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3 / 4）
宋家的小楼边上有不少农民的田地，年幼的孩子们在大姐霭龄的带领下，经常到这里玩耍。孩子们调皮得很，有时会翻过院墙跑到院外去抓水里的小鱼、扒掉庄稼的叶子，甚至在田地里乱跑乱跳把庄稼踩踏得不成样子。附近的农民陆续知道了这回事，但因为宋耀如平日里对他们极为友好，因此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去告状。
不过这些活泼好动的孩子并没能体会他们的苦心，反倒更加肆无忌惮地玩闹起来。有一次，孩子们在地里发现了一个成熟的南瓜，好奇的他们轮流用小刀在上面刻划，后来霭龄萌生了一个怪主意，在瓜上挖出一块后填上一泡臭烘烘的粪便，再把挖出来的那块扣上去，一眼看去并无异样，直到这个南瓜被带回农民的家里才发现他们在上面捣了鬼。
农民们不再坐视不理了，于是一起来到宋家向倪桂珍告状。要求严格的母亲对这件事情自然无法漠视，于是她向前来告状的农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会给孩子们一个教训。此时，孩子们已经被吓得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宋耀如闻讯赶回，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宋耀如告诉农民们，这些由孩子们带来的损失他愿意加倍赔偿，但有一点希望他们能应允，那就是不要因为这些责怪惊吓到他的孩子们，毕竟他们正处在天真无邪的年纪。
送走了那些前来告状的人，宋耀如把孩子们从藏身的地方找了出来，然后用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口吻告诉他们，事情已经解决了，并叮嘱他们不用因为这些事情而害怕担忧。
农民们虽然对宋耀如如此坦诚地处理问题十分满意，但对他的做法却不甚认同。许多对此不理解的人认为，他的做法未免有些骄纵，这样反倒惯坏了孩子。
其实不然。相反，宋耀如是对自己的教育、对自己的孩子们拥有足够的信心才敢如此决定。他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孩子们最大的尊重和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换来了孩子们对他的爱戴和拥护，无须过分地强调和索取，父亲的权威在信任平等中自然形成。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一次，宋家的玻璃被政见不同的暴徒用砖头砸破，当时霭龄只有两三岁，她不仅没被吓倒，反而顺手拿起手边的东西扔出窗外以示反抗。宋耀如并没有立刻把孩子转移到别处，而且对女儿的做法连连称赞，并告诉她不用害怕，甚至做起了示范。父亲的乐观印在了霭龄的印象中，不用刻意地去强调，也不用堆积那些溢美之词来描述，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已让孩子明白了所有的意义。
在宋耀如的影响下，孩子们更喜欢在大自然里寻找乐趣。他经常带着他们去山间徒步，与他们一同在烈日下攀登山崖，以此来培养他们求生的意识；或者与他们一同忍饥挨饿、抵抗食物的诱惑，以此来锻炼他们的毅力。据说为了培训孩子们的坚忍，他还曾经带着小霭龄在雨中站立，情景颇为触动人心，连年仅四岁的庆龄都向母亲央求加入他们。
除此之外，宋耀如还想出了很多有趣的、积极向上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这些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新颖的。
在霭龄刚识字不久时，宋家就办起一张家庭报，报纸的意义明显区分于其他报纸，与其说是一份读物，不如说是父亲送给孩子们的一份别出心裁的礼物。编入家庭画报的那些文章大都是孩子们自己写作的，父亲最初是专职打字员，后来孩子们大了才交由他们去做，直到宋子文、宋子良中学毕业了以后才停刊。宋家还经常在家里举办小型演讲会，兄弟姐妹们轮流发言，中英文皆可，主题不做限制，孩子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十分积极向上。
宋耀如还特意将一面墙用来展示孩子们的书法、绘画等作品，鼓励孩子们放飞各种想法自由地创作，如有好友来访，宋耀如经常会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孩子的作品。
现在的我们总是强调培养孩子的种种能力，甚至于送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希望他们能在这些课程里培养出一些令大人喜闻乐见的能力。但是，这些教条的培养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孩子的兴趣爱好。反倒是宋耀如所采用的这些宽松得近乎放任、实则张弛有度的教育方式，让他的孩子们受益匪浅，并以此为基础成就了各自不同凡响的人生。
宋耀如除了在孩子们的性格培养方面尊重他们的天性，在学习方面也是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在他们愿意学习的基础上，做好一个父亲的职责，送他们进入当时最先进的学校去学习。
虽然宋家父母给孩子们优越于常人的启蒙教育，但是要想让孩子们接受全面系统的教育，进入学校学习是一条必经之路。宋霭龄喜欢唱歌，因此对教会里的唱诗班十分倾心，尤其是那些穿着漂亮、长得落落大方、犹如天使般的大姐姐们更是令小霭龄羡慕不已，每次与父母周末去礼拜都会被那些动人的、洗涤灵魂的歌声吸引。因此，在她五岁的时候，她开始向父亲提出要去参加唱诗班。
对于孩子的这个想法，宋耀如有些意外，因为大多数五岁的孩子对父母是十分依恋的，即使离开一会儿都会哭鼻子，而宋霭龄不仅没有黏腻地依偎在父母身边，反倒想离开他们独自上学去。对于孩子这份自发的学习热情，宋耀如是十分肯定的，不然他也不会在听完女儿的请求后，随即联系马克谛耶学校的校长，商量女儿入学的事情。
对此，倪桂珍是不赞成的，毕竟女儿还小，连吃饭穿衣有时都成问题，即使真的要让女儿寄宿学习，那至少也要等她大一些，而不是急着在这个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年龄段就如此安排。但是，小霭龄的坚定超出了大人们的想象。面对来自父母以及校方的质疑，她神情坚定，用充满稚气的口吻、流利的英文告知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她有着一份超越一切的坚定。这样的回答，连校长海伦·查理森小姐本人都惊呆了。
于是，宋耀如开始着手安排五岁的女儿进入寄宿学校，并且告诉她，如果她对这个决定有所顾虑或者想要反悔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他不想自己的女儿因为一时兴起而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宋霭龄再次用毋庸置疑的回答打消了父亲的顾虑。
后来，宋庆龄和宋美龄在看到大姐的求学经历后，也开始要求同她一样进入学堂学习，宋耀如同样尊重了她们的意愿，安排她们共同进入学校学习。
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在为孩子们安排各类功课、学习的时候，似乎缺乏了原本应有的那一份尊重和耐心。也许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也许是跟风的心里作祟，现在不少家长在帮孩子们选择课程的时候，第一时间映入脑海的选择不是孩子们是否喜欢，而是这个选择是否有利于孩子升学，甚至考虑是否有利于家长的颜面。
比如，有些孩子喜欢音乐或者画画、有些孩子喜欢玩橡皮泥，这本来就是孩子天然的喜好，生来如此。而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其实这样的东西都属于艺术的范畴，从科学的角度看，都能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艺术天分。然而，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引导是他们应该选择音乐或画画，因为从升学考试或是艺术名目的角度来讲，这些才能算得上是“正经”的，而玩橡皮泥不仅不利于升学，还会影响学习，所以会被不少家长认为是不务正业。
实际上，孩子的天性早已对这些事物做出了判断，并烙下了自己喜好的印记。而此时的家长们却被太多世俗的想法、功利的目的影响了判断。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以“孩子还小”为由，丢弃了与孩子沟通的耐心、省略了对孩子兴趣的询问、忽视了对孩子表达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宋耀如做得十分出色。他不仅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对于年幼的孩子们的心声给予了如同大人一般的平等和尊重。即使世俗的眼光认为他的孩子尚不具备相应的能力，但在他看来，孩子们有如此强烈的学习意愿，身为父亲，他有必要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借口各种保护的名义，扼杀掉他们积极向上的兴趣和动力。
如果宋耀如当时认同倪桂珍的想法，保守地认为宋霭龄还小，并将她圈于家中，安全地守护着，然后将此种做法顺势蔓延到其他孩子身上，那么宋氏家族的孩子们后来能否如此活跃地出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便不得而知了。
因此，身为父母有时要放下自己的心结，不要固执地认为孩子们还小而左右限制，这样的做法有时不仅不利于保护他们，反倒会挫伤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只要他们的想法是善良的、有益的，无须将其划入“正经”或“不正经”的分类里，而是放下手里的东西，双手拍一拍，给他们送上热烈的掌声，告诉他们勇敢地去追逐和尝试，只有这样，孩子们的天性才能被真正释放出来，有时惊喜也便蕴藏其中。
留学的真正收获是什么
对于孩子们，宋耀如夫妇向来都是一视同仁。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由来以久，很多名门望族更是对男孩尤其重视。但在宋耀如和倪桂珍眼中，女儿也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而且他们坚信，只要培养得好，女孩子也能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人。宋耀如曾经这样说过：“只要一百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长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所以，从宋霭龄开始，他就开始为她安排最好的教育。
五岁的宋霭龄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爱着她的父母，独自一人来到马克谛耶学校。尚小的年纪是她面临的最大的障碍。虽然最初她受到了校长海伦·查理森的照料，顺利地度过最初的那两年时光，然而，当她七岁开始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还是面临着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
尽管小霭龄十分“洒脱”地离家，但到了真正独自生活的时候，许多始料未及的困难开始出现。比如吃不上饭、周围小同学们的轻蔑、不合适的桌椅，还有自我生活的力所不及，这一切都真实地摆在她面前，亟待她去解决。
每每这时，对父母的思念便不由得涌上心头，尤其是夜里，孤独伴着寂寞侵袭着这个小姑娘，就连老鼠的窸窣作响都能让她噤若寒蝉，唯有那首高年级下课时唱响的《上帝与我同在》才能给予她安慰和平抚，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她每晚入睡的陪伴。 ↑返回顶部↑
不过这些活泼好动的孩子并没能体会他们的苦心，反倒更加肆无忌惮地玩闹起来。有一次，孩子们在地里发现了一个成熟的南瓜，好奇的他们轮流用小刀在上面刻划，后来霭龄萌生了一个怪主意，在瓜上挖出一块后填上一泡臭烘烘的粪便，再把挖出来的那块扣上去，一眼看去并无异样，直到这个南瓜被带回农民的家里才发现他们在上面捣了鬼。
农民们不再坐视不理了，于是一起来到宋家向倪桂珍告状。要求严格的母亲对这件事情自然无法漠视，于是她向前来告状的农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会给孩子们一个教训。此时，孩子们已经被吓得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宋耀如闻讯赶回，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宋耀如告诉农民们，这些由孩子们带来的损失他愿意加倍赔偿，但有一点希望他们能应允，那就是不要因为这些责怪惊吓到他的孩子们，毕竟他们正处在天真无邪的年纪。
送走了那些前来告状的人，宋耀如把孩子们从藏身的地方找了出来，然后用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口吻告诉他们，事情已经解决了，并叮嘱他们不用因为这些事情而害怕担忧。
农民们虽然对宋耀如如此坦诚地处理问题十分满意，但对他的做法却不甚认同。许多对此不理解的人认为，他的做法未免有些骄纵，这样反倒惯坏了孩子。
其实不然。相反，宋耀如是对自己的教育、对自己的孩子们拥有足够的信心才敢如此决定。他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孩子们最大的尊重和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换来了孩子们对他的爱戴和拥护，无须过分地强调和索取，父亲的权威在信任平等中自然形成。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一次，宋家的玻璃被政见不同的暴徒用砖头砸破，当时霭龄只有两三岁，她不仅没被吓倒，反而顺手拿起手边的东西扔出窗外以示反抗。宋耀如并没有立刻把孩子转移到别处，而且对女儿的做法连连称赞，并告诉她不用害怕，甚至做起了示范。父亲的乐观印在了霭龄的印象中，不用刻意地去强调，也不用堆积那些溢美之词来描述，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已让孩子明白了所有的意义。
在宋耀如的影响下，孩子们更喜欢在大自然里寻找乐趣。他经常带着他们去山间徒步，与他们一同在烈日下攀登山崖，以此来培养他们求生的意识；或者与他们一同忍饥挨饿、抵抗食物的诱惑，以此来锻炼他们的毅力。据说为了培训孩子们的坚忍，他还曾经带着小霭龄在雨中站立，情景颇为触动人心，连年仅四岁的庆龄都向母亲央求加入他们。
除此之外，宋耀如还想出了很多有趣的、积极向上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这些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新颖的。
在霭龄刚识字不久时，宋家就办起一张家庭报，报纸的意义明显区分于其他报纸，与其说是一份读物，不如说是父亲送给孩子们的一份别出心裁的礼物。编入家庭画报的那些文章大都是孩子们自己写作的，父亲最初是专职打字员，后来孩子们大了才交由他们去做，直到宋子文、宋子良中学毕业了以后才停刊。宋家还经常在家里举办小型演讲会，兄弟姐妹们轮流发言，中英文皆可，主题不做限制，孩子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十分积极向上。
宋耀如还特意将一面墙用来展示孩子们的书法、绘画等作品，鼓励孩子们放飞各种想法自由地创作，如有好友来访，宋耀如经常会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孩子的作品。
现在的我们总是强调培养孩子的种种能力，甚至于送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希望他们能在这些课程里培养出一些令大人喜闻乐见的能力。但是，这些教条的培养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孩子的兴趣爱好。反倒是宋耀如所采用的这些宽松得近乎放任、实则张弛有度的教育方式，让他的孩子们受益匪浅，并以此为基础成就了各自不同凡响的人生。
宋耀如除了在孩子们的性格培养方面尊重他们的天性，在学习方面也是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在他们愿意学习的基础上，做好一个父亲的职责，送他们进入当时最先进的学校去学习。
虽然宋家父母给孩子们优越于常人的启蒙教育，但是要想让孩子们接受全面系统的教育，进入学校学习是一条必经之路。宋霭龄喜欢唱歌，因此对教会里的唱诗班十分倾心，尤其是那些穿着漂亮、长得落落大方、犹如天使般的大姐姐们更是令小霭龄羡慕不已，每次与父母周末去礼拜都会被那些动人的、洗涤灵魂的歌声吸引。因此，在她五岁的时候，她开始向父亲提出要去参加唱诗班。
对于孩子的这个想法，宋耀如有些意外，因为大多数五岁的孩子对父母是十分依恋的，即使离开一会儿都会哭鼻子，而宋霭龄不仅没有黏腻地依偎在父母身边，反倒想离开他们独自上学去。对于孩子这份自发的学习热情，宋耀如是十分肯定的，不然他也不会在听完女儿的请求后，随即联系马克谛耶学校的校长，商量女儿入学的事情。
对此，倪桂珍是不赞成的，毕竟女儿还小，连吃饭穿衣有时都成问题，即使真的要让女儿寄宿学习，那至少也要等她大一些，而不是急着在这个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年龄段就如此安排。但是，小霭龄的坚定超出了大人们的想象。面对来自父母以及校方的质疑，她神情坚定，用充满稚气的口吻、流利的英文告知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她有着一份超越一切的坚定。这样的回答，连校长海伦·查理森小姐本人都惊呆了。
于是，宋耀如开始着手安排五岁的女儿进入寄宿学校，并且告诉她，如果她对这个决定有所顾虑或者想要反悔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他不想自己的女儿因为一时兴起而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宋霭龄再次用毋庸置疑的回答打消了父亲的顾虑。
后来，宋庆龄和宋美龄在看到大姐的求学经历后，也开始要求同她一样进入学堂学习，宋耀如同样尊重了她们的意愿，安排她们共同进入学校学习。
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在为孩子们安排各类功课、学习的时候，似乎缺乏了原本应有的那一份尊重和耐心。也许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也许是跟风的心里作祟，现在不少家长在帮孩子们选择课程的时候，第一时间映入脑海的选择不是孩子们是否喜欢，而是这个选择是否有利于孩子升学，甚至考虑是否有利于家长的颜面。
比如，有些孩子喜欢音乐或者画画、有些孩子喜欢玩橡皮泥，这本来就是孩子天然的喜好，生来如此。而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其实这样的东西都属于艺术的范畴，从科学的角度看，都能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艺术天分。然而，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引导是他们应该选择音乐或画画，因为从升学考试或是艺术名目的角度来讲，这些才能算得上是“正经”的，而玩橡皮泥不仅不利于升学，还会影响学习，所以会被不少家长认为是不务正业。
实际上，孩子的天性早已对这些事物做出了判断，并烙下了自己喜好的印记。而此时的家长们却被太多世俗的想法、功利的目的影响了判断。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以“孩子还小”为由，丢弃了与孩子沟通的耐心、省略了对孩子兴趣的询问、忽视了对孩子表达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宋耀如做得十分出色。他不仅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对于年幼的孩子们的心声给予了如同大人一般的平等和尊重。即使世俗的眼光认为他的孩子尚不具备相应的能力，但在他看来，孩子们有如此强烈的学习意愿，身为父亲，他有必要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借口各种保护的名义，扼杀掉他们积极向上的兴趣和动力。
如果宋耀如当时认同倪桂珍的想法，保守地认为宋霭龄还小，并将她圈于家中，安全地守护着，然后将此种做法顺势蔓延到其他孩子身上，那么宋氏家族的孩子们后来能否如此活跃地出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便不得而知了。
因此，身为父母有时要放下自己的心结，不要固执地认为孩子们还小而左右限制，这样的做法有时不仅不利于保护他们，反倒会挫伤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只要他们的想法是善良的、有益的，无须将其划入“正经”或“不正经”的分类里，而是放下手里的东西，双手拍一拍，给他们送上热烈的掌声，告诉他们勇敢地去追逐和尝试，只有这样，孩子们的天性才能被真正释放出来，有时惊喜也便蕴藏其中。
留学的真正收获是什么
对于孩子们，宋耀如夫妇向来都是一视同仁。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由来以久，很多名门望族更是对男孩尤其重视。但在宋耀如和倪桂珍眼中，女儿也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而且他们坚信，只要培养得好，女孩子也能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人。宋耀如曾经这样说过：“只要一百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长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所以，从宋霭龄开始，他就开始为她安排最好的教育。
五岁的宋霭龄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爱着她的父母，独自一人来到马克谛耶学校。尚小的年纪是她面临的最大的障碍。虽然最初她受到了校长海伦·查理森的照料，顺利地度过最初的那两年时光，然而，当她七岁开始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还是面临着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
尽管小霭龄十分“洒脱”地离家，但到了真正独自生活的时候，许多始料未及的困难开始出现。比如吃不上饭、周围小同学们的轻蔑、不合适的桌椅，还有自我生活的力所不及，这一切都真实地摆在她面前，亟待她去解决。
每每这时，对父母的思念便不由得涌上心头，尤其是夜里，孤独伴着寂寞侵袭着这个小姑娘，就连老鼠的窸窣作响都能让她噤若寒蝉，唯有那首高年级下课时唱响的《上帝与我同在》才能给予她安慰和平抚，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她每晚入睡的陪伴。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