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最伟大的力量根植于同情心（4 / 5）
“是的，可是你知道我们是1盒火柴都不需要的。”
“那么，我两盒只要1便士。”男孩儿最后说。
“为了摆脱他，”绅士后来在一本英文杂志中回忆说，“我买了1盒，可是没有零钱，于是我对他说，我明天再买。”
“喔，请买下它们吧，”男孩儿再次哀求，“我可以跑去把零钱找开。我实在太饿了。”
于是，我给了他1先令，他跑远了。我在那儿等着，可是一直不见他回来。于是我就想，我们把1先令丢了。可是我们仍然相信男孩儿那张脸，不愿把他往坏处想。
深夜的时候，一位侍者进来说，一个小男孩儿想见我。当他被带进来时，我发现他是拿走我那1先令男孩儿的弟弟。他同样衣衫褴褛、贫穷、干瘦。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捻着自己的衣襟，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然后他说：“您是从桑狄那儿买了1盒火柴的那位先生吗？”
“是的！”
“哦，那么，这是1先令剩下的4便士。桑狄不能来了，他非常糟糕。一辆马车撞上他，把他撞倒了。他丢了帽子，丢了火柴，也把您的11便士丢了。他的双腿断了，他非常糟糕，医生说他活不了了。这是他能够给您的找头。”
可怜的小男孩儿把4便士放在桌上，然后伤心地哭了。我把小男孩儿安慰了一番。绅士继续写道：“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去看桑狄。”
“我发现两个小家伙和他们肮脏、酗酒的继母生活在一起。他们亲生的父母亲已经死了。可怜的桑狄躺在一堆木屑上面。我一进去，他就知道是我。他说：‘我换了找头，先生，正要回来，一匹马把我撞倒了，我的双腿断了。鲁比，小鲁比！我肯定活不了了。我走了，谁来照看你？你将怎么办？鲁比？’我拉住可怜的桑狄的手，告诉他，我将永远照顾鲁比。他懂得了我所说的，使劲看着我，好像要向我表示谢意。然后，光彩从他那蓝色的眼睛里消失了，在这一刻：
他沐浴在上帝的光辉里，
像孩子躺在母亲的胸口。
一切痛苦消失，
疲倦的人从此安眠。”
同情心使人性显得绚丽多彩。其同义词正是爱心。它能够满足伤心人和被压迫者的需要。不管哪儿有暴行、无知和悲伤，同情心都会出手安慰和抚平。悲伤的眼神、呻吟的声音，将会紧紧抱住同情心，不让它离开。出于同情和公正，现时代许多最大的事件才得以产生。难道还要我们提起英国、美国和法国奴隶制的废除、文盲的受教育、主日学校的普及、禁酒的努力、最高阶级的男男女女以如此大的兴趣所致力于的下层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吗？
同情心有着广阔的天地。爱上帝的人——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就会爱他的邻人，因此不失公正、真诚和仁慈。“公正的人，”玛西隆说，“是超乎世界及其万事万物之上的。一切众生匍匐于他脚下，而他则是上帝的属臣。”看望病人、访问寡妇和孤儿、参加慈善事业、帮助消除贫穷——所有这些都需要勤奋、慈悲和爱心。
“不管你怎么，”马迪洛说，“看待基督教热情的失败和错误，但你认为更富理性的热情，往往却连基督教仁慈的一半功劳都没有。即使基督教热情迷失了自己的目标，它仍然能够影响其他更冷静的热情所无法影响的人。要不是有教会，到哪儿去找教会学校？要不是有困难重重、饱受攻击的传教大军，文明的进步阵线到哪儿去立足？世上的野蛮人到哪儿去受教育？要不是有对人的灵魂的尊敬，对各种弥补身心缺憾的形式，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将要等待多久？基督徒也许做过许多蠢事，但影响明智者的又是谁？他们也许对世界过分藐视，但又是谁使它变得更适合人居住？”而且，“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只要一接触活生生的宗教精神，就会变得敬畏上帝，就会出现一种精神的转型。破布扔掉了，家具购置了，疾病痊愈了，孩子聪明了，争吵停止了，艰难的时期度过了，一切比原来更好，一度沉闷而忧郁的悲伤，被希望和信任驱赶得无影无踪。”
“即使是最穷最穷的人，”沃兹沃斯说，“都能由于几句小小的祝福，而变成父亲和商人。”一个皮匠在朴次茅斯创立了一所贫民免费学校。古斯雷博士对他的评价是：“约翰·帕恩兹是人性的骄傲，他的名字应该被刻上不列颠海岸线内的最高纪念碑上。”一位印刷工人在古鲁瑟斯特创办了英语主日学校，他的名字更应该被刻上纪念碑。一位制鞋匠从纽卡斯尔出发到印度传教，一名女工在格拉斯哥创办了“铸造厂男孩儿宗教协会”。
穷人对自己需要什么，了解得比富人清楚。在大城市里，我们见到穷人的孩子，他们脸上忧心忡忡、眉头紧锁，这种景象是最令人难过的。富人和穷人分开而居、互不相熟，众多藩篱阻止他们的社会交往。穷人除了自己的阶级之外，就没有什么社会，他们没法摆脱与粗野无知共处的命运。许多穷人的孩子活在世上，似乎就是专门与父母亲的食物作对。他们被胡乱养大成人，过早进入艰难的现实生活。对上流社会来说，穷人只是一群野蛮国家的居民。
只有穷人才能真实而确切地理解穷人，唯有他们才知道各自的苦难遭遇以及各自对同情心和爱心的需求。如果人们愿意，尽可以讲一讲富人的仁慈，可是这与穷人的相比，它们简直就不值一提。在贫穷的季节，在患病的时候、在险恶的环境里、在悲伤的心情中，穷人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这是上层阶级的人从来不敢想象的。穷人们满足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劳作，为的只是少得可怜的薪俸。他们还必须把这有限的资金尽量节省，以备自己亲人的应急之需。一旦有人遭遇不幸，马上就有许多双同是不幸的温暖之手伸出来，极力地尽其微薄的友善之力，使疾病和苦难尚可忍受。在这方面，穷人阶层的女人是特别无私而坚韧的。她们做出的牺牲、甘冒的危险、忍受的贫穷、付出的耐心和仁慈，都是人世间闻所未闻的，即使有所耳闻，也令人难以置信。
关于已故的罗伯特·莱克斯，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专门描述他的事迹，因而我们对他只略微提一提。在他之前，主日学校已经存在了。我们曾经提到过玻罗蒙欧学校，这个学校存在了400多年。可是，在英国，主日学校的出现是很迟的事情。杜尔斯雷的木质卡片制造商威廉姆·金，首先把创办主日学校的念头灌注到莱克斯脑中。前者在杜尔斯雷建立了一所主日学校，可是由于缺少合作者而关闭。在古鲁瑟斯特的一个星期天，他叫上莱克斯，二人沿着小岛——该城最低的部分——漫步。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儿正在那里玩游戏。“真可怜，”金说，“安息日居然被如此亵渎！”“可是，”莱克斯说，“怎么才能改变这一切呢？”“先生，创办一所主日学校，就像我在杜尔斯雷所做的那样。我得到了一个虔诚的旅客的帮助，可是事情太多了，我无法花如此之多的时间在它上面，虽然我愿意尽量如此，但感到自己仍需要休息。”
莱克斯访问了古鲁瑟斯特监狱，他看到一个人由于入室行盗而被判处死刑。“他从来没有，”莱克斯说，“接受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教育，也从来没有向主做过一次祈祷。他只知道，上帝是一个该被诅咒的名字。对未来如何，他也一无所知。”这一次访问给莱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克斯进一步发现，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只有极少数接受过极少量的教育。一旦到了能够做事的年龄，他们就被送去劳动。在劳动的空闲，主要是星期日，他们就毫无节制地在一起鬼混。
于是，莱克斯创办了一所主日学校。他同情这些孩子们，同时赢得了这些如他所昵称的“小野人们”的爱。他提议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学习教会问答集，同时让这些“小野人”学会遵守秩序。1783年，他相继创办了4所学校，并同意给这些孩子的每个教师1先令的工资；同时邀请教区的助理牧师星期日下午到学校访问，并且检查孩子们的学习进度。莱克斯的学校拥有最难得的教学因素——教师们对孩子们真诚的爱。教师们的爱深深感动了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在莱克斯的第一所学校建成近30年后，一位名叫约瑟芬·兰喀斯特的教友派信徒，来到学校访问已退休的莱克斯。这位年轻的教友派信徒热心地投入到组建一个协会，该协会后来被称为“不列颠及国外学校协会”，任务是在周末给穷人的孩子们上课。这时，主日学校的创始人已经72岁高龄，而且行动吃力。可是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管理着他所衷心热爱的学校。兰喀斯特问了他许多关于创办主日学校的事，而且保存了一份有趣的问答记录。
兰喀斯特搀扶着老人穿过了古鲁瑟斯特大街，来到后街的一块场地，这儿正是第一所学校的原址。“停在这儿。”老人说。然后，老人抬起头，闭上眼睛，站着祈祷了一会儿。接着把头转向兰喀斯特，一行清泪从他的脸上滑落。他说：“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我看到了孩子们的贫穷，以及这个城市的居民对安息日的亵渎。当我问：‘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一个声音回答说：‘试试看吧。’于是我就开始了尝试，并看到了上帝赞许的眼光。每当我走过这个地方，‘试试看’就会强烈地侵入我的心房，于是我举起双手，把心灵向天堂敞开，感谢上帝把这个念头植入了我的心中。”
老人向兰喀斯特讲述了许多年来他一直不停地访问城市和监狱，幸运地把3000多名孩子从监狱里救出来，并使他们接受了教育。兰喀斯特率直地问他，他教过的孩子是否有人再次回到监狱里。老人搜索了一下记忆，然后自信地说：“没有。”
格拉斯哥女工玛丽·安尼·克拉夫，她的社会地位比罗伯特·莱克斯要低许多。当莱克斯成为一名报纸编辑的时候，她还是一名磨工。可是，正如每个人都能做的那样，她找到了帮助别人医治人性创伤的机遇。激励她的，并不是文化，而是女性温柔的同情心。她用自己的双手挣取每天的面包，可是爱——这伟大的导师，却把她提高到一个更高级的工作领域。只有在结束每天的劳动之后，她才开始爱的工作。她发现雇佣的一大群穷男孩儿没有得到工厂的任何照顾。他们完全被忽视了，很早就涉足犯罪的领域。女工对他们非常同情。“我将尽力，”她说，“使他们回归上帝的怀抱，做个好人。”
她的决心一下，就尽力付诸实行。她所在的工厂最后答应把一间地下室借给她用。1862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她把它开放了。不久，她的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衣服破旧、蓬头垢面的铸造厂男孩儿。他们一直习惯于把时间花在抽烟或粗野的嬉戏上面。现在，女工教他们发音、阅读，教他们讲究卫生、做好事，还要他们信仰宗教。她爱这些贫穷、流浪、受歧视的男孩儿，他们什么时候需要帮助，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
她保佑和拯救这些男孩儿的努力，不仅仅局限于星期日。整周的剩余时间，她都与他们待在一起。这位高尚的女工，一旦完成她每天的工作，就会来到男孩儿们的家里——如果能够称之为家的话。她知道他们的一切，他们悲惨的经历、他们的危急、他们的险阻。依靠基督教原理，依靠她那动人的行为方式和丰富的仁慈，她在他们中间获得了能够带来幸福结果的影响力。确实，这些男孩与同一阶级境况的其他人相比，显得异常勤奋。他们举止温良、说话得体，言辞中没有了亵渎的嫌疑。“玛丽·安尼·克拉夫的男孩儿们”成了铸造厂的一句谚语。
“想起来真是令人悲哀，”古斯瑞博士说，“如此之多的基督徒，教养是如此之好、影响力是如此之大，花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金钱，所做的善事还不如这位女工的十分之一多。如果有人只是一日三省：‘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吗？’那么，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对自己却毫不留意的人。每天早上，工厂的钟声一响起，她就起来。然后急急忙忙穿过黑暗而寂静的街道，在半个世界尚未醒来之前，完成了几个小时的工作。……多少个夜晚，她踏上自己的慈善征程，去寻找失落者，安慰伤心人。对于因仁慈而带来的创伤，她把它们紧紧藏在自己那优美的纤手中。” ↑返回顶部↑
“那么，我两盒只要1便士。”男孩儿最后说。
“为了摆脱他，”绅士后来在一本英文杂志中回忆说，“我买了1盒，可是没有零钱，于是我对他说，我明天再买。”
“喔，请买下它们吧，”男孩儿再次哀求，“我可以跑去把零钱找开。我实在太饿了。”
于是，我给了他1先令，他跑远了。我在那儿等着，可是一直不见他回来。于是我就想，我们把1先令丢了。可是我们仍然相信男孩儿那张脸，不愿把他往坏处想。
深夜的时候，一位侍者进来说，一个小男孩儿想见我。当他被带进来时，我发现他是拿走我那1先令男孩儿的弟弟。他同样衣衫褴褛、贫穷、干瘦。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捻着自己的衣襟，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然后他说：“您是从桑狄那儿买了1盒火柴的那位先生吗？”
“是的！”
“哦，那么，这是1先令剩下的4便士。桑狄不能来了，他非常糟糕。一辆马车撞上他，把他撞倒了。他丢了帽子，丢了火柴，也把您的11便士丢了。他的双腿断了，他非常糟糕，医生说他活不了了。这是他能够给您的找头。”
可怜的小男孩儿把4便士放在桌上，然后伤心地哭了。我把小男孩儿安慰了一番。绅士继续写道：“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去看桑狄。”
“我发现两个小家伙和他们肮脏、酗酒的继母生活在一起。他们亲生的父母亲已经死了。可怜的桑狄躺在一堆木屑上面。我一进去，他就知道是我。他说：‘我换了找头，先生，正要回来，一匹马把我撞倒了，我的双腿断了。鲁比，小鲁比！我肯定活不了了。我走了，谁来照看你？你将怎么办？鲁比？’我拉住可怜的桑狄的手，告诉他，我将永远照顾鲁比。他懂得了我所说的，使劲看着我，好像要向我表示谢意。然后，光彩从他那蓝色的眼睛里消失了，在这一刻：
他沐浴在上帝的光辉里，
像孩子躺在母亲的胸口。
一切痛苦消失，
疲倦的人从此安眠。”
同情心使人性显得绚丽多彩。其同义词正是爱心。它能够满足伤心人和被压迫者的需要。不管哪儿有暴行、无知和悲伤，同情心都会出手安慰和抚平。悲伤的眼神、呻吟的声音，将会紧紧抱住同情心，不让它离开。出于同情和公正，现时代许多最大的事件才得以产生。难道还要我们提起英国、美国和法国奴隶制的废除、文盲的受教育、主日学校的普及、禁酒的努力、最高阶级的男男女女以如此大的兴趣所致力于的下层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吗？
同情心有着广阔的天地。爱上帝的人——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就会爱他的邻人，因此不失公正、真诚和仁慈。“公正的人，”玛西隆说，“是超乎世界及其万事万物之上的。一切众生匍匐于他脚下，而他则是上帝的属臣。”看望病人、访问寡妇和孤儿、参加慈善事业、帮助消除贫穷——所有这些都需要勤奋、慈悲和爱心。
“不管你怎么，”马迪洛说，“看待基督教热情的失败和错误，但你认为更富理性的热情，往往却连基督教仁慈的一半功劳都没有。即使基督教热情迷失了自己的目标，它仍然能够影响其他更冷静的热情所无法影响的人。要不是有教会，到哪儿去找教会学校？要不是有困难重重、饱受攻击的传教大军，文明的进步阵线到哪儿去立足？世上的野蛮人到哪儿去受教育？要不是有对人的灵魂的尊敬，对各种弥补身心缺憾的形式，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将要等待多久？基督徒也许做过许多蠢事，但影响明智者的又是谁？他们也许对世界过分藐视，但又是谁使它变得更适合人居住？”而且，“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只要一接触活生生的宗教精神，就会变得敬畏上帝，就会出现一种精神的转型。破布扔掉了，家具购置了，疾病痊愈了，孩子聪明了，争吵停止了，艰难的时期度过了，一切比原来更好，一度沉闷而忧郁的悲伤，被希望和信任驱赶得无影无踪。”
“即使是最穷最穷的人，”沃兹沃斯说，“都能由于几句小小的祝福，而变成父亲和商人。”一个皮匠在朴次茅斯创立了一所贫民免费学校。古斯雷博士对他的评价是：“约翰·帕恩兹是人性的骄傲，他的名字应该被刻上不列颠海岸线内的最高纪念碑上。”一位印刷工人在古鲁瑟斯特创办了英语主日学校，他的名字更应该被刻上纪念碑。一位制鞋匠从纽卡斯尔出发到印度传教，一名女工在格拉斯哥创办了“铸造厂男孩儿宗教协会”。
穷人对自己需要什么，了解得比富人清楚。在大城市里，我们见到穷人的孩子，他们脸上忧心忡忡、眉头紧锁，这种景象是最令人难过的。富人和穷人分开而居、互不相熟，众多藩篱阻止他们的社会交往。穷人除了自己的阶级之外，就没有什么社会，他们没法摆脱与粗野无知共处的命运。许多穷人的孩子活在世上，似乎就是专门与父母亲的食物作对。他们被胡乱养大成人，过早进入艰难的现实生活。对上流社会来说，穷人只是一群野蛮国家的居民。
只有穷人才能真实而确切地理解穷人，唯有他们才知道各自的苦难遭遇以及各自对同情心和爱心的需求。如果人们愿意，尽可以讲一讲富人的仁慈，可是这与穷人的相比，它们简直就不值一提。在贫穷的季节，在患病的时候、在险恶的环境里、在悲伤的心情中，穷人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这是上层阶级的人从来不敢想象的。穷人们满足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劳作，为的只是少得可怜的薪俸。他们还必须把这有限的资金尽量节省，以备自己亲人的应急之需。一旦有人遭遇不幸，马上就有许多双同是不幸的温暖之手伸出来，极力地尽其微薄的友善之力，使疾病和苦难尚可忍受。在这方面，穷人阶层的女人是特别无私而坚韧的。她们做出的牺牲、甘冒的危险、忍受的贫穷、付出的耐心和仁慈，都是人世间闻所未闻的，即使有所耳闻，也令人难以置信。
关于已故的罗伯特·莱克斯，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专门描述他的事迹，因而我们对他只略微提一提。在他之前，主日学校已经存在了。我们曾经提到过玻罗蒙欧学校，这个学校存在了400多年。可是，在英国，主日学校的出现是很迟的事情。杜尔斯雷的木质卡片制造商威廉姆·金，首先把创办主日学校的念头灌注到莱克斯脑中。前者在杜尔斯雷建立了一所主日学校，可是由于缺少合作者而关闭。在古鲁瑟斯特的一个星期天，他叫上莱克斯，二人沿着小岛——该城最低的部分——漫步。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儿正在那里玩游戏。“真可怜，”金说，“安息日居然被如此亵渎！”“可是，”莱克斯说，“怎么才能改变这一切呢？”“先生，创办一所主日学校，就像我在杜尔斯雷所做的那样。我得到了一个虔诚的旅客的帮助，可是事情太多了，我无法花如此之多的时间在它上面，虽然我愿意尽量如此，但感到自己仍需要休息。”
莱克斯访问了古鲁瑟斯特监狱，他看到一个人由于入室行盗而被判处死刑。“他从来没有，”莱克斯说，“接受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教育，也从来没有向主做过一次祈祷。他只知道，上帝是一个该被诅咒的名字。对未来如何，他也一无所知。”这一次访问给莱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克斯进一步发现，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只有极少数接受过极少量的教育。一旦到了能够做事的年龄，他们就被送去劳动。在劳动的空闲，主要是星期日，他们就毫无节制地在一起鬼混。
于是，莱克斯创办了一所主日学校。他同情这些孩子们，同时赢得了这些如他所昵称的“小野人们”的爱。他提议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学习教会问答集，同时让这些“小野人”学会遵守秩序。1783年，他相继创办了4所学校，并同意给这些孩子的每个教师1先令的工资；同时邀请教区的助理牧师星期日下午到学校访问，并且检查孩子们的学习进度。莱克斯的学校拥有最难得的教学因素——教师们对孩子们真诚的爱。教师们的爱深深感动了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在莱克斯的第一所学校建成近30年后，一位名叫约瑟芬·兰喀斯特的教友派信徒，来到学校访问已退休的莱克斯。这位年轻的教友派信徒热心地投入到组建一个协会，该协会后来被称为“不列颠及国外学校协会”，任务是在周末给穷人的孩子们上课。这时，主日学校的创始人已经72岁高龄，而且行动吃力。可是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管理着他所衷心热爱的学校。兰喀斯特问了他许多关于创办主日学校的事，而且保存了一份有趣的问答记录。
兰喀斯特搀扶着老人穿过了古鲁瑟斯特大街，来到后街的一块场地，这儿正是第一所学校的原址。“停在这儿。”老人说。然后，老人抬起头，闭上眼睛，站着祈祷了一会儿。接着把头转向兰喀斯特，一行清泪从他的脸上滑落。他说：“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我看到了孩子们的贫穷，以及这个城市的居民对安息日的亵渎。当我问：‘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一个声音回答说：‘试试看吧。’于是我就开始了尝试，并看到了上帝赞许的眼光。每当我走过这个地方，‘试试看’就会强烈地侵入我的心房，于是我举起双手，把心灵向天堂敞开，感谢上帝把这个念头植入了我的心中。”
老人向兰喀斯特讲述了许多年来他一直不停地访问城市和监狱，幸运地把3000多名孩子从监狱里救出来，并使他们接受了教育。兰喀斯特率直地问他，他教过的孩子是否有人再次回到监狱里。老人搜索了一下记忆，然后自信地说：“没有。”
格拉斯哥女工玛丽·安尼·克拉夫，她的社会地位比罗伯特·莱克斯要低许多。当莱克斯成为一名报纸编辑的时候，她还是一名磨工。可是，正如每个人都能做的那样，她找到了帮助别人医治人性创伤的机遇。激励她的，并不是文化，而是女性温柔的同情心。她用自己的双手挣取每天的面包，可是爱——这伟大的导师，却把她提高到一个更高级的工作领域。只有在结束每天的劳动之后，她才开始爱的工作。她发现雇佣的一大群穷男孩儿没有得到工厂的任何照顾。他们完全被忽视了，很早就涉足犯罪的领域。女工对他们非常同情。“我将尽力，”她说，“使他们回归上帝的怀抱，做个好人。”
她的决心一下，就尽力付诸实行。她所在的工厂最后答应把一间地下室借给她用。1862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她把它开放了。不久，她的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衣服破旧、蓬头垢面的铸造厂男孩儿。他们一直习惯于把时间花在抽烟或粗野的嬉戏上面。现在，女工教他们发音、阅读，教他们讲究卫生、做好事，还要他们信仰宗教。她爱这些贫穷、流浪、受歧视的男孩儿，他们什么时候需要帮助，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
她保佑和拯救这些男孩儿的努力，不仅仅局限于星期日。整周的剩余时间，她都与他们待在一起。这位高尚的女工，一旦完成她每天的工作，就会来到男孩儿们的家里——如果能够称之为家的话。她知道他们的一切，他们悲惨的经历、他们的危急、他们的险阻。依靠基督教原理，依靠她那动人的行为方式和丰富的仁慈，她在他们中间获得了能够带来幸福结果的影响力。确实，这些男孩与同一阶级境况的其他人相比，显得异常勤奋。他们举止温良、说话得体，言辞中没有了亵渎的嫌疑。“玛丽·安尼·克拉夫的男孩儿们”成了铸造厂的一句谚语。
“想起来真是令人悲哀，”古斯瑞博士说，“如此之多的基督徒，教养是如此之好、影响力是如此之大，花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金钱，所做的善事还不如这位女工的十分之一多。如果有人只是一日三省：‘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吗？’那么，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对自己却毫不留意的人。每天早上，工厂的钟声一响起，她就起来。然后急急忙忙穿过黑暗而寂静的街道，在半个世界尚未醒来之前，完成了几个小时的工作。……多少个夜晚，她踏上自己的慈善征程，去寻找失落者，安慰伤心人。对于因仁慈而带来的创伤，她把它们紧紧藏在自己那优美的纤手中。”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