季节，每逢星期天，人们便从邻近的岸边聚到这里，跳舞，娱乐。岛上只有一幢房屋，既宽敞又舒适，由税务官住着，位于一个凹处，大风吹不着它。
岛子南边，五六百步开外，是另一个小岛，比它小得多，荒无人姻，就好像是从前被风暴从大岛吹开去的。砾石中，只长有柳树和春蓼，不过，上面倒是有一高高的小丘，绿草茵茵，赏心怡人，该湖状如一个几乎规则的椭圆，湖岸虽不如日内瓦湖和纳沙泰尔湖那么千姿百态，但依然构成一片美景。特别是西岸，人烟稠密，山脚下是一片片葡萄园，几乎与科特-罗蒂（）①相似，只是所产的葡萄酒却大为逊色。由南往北，还可以在西岸看到圣-让大法官辖区、博纳维尔镇、比埃纳以及湖尽头的尼多镇。有一些非常美丽的村庄点缀在这些镇子中间。
这就是我早已为自己规划好的那个退隐处，我决定离开特拉维尔谷之后，便直奔那儿定居。这一选择非常符合我那平静的爱好和孤独而懒散的性格，所以我把它归入我最为醉心的美梦之中。我觉得，在这个岛子上，我将更加与世人隔绝，更可免遭他们的侮辱，更能被他们遗忘，一句话，更可以沉醉于无所用心和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我真想将自己紧紧地禁锢在这个岛上，和世人不再来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采取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措施，以便摆脱与世人交往的必要。
关键是生活的问题。在该岛上，食品昂贵，运输困难，因此，生活费用很高，加之还得听那个税务官的摆布。由于迪贝鲁很乐意地同我一起作出了安排，他取代了承揽我的全集而又放弃出版的那伙书商，所以上面的那个困难便迎刃而解了。我把出版全集的所有材料全都交给了他。我负责材料的整理和编纂。此外，我还答应将我的回忆录交给他，让他全面保管我的所有文稿。但我提出了一个特别条件，就是只能在我死后才可利用它们，因为一心想着能安安生生地了却此生，不想让公众再想起我来。这么一来，他负责向我支付的终身年金就足以维持我的生活了。元帅勋爵收回了他的全部财产，主动送我一笔年金，达一千二百法郎，我只是把它减了一半之后才收下的。他想把年金的本金给我，因为苦于无处存放，我没答应，所以他就把它交给了迪贝鲁，此钱仍在后者手中，由后者按他和馈赠者商定的标准支付我终身年金。因此，把我跟迪贝鲁订的合同、元帅勋爵所赠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在我死后支付给泰蕾兹——和我要从迪舍纳那儿支取的三百法郎的年金加在一起，我满可以过上一种体体面面的日子了。不光是对我而言，而且在我死后，对泰蕾兹也是如此，因为我把雷伊付给的年金和元帅勋爵赠送的年金加在一起，给她留下了七百法郎的年金。这样，我就不再担心她没有饭吃了，也无须担心自己会饿死了。但是，我命中注定了不得不拒绝财运和劳动给我送上门来的所有财源，注定了我死时将同在世时一样的穷困潦倒。大家可以判断，人们通过断绝我的一切活路，以迫使我接受羞辱和一直处心积虑地想使我身败名裂的那种种安排，我是否会予以接受呢，除非我是自甘堕落。他们又怎么会料到我在这两者之间将作出的抉择呢？他们始终是以其之心度吾之腹。
生活上放心了，其他方面也就无可忧虑了。尽管我把整个世界让给了我的仇敌们去为所欲为，但我在支配我写作的崇高激情中和我的准则的始终如一中，留下了一个心灵的明证，这一明证与我发自本性的一切行为举止是相应相符的。我无须别的什么辩护来驳斥那些诬蔑我的人。他们可以在我的名下描绘出另一个人来，但他们只能欺骗那些甘愿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交给他们去从头至尾地进行批判：我坚信，通过我的种种过错和软弱，通过我不堪忍受任何羁绊的性格，人们将总归会看到一个正直、善良、无怨无恨、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更容易忘记别人的过错的人，一个在爱恋温馨的激情之中寻找自己全部幸福的人，一个凡事都实心实意到了不谨慎，到了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的人。
因此，我可以说是辞别了世事，辞别了我同时代的人，永别尘世，将自己禁锢在这座岛上，度过余生。这就是我的决心。我打算在岛上最终实践我想过的那种无所用心的生活的伟大计划，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把上苍赋予我的那一点点活动能力用于这一计划，但徒劳无益。这座小岛将成为我的帕比玛尼（）①，那个人们可以安睡的甜美梦乡：
人们在此更进一步，可以无所用心。
这“更进一步”是我的全部所需，因为我一向很少因不能安睡而抱憾，所以无所用心对我足矣。而且，只要我无所事事，我宁可醒着梦想而不愿睡着做梦。浪漫计划的年岁已成过去，而虚荣并未使我欢悦，只是让我晕头转向，所以我只剩下一个最后的希望，那就是无拘无束地在永存不逝的闲散中生活。这是另一个世界里幸福之人的生活，我从今往后将把它变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无上幸福。
责备我有那么多矛盾的那些人将又要在这里指责我自相矛盾了。我说过，社交圈子中的无所事事令我对社交场合无法忍受，而我在这里却偏偏去寻求孤独，以追求无所用心。可我正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由于大自然使然，而非我本人的过错。其实，这里面极少矛盾，所以我才始终如故。社交场上的闲散简直是要人命，因为那是必须如此的，而孤独中的闲逸则是美不胜言的，因为它是自由自在的，自觉自愿的。在一伙人中间，无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如此的。我必须或呆坐在一把椅子上，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手脚都不能乱动，不敢随心所欲地跑呀、跳呀、唱呀、叫呀的，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有的只是闲得无聊透顶和拘束得痛苦难耐。我被迫去注意听别人说的那一大堆蠢话，那一句句恭维，并且还不得不绞尽脑汁，以便轮上我时，也插上去说说自己的哑谜和谎言。你们把这也叫闲逸吗？这简直是在受苦役。
我所喜爱的闲逸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那种闲散，抱着双臂待在那儿凡事不做，而且连脑子也不动一动。而我所爱的既是像孩子似的闲逸，不停地动唤，却什么事也不干，又是一个年迈的胡思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却动脑不动手。我喜欢忙乎些没要紧的事，凡事都做一下，却一件也做不完。我喜欢任凭脑子的想象跑来走去的，想好的计划随即改变。我喜欢盯着苍蝇看它飞来飞去，甚至想搬开一块岩石，看看下面藏着什么。我喜欢兴致勃勃地从事一项十年方能完成的工作，可是过不了十分钟又毫不遗憾地将它放弃了。总之，我喜欢整天毫无目的、毫无结果地游来荡去，凡事都只是凭着一时的兴头。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