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最伟大的力量根植于同情心（2 / 5）
“歌德，”拜因教授说，“一直与悲伤无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最大可能的聪明来理解人们的痛苦，可是只要着手行动使他们摆脱痛苦，就肯定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因而悲伤只能刺伤他的心灵，打乱他的生活，除此别无他用。”（注：拜因《性格研究》）
在圣奥古斯丁、巴克斯特、乔纳森、爱德华兹、亚历山大·克诺克斯等人的著作中，读者将会发现，在他们关于神的真理和人的职责的观点中，宗教情感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亚历山大·克诺克斯说：“与其说同情心最能够激起感情，毋宁说除此别无他途。心灵必须作用于心灵，活人的观念对于所有的心灵交融来说，都是最基本的。”真正的坚强只能存在于善本身被找到的时候，不管这种善是尽单纯的法律义务，还是解除对美德的限制。善能够单独反作用于人的性格。
人之所以获得新生，很少是因为抽象的真理，而是由于通过善和同情心所表现出来的神圣的激情。这是“让全世界都邪恶”的自然界所没有的。一个把自身投入到别人的存在中的人，在以各种方式——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全身心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就对别人施加了一种神圣的影响。他被最强大的安全卫士守卫着，向自私提出挑战。考验过后，他仍然谦卑而高贵。凯隆·默兹雷曾经用自己的双手表明，同情和互相帮助能够转化成一种快乐，能够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它减轻痛苦和悲伤——这种原理是基督教的伟大发现之一，具有和科学原理中的新发现同样的意义。
最好的和最高贵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维伯弗斯主教以其同情心而闻名天下。有人问他的一位朋友：“维伯弗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同情心。”这是他早就想好的答案。主教是一个胸怀宽广、慷慨宽容、行动自由的人。他常常活动在最基层的社会，把自己的心灵和灵魂投入到每一个有着美好目的的计划中。任何在他看来值得努力的事情，他都会带头去做。结果往往成功。
同情心是对他人的苦难、艰辛和懦弱的感受能力。诺曼·迈克雷德曾说，同情心是他性格中最先也是最后的事物。他发现人性中有许多有趣的东西，而最平凡的男人或女人都被迫放弃了这其中存有的某些优越性。“当他每一次来看我时，”一个铁匠说，“他觉得自己就是铁匠，不会在我心中留下什么救世主般悲天悯人的印象，但一直都在，就是这般自然。”毕竟，人是人的所有行动的中心，因此人心中有什么以及流露出什么，就是唯一重要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就要同情和主动，他的感受就应该和他人联系在一起。只有我们人类，才能踏上跨越人间限制之路。
当诺曼·迈克雷德即将前往格拉斯哥行使他的男爵职权时，他说：“我们需要活着的人，不是他们的书籍，也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本人……贫穷困苦者、衣食无着者、浪子和伤心人，由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也没做，因而能够看到和感知从那诉说着内心的光明与宁静、展示着疲惫心灵发现和享有的休憩之所的眼睛里悄悄放射出来的爱。他们能够理解和欣赏完全的无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简直难以想象的事物。这种无私，把常常注视舒适精致的屋子的目光，带到一个肮脏混乱的陌生处所。这种无私，使自己能以一种那么友善的话语、那么温柔的拥抱表达出来，以至于陪伴他们一生。”这些话成了他行使格拉斯哥男爵职权的主要指南。
“我的打算是，”他又说，“对我们的人民加以认真的训练，使他们履行自己的个人义务，诸如扎实地工作；保持健康、清醒、友善、谨慎、纯洁；作为父母的家庭义务；作为社会成员的谦恭诚实的义务；诺言的兑现；作为独立工人的服从；对他们的国家——不管是对统治者还是对司法行政——的义务；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政府的了解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之前已经极大地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因而迫切需要展开更广泛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之上，应把这些原则潜移默化地带到他们中间去。”
迈克雷德的话同样可以应用于伦敦，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富有也最贫穷的城市。很少有人会知道伦敦的东部居住着无数的穷人、病人和不幸者。一些人拿出钱来帮助他们，却很少有人会施舍自己的时间和头脑。不过，已故的爱德华·丹尼森却是一个例外。他全身心投入到改造伦敦东部贫穷状况的工作中去。他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建立了几所小银行。他知道，改造一个人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多余收入从酒吧里抢过来，提供给他的家人和未来。他不断地在那里建起了学校、阅览室和教堂，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人从不幸中拯救了出来。可是，面对这么多人，他的力量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一件最怪异的事情是，”他说，“在当今世界最富强的国家里，居然有如此大量的人口每年受到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事实是，我们近20年来接受了不可思议的财富，却没有对与之相关的背景加以反思，也没有提醒我们自己对这种成就所需要的艰辛和牺牲加以关注。”丹尼森仅仅起了一个开头作用，在他的成果能够被收集起来之前，他就逝世了。但是，如果谁愿意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前面仍然有他所标画出来的广大的义务天地。
下面是约瑟芬·迈斯特在他艰难困苦的一生行将结束之际发出的呼吁：“我不知道一个流氓的一生是怎样的——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然而，我知道一个平庸者的一生是令人厌恶的。在这个愚蠢的星球上行走的芸芸众生之中，那些真正为善、对社会有用的人何其少也！在那些能够被称为‘他为善事而奔走’的人面前，在那些成功地教育、安慰和解放他人的人面前，在那些为了做善事而真正做出牺牲的人面前，在那些隐姓埋名、对世界一无所求的慈善英雄面前，我无法报以一言，只能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人们的日常奔走为的是什么？在这千千万万个人当中，又有几人能够坦然地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做过什么？我是否促进了普遍性的工作？我留给这个世界的，究竟是善还是恶？’”
塔尔弗德法官的遗言是：“如果有人问我，消除英国社会中的各种差别，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将用一句话回答他：‘最需要的是同情心’。”缺乏同情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罪恶。我们的时代，有着一条巨大的裂口，它把社会划分为许多阶级。富人远离穷人，穷人也远离富人。一个阶级拒绝付出自己的同情心和领导责任；另一个阶级则拒绝付出自己的服从与尊敬。
旧的社会法则是：世界必须由那些友善的、热心的监护人来统治；命运的无常，部分是由那些天生高贵的人的自发的仁慈和爱心行为来弥补。可是这一切如今都不见了。现在的法则是：毫不顾及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是我们地球空间的北极星；任何横在它路上的障碍，都将被我们饥饿的铁蹄践踏得粉碎。
在雇工和雇主之间，同情心看来业已消失殆尽。在大工厂区，主人和工人分开居住，他们彼此一无所知，互相之间也缺乏同情心。如果工人需要提高工资，罢工就发生了；如果雇主需要减低工资，裁员就发生了。罢工和裁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人提议开协商会，可是它的结果有时好，有时则不妙。焰火越扇越高，话锋越来越激烈。有时，雇主的房子被送进了火堆，他的马车也被烧毁。于是招来了骑兵和步兵，一切都停止了。显而易见，这种行为对于双方的头脑和心灵，造成了多么大的创伤啊！
对于家庭服务，我们又该怎么评价？至少在大城市里，人们已不再需要同情心了。不断地变换继续着——一个服务大军紧接着另一个。家庭生活不再能够以物物交换的原则进行——金钱就是一切，服务就是一切。本来，女仆进入我们的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是被当成家庭的一员。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虽然女仆的帮助对我们日常的舒适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她现在只不过是被看成一个受雇的人，她只为那么多的通用货币而按照主人的安排行事。她生活在厨房里，睡在走廊里。除了这两个与她的工作有关的地方，她对任何地方都不感兴趣。主人和仆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心，宛如两个住在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
一位女士向我们写信谈到了安妮·玛凯，她与自己的主人罗伯特·狄克生活在一起，没有小费，也没有报酬，主人死后，她也没有接受他那可怜的遗物。信中说：“她的独立精神确实弥足珍贵，在我们的农民中间，这种精神已经变得十分罕见了。哪儿还有这种精神，哪儿就应该倍加珍惜，因为在今天，事物的变化从不停息，而且越来越快，以至于旧观念转眼间就被颠覆。随着她和她那一代人的消失，我担心，她对她主人的这种感情将会在新的一代人中变得闻所未闻。当我听到或读到主人对自己的仆人缺乏同情心的事例时，我就深感愤怒——好像铁路、汽船和少量知识造成了仆人对我们原有感情的变化，而我们仍然能够维持旧有的那种关系似的。她们渴望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她们是无法满意的。”
同情心的缺失成了社会的通行病。我们互不认识，也互不关心。自私的根已经扎得极深。在追求快乐或财富的过程中，我们彼此僵硬而漠然。每个人都急切地奔向自己的路程，对他人则漠不关心。我们从未考虑过是否帮助那些负担比我们自己重的人。塔尔弗德法官的遗言（注：拜因《性格研究》）指出了这种现有状况的可悲之处。它使人们对欺诈和犯罪行为熟视无睹。无法充分认识人类之间的兄弟关系，在自私而执着地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既忽视使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得以完美的企盼，也忽视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加以关注的追求。
懒惰而自私的人，很少在意自己身外的世界。他从来对被遗弃者或穷困者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说，“自己照顾自己吧。我凭什么要帮助他们？他们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什么！他们在受苦受难？这个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每天都有。无法治好，就只有忍受。千百年后，它还会是老样子！”
即使是死者的声音，也很少能唤醒“别管”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对自己的享乐、自己的事情或自己的懒惰，都是极端投入，对别人的呻吟声却充耳不闻。讨论贫穷、无知或苦难，这使他愤怒。“让他们自生自灭吧，”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干涉他们？让他们自己帮助自己。”与“别管”相比，懒惰还算是一只活跃的动物。
然而，“别管”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摆脱。漠不关心，一个从不同情和帮助别人的人，往往会得到公正的报应。某人对几条街外的居民所呼吸的污秽的、引发瘟疫的空气漠不关心，可是，那儿滋生的瘟疫，难免会散布到他的房子里，甚至夺去他自己的生命；某人对犯罪、无知和贫穷漠不关心，可是，夜贼和小偷也是会找到他头上的；某人对贫穷漠不关心，可他每半年就必须付出沉重的“救济税金”；某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可是，国家有常用作战争基金的收入调节税。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别管”毕竟不是一种廉价的态度。
把“别管”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的使命就是搅起一场人人皆知的大灾祸：“少一颗钉子马掌就掉了；少一只蹄铁马就废了；少一匹马人就危险了。”伽利欧（英国民间故事中一位冷漠而懒散、不负责任的人）就是这样一位“别管”，有人告诉我们，他“对你们这些事情从不关心”。像伽利欧这种“别管”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政治经济学家们说，雇主和雇工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一种金钱交易——做多少事，就给多少钱。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学家计算中必须加以认识的关系。可是，在道德家、哲学家、政治家、“人”看来，在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中，必须有一条社会纽带，它从两者均具备的、作为人就必然具有的同情心中生长出来，把一定的责任和爱心强加于双方，并让双方各占据自己应得的位置。而且双方均应该友爱，崇敬不朽的事物。这种崇敬，只能存在于作为活着的人的真正的尊严感之中，不仅渗透入信仰，而且渗透入情感地带。没有它，任何对社会状况的改进都毫无希望。
“是的！”西尼·史密斯说，“这是一个功利主义至上的社会。人们活得如此僵硬，以至于你驾驶一辆宽轮马车从他们身上碾压过去，也看不到任何压痕。如果你拿一个手钻在他身上打孔，我相信，也只有一些碎屑从他身上掉下来。这个社会仅仅是把人当成机器，至于情感和心灵，却从未进入过他们的考虑范围。”
我们的诚实、忠心、无私，都到哪里去了？诚实已经成为一门失传的技术，除了金钱。现在即使是互相的尊敬也不多见。“尊敬别人，别人才会尊敬你。”赫伯特说。我们必须回归原来去寻求如今业已消失的指导性原理。那时候，工人与主人之间彼此互相尊敬。许多年来，我们的工人赚取的收入一直远多于欧洲其他国家工人。可是不久，这个时代就接近了尾声。铁路和汽船使得所有国家的工资接近于同一水平。当所有的阶级必须开始新生活之时，一个新的时代也就宣告来临。
这个新时代，并不需要太多文字上的文明，例如反思、思虑和操行等习惯。金钱买不到最高的快乐。只有心灵、品位和判断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幸福，并使他回归最高级的存在形式。
彭斯说——
身份与地位，
包括伦敦银行里的财富，
它们始终无法使人获得安宁与休憩。
真正的神圣，
它不在局促的房间里，
抑或书中，哪怕在草地上。 ↑返回顶部↑
在圣奥古斯丁、巴克斯特、乔纳森、爱德华兹、亚历山大·克诺克斯等人的著作中，读者将会发现，在他们关于神的真理和人的职责的观点中，宗教情感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亚历山大·克诺克斯说：“与其说同情心最能够激起感情，毋宁说除此别无他途。心灵必须作用于心灵，活人的观念对于所有的心灵交融来说，都是最基本的。”真正的坚强只能存在于善本身被找到的时候，不管这种善是尽单纯的法律义务，还是解除对美德的限制。善能够单独反作用于人的性格。
人之所以获得新生，很少是因为抽象的真理，而是由于通过善和同情心所表现出来的神圣的激情。这是“让全世界都邪恶”的自然界所没有的。一个把自身投入到别人的存在中的人，在以各种方式——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全身心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就对别人施加了一种神圣的影响。他被最强大的安全卫士守卫着，向自私提出挑战。考验过后，他仍然谦卑而高贵。凯隆·默兹雷曾经用自己的双手表明，同情和互相帮助能够转化成一种快乐，能够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它减轻痛苦和悲伤——这种原理是基督教的伟大发现之一，具有和科学原理中的新发现同样的意义。
最好的和最高贵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维伯弗斯主教以其同情心而闻名天下。有人问他的一位朋友：“维伯弗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同情心。”这是他早就想好的答案。主教是一个胸怀宽广、慷慨宽容、行动自由的人。他常常活动在最基层的社会，把自己的心灵和灵魂投入到每一个有着美好目的的计划中。任何在他看来值得努力的事情，他都会带头去做。结果往往成功。
同情心是对他人的苦难、艰辛和懦弱的感受能力。诺曼·迈克雷德曾说，同情心是他性格中最先也是最后的事物。他发现人性中有许多有趣的东西，而最平凡的男人或女人都被迫放弃了这其中存有的某些优越性。“当他每一次来看我时，”一个铁匠说，“他觉得自己就是铁匠，不会在我心中留下什么救世主般悲天悯人的印象，但一直都在，就是这般自然。”毕竟，人是人的所有行动的中心，因此人心中有什么以及流露出什么，就是唯一重要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就要同情和主动，他的感受就应该和他人联系在一起。只有我们人类，才能踏上跨越人间限制之路。
当诺曼·迈克雷德即将前往格拉斯哥行使他的男爵职权时，他说：“我们需要活着的人，不是他们的书籍，也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本人……贫穷困苦者、衣食无着者、浪子和伤心人，由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也没做，因而能够看到和感知从那诉说着内心的光明与宁静、展示着疲惫心灵发现和享有的休憩之所的眼睛里悄悄放射出来的爱。他们能够理解和欣赏完全的无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简直难以想象的事物。这种无私，把常常注视舒适精致的屋子的目光，带到一个肮脏混乱的陌生处所。这种无私，使自己能以一种那么友善的话语、那么温柔的拥抱表达出来，以至于陪伴他们一生。”这些话成了他行使格拉斯哥男爵职权的主要指南。
“我的打算是，”他又说，“对我们的人民加以认真的训练，使他们履行自己的个人义务，诸如扎实地工作；保持健康、清醒、友善、谨慎、纯洁；作为父母的家庭义务；作为社会成员的谦恭诚实的义务；诺言的兑现；作为独立工人的服从；对他们的国家——不管是对统治者还是对司法行政——的义务；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政府的了解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之前已经极大地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因而迫切需要展开更广泛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之上，应把这些原则潜移默化地带到他们中间去。”
迈克雷德的话同样可以应用于伦敦，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富有也最贫穷的城市。很少有人会知道伦敦的东部居住着无数的穷人、病人和不幸者。一些人拿出钱来帮助他们，却很少有人会施舍自己的时间和头脑。不过，已故的爱德华·丹尼森却是一个例外。他全身心投入到改造伦敦东部贫穷状况的工作中去。他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建立了几所小银行。他知道，改造一个人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多余收入从酒吧里抢过来，提供给他的家人和未来。他不断地在那里建起了学校、阅览室和教堂，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人从不幸中拯救了出来。可是，面对这么多人，他的力量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一件最怪异的事情是，”他说，“在当今世界最富强的国家里，居然有如此大量的人口每年受到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事实是，我们近20年来接受了不可思议的财富，却没有对与之相关的背景加以反思，也没有提醒我们自己对这种成就所需要的艰辛和牺牲加以关注。”丹尼森仅仅起了一个开头作用，在他的成果能够被收集起来之前，他就逝世了。但是，如果谁愿意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前面仍然有他所标画出来的广大的义务天地。
下面是约瑟芬·迈斯特在他艰难困苦的一生行将结束之际发出的呼吁：“我不知道一个流氓的一生是怎样的——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然而，我知道一个平庸者的一生是令人厌恶的。在这个愚蠢的星球上行走的芸芸众生之中，那些真正为善、对社会有用的人何其少也！在那些能够被称为‘他为善事而奔走’的人面前，在那些成功地教育、安慰和解放他人的人面前，在那些为了做善事而真正做出牺牲的人面前，在那些隐姓埋名、对世界一无所求的慈善英雄面前，我无法报以一言，只能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人们的日常奔走为的是什么？在这千千万万个人当中，又有几人能够坦然地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做过什么？我是否促进了普遍性的工作？我留给这个世界的，究竟是善还是恶？’”
塔尔弗德法官的遗言是：“如果有人问我，消除英国社会中的各种差别，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将用一句话回答他：‘最需要的是同情心’。”缺乏同情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罪恶。我们的时代，有着一条巨大的裂口，它把社会划分为许多阶级。富人远离穷人，穷人也远离富人。一个阶级拒绝付出自己的同情心和领导责任；另一个阶级则拒绝付出自己的服从与尊敬。
旧的社会法则是：世界必须由那些友善的、热心的监护人来统治；命运的无常，部分是由那些天生高贵的人的自发的仁慈和爱心行为来弥补。可是这一切如今都不见了。现在的法则是：毫不顾及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是我们地球空间的北极星；任何横在它路上的障碍，都将被我们饥饿的铁蹄践踏得粉碎。
在雇工和雇主之间，同情心看来业已消失殆尽。在大工厂区，主人和工人分开居住，他们彼此一无所知，互相之间也缺乏同情心。如果工人需要提高工资，罢工就发生了；如果雇主需要减低工资，裁员就发生了。罢工和裁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人提议开协商会，可是它的结果有时好，有时则不妙。焰火越扇越高，话锋越来越激烈。有时，雇主的房子被送进了火堆，他的马车也被烧毁。于是招来了骑兵和步兵，一切都停止了。显而易见，这种行为对于双方的头脑和心灵，造成了多么大的创伤啊！
对于家庭服务，我们又该怎么评价？至少在大城市里，人们已不再需要同情心了。不断地变换继续着——一个服务大军紧接着另一个。家庭生活不再能够以物物交换的原则进行——金钱就是一切，服务就是一切。本来，女仆进入我们的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是被当成家庭的一员。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虽然女仆的帮助对我们日常的舒适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她现在只不过是被看成一个受雇的人，她只为那么多的通用货币而按照主人的安排行事。她生活在厨房里，睡在走廊里。除了这两个与她的工作有关的地方，她对任何地方都不感兴趣。主人和仆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心，宛如两个住在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
一位女士向我们写信谈到了安妮·玛凯，她与自己的主人罗伯特·狄克生活在一起，没有小费，也没有报酬，主人死后，她也没有接受他那可怜的遗物。信中说：“她的独立精神确实弥足珍贵，在我们的农民中间，这种精神已经变得十分罕见了。哪儿还有这种精神，哪儿就应该倍加珍惜，因为在今天，事物的变化从不停息，而且越来越快，以至于旧观念转眼间就被颠覆。随着她和她那一代人的消失，我担心，她对她主人的这种感情将会在新的一代人中变得闻所未闻。当我听到或读到主人对自己的仆人缺乏同情心的事例时，我就深感愤怒——好像铁路、汽船和少量知识造成了仆人对我们原有感情的变化，而我们仍然能够维持旧有的那种关系似的。她们渴望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她们是无法满意的。”
同情心的缺失成了社会的通行病。我们互不认识，也互不关心。自私的根已经扎得极深。在追求快乐或财富的过程中，我们彼此僵硬而漠然。每个人都急切地奔向自己的路程，对他人则漠不关心。我们从未考虑过是否帮助那些负担比我们自己重的人。塔尔弗德法官的遗言（注：拜因《性格研究》）指出了这种现有状况的可悲之处。它使人们对欺诈和犯罪行为熟视无睹。无法充分认识人类之间的兄弟关系，在自私而执着地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既忽视使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得以完美的企盼，也忽视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加以关注的追求。
懒惰而自私的人，很少在意自己身外的世界。他从来对被遗弃者或穷困者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说，“自己照顾自己吧。我凭什么要帮助他们？他们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什么！他们在受苦受难？这个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每天都有。无法治好，就只有忍受。千百年后，它还会是老样子！”
即使是死者的声音，也很少能唤醒“别管”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对自己的享乐、自己的事情或自己的懒惰，都是极端投入，对别人的呻吟声却充耳不闻。讨论贫穷、无知或苦难，这使他愤怒。“让他们自生自灭吧，”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干涉他们？让他们自己帮助自己。”与“别管”相比，懒惰还算是一只活跃的动物。
然而，“别管”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摆脱。漠不关心，一个从不同情和帮助别人的人，往往会得到公正的报应。某人对几条街外的居民所呼吸的污秽的、引发瘟疫的空气漠不关心，可是，那儿滋生的瘟疫，难免会散布到他的房子里，甚至夺去他自己的生命；某人对犯罪、无知和贫穷漠不关心，可是，夜贼和小偷也是会找到他头上的；某人对贫穷漠不关心，可他每半年就必须付出沉重的“救济税金”；某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可是，国家有常用作战争基金的收入调节税。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别管”毕竟不是一种廉价的态度。
把“别管”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的使命就是搅起一场人人皆知的大灾祸：“少一颗钉子马掌就掉了；少一只蹄铁马就废了；少一匹马人就危险了。”伽利欧（英国民间故事中一位冷漠而懒散、不负责任的人）就是这样一位“别管”，有人告诉我们，他“对你们这些事情从不关心”。像伽利欧这种“别管”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政治经济学家们说，雇主和雇工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一种金钱交易——做多少事，就给多少钱。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学家计算中必须加以认识的关系。可是，在道德家、哲学家、政治家、“人”看来，在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中，必须有一条社会纽带，它从两者均具备的、作为人就必然具有的同情心中生长出来，把一定的责任和爱心强加于双方，并让双方各占据自己应得的位置。而且双方均应该友爱，崇敬不朽的事物。这种崇敬，只能存在于作为活着的人的真正的尊严感之中，不仅渗透入信仰，而且渗透入情感地带。没有它，任何对社会状况的改进都毫无希望。
“是的！”西尼·史密斯说，“这是一个功利主义至上的社会。人们活得如此僵硬，以至于你驾驶一辆宽轮马车从他们身上碾压过去，也看不到任何压痕。如果你拿一个手钻在他身上打孔，我相信，也只有一些碎屑从他身上掉下来。这个社会仅仅是把人当成机器，至于情感和心灵，却从未进入过他们的考虑范围。”
我们的诚实、忠心、无私，都到哪里去了？诚实已经成为一门失传的技术，除了金钱。现在即使是互相的尊敬也不多见。“尊敬别人，别人才会尊敬你。”赫伯特说。我们必须回归原来去寻求如今业已消失的指导性原理。那时候，工人与主人之间彼此互相尊敬。许多年来，我们的工人赚取的收入一直远多于欧洲其他国家工人。可是不久，这个时代就接近了尾声。铁路和汽船使得所有国家的工资接近于同一水平。当所有的阶级必须开始新生活之时，一个新的时代也就宣告来临。
这个新时代，并不需要太多文字上的文明，例如反思、思虑和操行等习惯。金钱买不到最高的快乐。只有心灵、品位和判断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幸福，并使他回归最高级的存在形式。
彭斯说——
身份与地位，
包括伦敦银行里的财富，
它们始终无法使人获得安宁与休憩。
真正的神圣，
它不在局促的房间里，
抑或书中，哪怕在草地上。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