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3 / 4）
林徽因告诉梁思成：“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后来，喜欢绘画的梁思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建筑学，并在这门专业上成了大家，如痴如醉地研究了一生，不仅开创了中国自古以来无将此作为一门艺术的先河，对我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更是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这或许就是梁启超所谓的“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思想精髓吧。
对于梁思成学习建筑这门学科，梁启超并没有干预，他只在方向上进行引导，对于孩子们具体的学习兴趣持理解尊重的态度。试想一下，凭借当时的声望和社会交际，如果梁启超想为孩子们谋一份体面的活，其实并不困难，但是，他却放弃了用长辈的力量“掌舵”的大权，任凭孩子们去寻求一份心中的喜好，自己从旁支持鼓励，进而成了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
后来梁思成打算放弃北京优厚的教学条件，转而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建筑研究。梁启超知道这将是一段艰辛而荆棘丛生的探险之旅，但是身为父亲、身为导师，梁启超并没有把这样的情绪传染给他，而是一如既往地鼓励他去完成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中间，但凡梁启超动了恻隐之心，不惜儿女疲于奔命、辛苦劳作，决然不从或是百般阻挠，兴许后来就成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遗憾了。
这是思成的建筑学，而对于思永的考古学，梁启超也是十分支持的。一直以来，梁启超对于史学的研究和探索都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曾经这样形容这门学问：“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曾经想过要放弃身边事物专注于此，但一直未能如愿。
后来，思永长大成人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思永对考古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加上他性格相对沉稳、淡然，因此十分适合做这门学问。梁启超甚至想过思永学成归来以后与自己一同研究史学，完成自己年少时的梦想。
但是，思永对于成为父亲的帮手一事并不倾心，他的兴趣在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上，希望能参与到最真实、最前沿的考古现场。这样的决定自然会令梁启超有些失望，毕竟研究中国史是他的趣味及学问所在，况且他所“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思永的暂不加入让这一梦想只好搁浅。
然而，在儿子的事业和自己的兴趣之间，梁启超果断地舍弃了后者，他放下了自己的喜好，全力以赴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梁启超听说山西西阴村遗址正在发掘，立即联系了当时的负责人李济，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李济能给予梁思永一个实习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积极鼓励儿子去实现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全力为他解除后顾之忧，他鼓励思永说：“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
后来，思永凭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此后，梁启超听说有一大批欧洲的考古学家要去新疆考察，对于思永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梁启超又开始自筹经费支持思永去参加这项考察，并且对思永说：“你这回去能够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大有益的。”
尽管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成，但是，梁启超对孩子们的支持之心、鼓励之情却清晰可见。
而他的女儿梁思庄选择自己专业时，也有自己的故事。对于思庄，梁启超同样有着自己的希望——“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是自然科学当中当时最为进步的，而且它是哲学这些社会学主要的基础，加上生物学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对于女孩子来讲十分适合，学成回来以后我国地大物博，物种也算繁多，思庄可以随意采集试验，届时也容易有新的发现。
显然，梁启超认为生物科学大有前景，并且告诉思庄，当时极少有人学习这门科学，女孩子更是寥寥无几，如果能借此机会成为“先登者”是再好不过了。
虽然他希望女儿接受这样一番建议，但是字里行间却并未见有发号施令的严苛或是苦口婆心的规劝，更多的是用简洁明了的字眼将自己的想法悉数阐明。一番论述后，梁启超于文后附上了一句：“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从头至尾都是一副商量讨论的姿态，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又给了孩子充分的选择和考虑的空间，不失得体和谐。
尽管梁启超因为不想让这个家族全盘“美国化”而建议女儿学好法语去欧洲留学，但梁思庄最后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而是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远赴美国攻读文学，后转学图书馆学，这才有了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以上所说的，都是“做学问”的事情。在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当中，鲜有孩子对政治感兴趣，唯独思忠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致。但他的这一选择却让梁启超的内心十分忧虑，思忠所热衷的政治军事是具有危险性的，加上当时中国的现状，从事这种职业极容易迷失。但既然孩子有志于此，梁启超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只是在教育方式上颇费心力。
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里表达了自己在对思忠教育问题上遇到的难处。从本质上来讲，思忠有如此这般抱负和志气是男儿热血所致，梁启超并不愿意以高压政策来束缚他，但他毕竟年幼，世事经历得也少，因此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需要当父亲的慢慢解释清楚。所以，这种解释方法十分为难，一方面不能以粗暴的方式打断他的勇气；另一方面又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关注着，生怕他走错了路。一封家书竟是梁启超的牵挂和担忧，一颗慈父之心跃然纸上，实在令人感动。
从梁启超齐家育子的经验，反思我们现在的父母，的确难以做到如此从容。每一个父母都有一份上天赋予的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孩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这本是人间一件伟大之事，但是，父母有时候并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个度。他们经常过分地夸大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进而以此为理由和借口干涉孩子选择的权利。
比方说，在报考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都喜欢以自己的喜好来为孩子定夺专业和学校，只有极少数人会真正去聆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听听他们想要学习什么专业、接受哪方面的知识。对此很多父母都会以孩子尚未步入社会、缺乏辨识能力为由，武断地替他们做主，但其实真的很难说是孩子们缺乏判断，还是父母过分地揽起责任反而斩断了他们自立的羽翼。
其实，父母不妨学学梁启超，转变一下自己的角色，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和足够的空间。有时充当一个聆听者或是扮演一个配角，比做一个独裁者更能贴近孩子的内心，更能了解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毕竟，孩子总会有长大的一天，不可能总是生活在你的臂膀下，父母要做的不是取代他们的翅膀，抱在怀里带他们去向远方，而是要帮助他们早日成长、学会独立地翱翔在蓝天，而这也正是梁启超教子有方的高明之处。
让点滴之处充满浓浓的爱意
很多人关注梁启超家教的时候，由于受到几个孩子学术成就的影响，不免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对孩子们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学习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上。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完整。的确，对于几个孩子的学业，梁启超耗费了不少精力，加上他本身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故而将毕生所见所学融汇其中，使得孩子们从中收获颇丰。
然而，这并不是梁启超教育的全貌，他对于孩子们深深的疼爱充满了孩子们的记忆，每每说起，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温暖，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就是：“爹爹是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除了大量的长篇论述之外，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与孩子们之间交流的家书。家书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几个子女的学习、生活、事业和人生。在当时联系十分不方便的情况下，这些书信便是父亲和孩子们之间保持沟通的桥梁，犹如系在风筝上的丝线，即使孩子们飘得再高再远，家书都把他们连在父亲的心里，牵着他们之间无限的惦念。
梁启超的家书读起来十分有趣，正经起来能让读的人跟着紧张，玩笑起来能让看的人跟着欢愉，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撒娇依赖，时而针砭时弊，时而记挂万千，每一封家书都饱含着浓浓的爱意，而孩子们也在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和支持。
比方说当年思庄最初留学海外时，遇上了英文不及格的问题。对此，梁思庄正处年轻气盛之时，感觉十分不愉快，甚至有些气馁。梁启超一封书信劝导道：“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
当思顺和希哲生计前途堪忧时，梁启超一面动用自己的人脉和能力为他们找寻出路；另一方面还不忘鸿雁往来，安慰教导。梁启超告诉思顺，过分的着急是不对的，任何事情只要着急愁闷无济于事，便不值得再去为它耗费心神。这是梁启超开导苦闷中的思顺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他鼓励思顺，告诉她这种困境正好是她磨炼身心的好机会，虽然她从小跟着父母受了些苦，但是年纪太小全然不懂，如今的经历在人生当中并不容易遇到，思顺应该换个角度感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将其作为成长的好机会。
父亲的话让思顺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尤其是开导她将困难视为磨炼身心的好机会，更是给了思顺莫大的鼓励，让她重新鼓起了面对困境的勇气。
对于孩子们的婚姻，梁启超也是忙前忙后地操持着，尤其是思顺夫妇和思成夫妇这两对伉俪，都是梁启超倾力玉成的。对此，他像极了一个农夫，那份喜悦无异于忙碌了一年之后换来满满收获的心情。相对于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模式，梁启超为孩子们的婚姻开创了自己的模式。由他自己留心观察一个人，然后给孩子们相互介绍认识，接着便由着孩子们自己去接触和相处，最终的决定权也放在孩子们手上，这种糅合了中西方优点的婚恋模式是梁启超“理想的婚姻制度”。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方法的确让孩子们找到了志同道合同时也让长辈放心的对象。比如梁思顺和周希哲、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启超希望自己能把这样的模式推广到每个孩子身上，毕竟在他的意识里，这是父母对孩子最后的责任。但毕竟年事已高，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故而未能如愿，但是他身为父亲的责任意识却从未有一刻懈怠过。的确，父母对于儿女的责任无非是学习、立业、婚姻这几样。但是，梁启超却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去经营这些孩子们的未来，如此尽心尽力实属难得，也确为梁氏子女之福气。
梁启超注重孩子们求学进取的进展，但对身体健康更为关注。他经常写信询问道：“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后来思成身子稍有好转，他又再次去信嘱咐道：“思成体子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对于思顺，梁启超也同样叮嘱她要注意身体、刻苦用功之暇照顾好自己：“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显然，在孩子们面前，梁启超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很清晰，先是父亲——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而后才是导师——注重孩子学业成绩。
除此之外，梁启超家书的字里行间有时还会洋溢出家里温馨幸福的模样。比如他写信告诉思顺，虽然思成和思永在国耻日那天受了伤，但好了不少以后，他们的样子开始令人捧腹：“思永最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多么有趣的场景，父亲看到两个孩子玩耍的模样十分喜欢不算，竟还想到把它记录下来告诉给远在海外的女儿，实在是其乐融融。 ↑返回顶部↑
对于梁思成学习建筑这门学科，梁启超并没有干预，他只在方向上进行引导，对于孩子们具体的学习兴趣持理解尊重的态度。试想一下，凭借当时的声望和社会交际，如果梁启超想为孩子们谋一份体面的活，其实并不困难，但是，他却放弃了用长辈的力量“掌舵”的大权，任凭孩子们去寻求一份心中的喜好，自己从旁支持鼓励，进而成了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
后来梁思成打算放弃北京优厚的教学条件，转而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建筑研究。梁启超知道这将是一段艰辛而荆棘丛生的探险之旅，但是身为父亲、身为导师，梁启超并没有把这样的情绪传染给他，而是一如既往地鼓励他去完成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中间，但凡梁启超动了恻隐之心，不惜儿女疲于奔命、辛苦劳作，决然不从或是百般阻挠，兴许后来就成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遗憾了。
这是思成的建筑学，而对于思永的考古学，梁启超也是十分支持的。一直以来，梁启超对于史学的研究和探索都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曾经这样形容这门学问：“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曾经想过要放弃身边事物专注于此，但一直未能如愿。
后来，思永长大成人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思永对考古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加上他性格相对沉稳、淡然，因此十分适合做这门学问。梁启超甚至想过思永学成归来以后与自己一同研究史学，完成自己年少时的梦想。
但是，思永对于成为父亲的帮手一事并不倾心，他的兴趣在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上，希望能参与到最真实、最前沿的考古现场。这样的决定自然会令梁启超有些失望，毕竟研究中国史是他的趣味及学问所在，况且他所“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思永的暂不加入让这一梦想只好搁浅。
然而，在儿子的事业和自己的兴趣之间，梁启超果断地舍弃了后者，他放下了自己的喜好，全力以赴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梁启超听说山西西阴村遗址正在发掘，立即联系了当时的负责人李济，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李济能给予梁思永一个实习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积极鼓励儿子去实现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全力为他解除后顾之忧，他鼓励思永说：“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
后来，思永凭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此后，梁启超听说有一大批欧洲的考古学家要去新疆考察，对于思永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梁启超又开始自筹经费支持思永去参加这项考察，并且对思永说：“你这回去能够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大有益的。”
尽管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成，但是，梁启超对孩子们的支持之心、鼓励之情却清晰可见。
而他的女儿梁思庄选择自己专业时，也有自己的故事。对于思庄，梁启超同样有着自己的希望——“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是自然科学当中当时最为进步的，而且它是哲学这些社会学主要的基础，加上生物学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对于女孩子来讲十分适合，学成回来以后我国地大物博，物种也算繁多，思庄可以随意采集试验，届时也容易有新的发现。
显然，梁启超认为生物科学大有前景，并且告诉思庄，当时极少有人学习这门科学，女孩子更是寥寥无几，如果能借此机会成为“先登者”是再好不过了。
虽然他希望女儿接受这样一番建议，但是字里行间却并未见有发号施令的严苛或是苦口婆心的规劝，更多的是用简洁明了的字眼将自己的想法悉数阐明。一番论述后，梁启超于文后附上了一句：“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从头至尾都是一副商量讨论的姿态，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又给了孩子充分的选择和考虑的空间，不失得体和谐。
尽管梁启超因为不想让这个家族全盘“美国化”而建议女儿学好法语去欧洲留学，但梁思庄最后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而是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远赴美国攻读文学，后转学图书馆学，这才有了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以上所说的，都是“做学问”的事情。在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当中，鲜有孩子对政治感兴趣，唯独思忠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致。但他的这一选择却让梁启超的内心十分忧虑，思忠所热衷的政治军事是具有危险性的，加上当时中国的现状，从事这种职业极容易迷失。但既然孩子有志于此，梁启超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只是在教育方式上颇费心力。
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里表达了自己在对思忠教育问题上遇到的难处。从本质上来讲，思忠有如此这般抱负和志气是男儿热血所致，梁启超并不愿意以高压政策来束缚他，但他毕竟年幼，世事经历得也少，因此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需要当父亲的慢慢解释清楚。所以，这种解释方法十分为难，一方面不能以粗暴的方式打断他的勇气；另一方面又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关注着，生怕他走错了路。一封家书竟是梁启超的牵挂和担忧，一颗慈父之心跃然纸上，实在令人感动。
从梁启超齐家育子的经验，反思我们现在的父母，的确难以做到如此从容。每一个父母都有一份上天赋予的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孩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这本是人间一件伟大之事，但是，父母有时候并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个度。他们经常过分地夸大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进而以此为理由和借口干涉孩子选择的权利。
比方说，在报考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都喜欢以自己的喜好来为孩子定夺专业和学校，只有极少数人会真正去聆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听听他们想要学习什么专业、接受哪方面的知识。对此很多父母都会以孩子尚未步入社会、缺乏辨识能力为由，武断地替他们做主，但其实真的很难说是孩子们缺乏判断，还是父母过分地揽起责任反而斩断了他们自立的羽翼。
其实，父母不妨学学梁启超，转变一下自己的角色，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和足够的空间。有时充当一个聆听者或是扮演一个配角，比做一个独裁者更能贴近孩子的内心，更能了解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毕竟，孩子总会有长大的一天，不可能总是生活在你的臂膀下，父母要做的不是取代他们的翅膀，抱在怀里带他们去向远方，而是要帮助他们早日成长、学会独立地翱翔在蓝天，而这也正是梁启超教子有方的高明之处。
让点滴之处充满浓浓的爱意
很多人关注梁启超家教的时候，由于受到几个孩子学术成就的影响，不免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对孩子们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学习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上。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完整。的确，对于几个孩子的学业，梁启超耗费了不少精力，加上他本身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故而将毕生所见所学融汇其中，使得孩子们从中收获颇丰。
然而，这并不是梁启超教育的全貌，他对于孩子们深深的疼爱充满了孩子们的记忆，每每说起，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温暖，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就是：“爹爹是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除了大量的长篇论述之外，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与孩子们之间交流的家书。家书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几个子女的学习、生活、事业和人生。在当时联系十分不方便的情况下，这些书信便是父亲和孩子们之间保持沟通的桥梁，犹如系在风筝上的丝线，即使孩子们飘得再高再远，家书都把他们连在父亲的心里，牵着他们之间无限的惦念。
梁启超的家书读起来十分有趣，正经起来能让读的人跟着紧张，玩笑起来能让看的人跟着欢愉，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撒娇依赖，时而针砭时弊，时而记挂万千，每一封家书都饱含着浓浓的爱意，而孩子们也在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和支持。
比方说当年思庄最初留学海外时，遇上了英文不及格的问题。对此，梁思庄正处年轻气盛之时，感觉十分不愉快，甚至有些气馁。梁启超一封书信劝导道：“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
当思顺和希哲生计前途堪忧时，梁启超一面动用自己的人脉和能力为他们找寻出路；另一方面还不忘鸿雁往来，安慰教导。梁启超告诉思顺，过分的着急是不对的，任何事情只要着急愁闷无济于事，便不值得再去为它耗费心神。这是梁启超开导苦闷中的思顺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他鼓励思顺，告诉她这种困境正好是她磨炼身心的好机会，虽然她从小跟着父母受了些苦，但是年纪太小全然不懂，如今的经历在人生当中并不容易遇到，思顺应该换个角度感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将其作为成长的好机会。
父亲的话让思顺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尤其是开导她将困难视为磨炼身心的好机会，更是给了思顺莫大的鼓励，让她重新鼓起了面对困境的勇气。
对于孩子们的婚姻，梁启超也是忙前忙后地操持着，尤其是思顺夫妇和思成夫妇这两对伉俪，都是梁启超倾力玉成的。对此，他像极了一个农夫，那份喜悦无异于忙碌了一年之后换来满满收获的心情。相对于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模式，梁启超为孩子们的婚姻开创了自己的模式。由他自己留心观察一个人，然后给孩子们相互介绍认识，接着便由着孩子们自己去接触和相处，最终的决定权也放在孩子们手上，这种糅合了中西方优点的婚恋模式是梁启超“理想的婚姻制度”。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方法的确让孩子们找到了志同道合同时也让长辈放心的对象。比如梁思顺和周希哲、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启超希望自己能把这样的模式推广到每个孩子身上，毕竟在他的意识里，这是父母对孩子最后的责任。但毕竟年事已高，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故而未能如愿，但是他身为父亲的责任意识却从未有一刻懈怠过。的确，父母对于儿女的责任无非是学习、立业、婚姻这几样。但是，梁启超却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去经营这些孩子们的未来，如此尽心尽力实属难得，也确为梁氏子女之福气。
梁启超注重孩子们求学进取的进展，但对身体健康更为关注。他经常写信询问道：“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后来思成身子稍有好转，他又再次去信嘱咐道：“思成体子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对于思顺，梁启超也同样叮嘱她要注意身体、刻苦用功之暇照顾好自己：“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显然，在孩子们面前，梁启超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很清晰，先是父亲——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而后才是导师——注重孩子学业成绩。
除此之外，梁启超家书的字里行间有时还会洋溢出家里温馨幸福的模样。比如他写信告诉思顺，虽然思成和思永在国耻日那天受了伤，但好了不少以后，他们的样子开始令人捧腹：“思永最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多么有趣的场景，父亲看到两个孩子玩耍的模样十分喜欢不算，竟还想到把它记录下来告诉给远在海外的女儿，实在是其乐融融。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