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 / 2）
周氏家族·
故园家声，政通人和
毕竟书生不自怜
书卷泛黄，青纸两张，依稀是字迹间的往事远去，杳然是空鹤独步，书香犹在，衬得夜色温婉，能道来娓娓旧事，能说尽前尘繁花——而故事常常有一个寻常的开篇，仿佛开头越是平淡，就越能压下后头昭昭然的煊赫与不俗——如同周一良先生在自传《毕竟是书生》里第一句便写道：
我于1913年1月19日出生于山东青岛，我名字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亲取自《说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说：“唯初太极，道生于一”。
周一良先生已然竭力寻常化了他的家族，这并非一种自谦，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平和，类似于他们如此家世的人，往往温和待人，守礼自持。君子谦谦，如玉如磨，已然是家族内部无声的教化传承。然而，周氏家族的赫赫声名超然存在。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周一良先生，是周氏家族的第四代，以他为代表的第四代周氏子弟，有的如他一样皓首穷经，埋身书海，成为学术界的翘楚；有的接替家业，在商界举足轻重；有的则投身政界，为此国，为此家，尽付丹心。若说世界是一片星海，那毋庸置疑，周氏家族为这片星辉，投注了一束束极深、极亮的光。
而这些星光追溯到最初的源头，都来自晚清时期，一位名叫周馥的政客。周馥，字玉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人氏。1862年，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年，周馥因战乱耽搁流离于安徽的省城安庆，前往淮军应募。他写得一手好字，谈吐文采亦不俗，很快在一帮勇夫莽人里崭露头角，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收为文职，在往后三十余年里，深受李鸿章器重，委以肱股之任，淮军以外，朝野之上，都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周氏家族的发迹、传承、延续，自此展露，星火燎原，绵延万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方惨败，李鸿章痛定思痛，决意洋务救国，周馥深以为然。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先后设立天津电报局、天津机器局等新式机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天津水师学堂与北洋武备学堂亦是周馥一手主持创立。他亦著过一册《治水述要》，将自己数十年的治水经验总结集合，这册书，在中国治水史上，颇有地位。
早些年，初入仕途的周馥并非伊始便平步青云，李鸿章很赏识他，曾将他举荐给慈禧太后。慈禧最初也同意任命周馥为“授河督”，但此事在党派倾轧中悄然作罢，周馥自己心境如何不得而知，倒是李鸿章深感气愤。或许周馥命中注定大器晚成，中年之后，反倒官运亨通，先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兵部尚书衔，又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再迁两广总督，不可不谓繁花着锦，烈油烹火。清朝覆灭后，张勋曾复辟，此时，已步入晚年的周馥又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
为官为宦，文武两事，周氏家族的始祖，都是一介能人。在周馥三十余年的经营下，周氏家族隐然成形。一个家族的兴起，或许一开始倾注了命运眷顾、机缘巧合诸多运气成分，然而时光能长长久久地注视它，就不仅仅靠运气了。显然，周馥是一位聪明人，深谙传家之道，虽然公务繁忙，但他十分重视六子三女的教养。
他曾给周学海、周学铭两个孩子寄语道：
武候戒子书，淡泊与宁静；圣人为世师，忠恕重垂警；所贵收放心，欲绝外物屏；改过如扫地，时见尘满境；读书如尝食，甘苦在心领；一步一从容，即事即思省；久久心自明，豁然开万顷；矢志金石坚，造物难为梗。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在周馥的言传身教下，这个刚刚步入繁荣的家族，绝无骄娇二气，也无纨绔子弟。宅院深深，书声朗朗，稚子纯真，少年刚直。
周馥的原配妻子吴氏，是他穷困潦倒时的患难之妇，不通文墨，一介乡女。苟富贵，未相忘。周馥在江苏任职时，将在乡下伺奉双亲抚养幼子的吴氏接到金陵，荣华不易妻，这是周馥的难得；荣华不忘本，这是吴氏的难得。这个半生没什么见识的乡下女子，骨子里有最淳朴坚实的人生观：她素喜简朴，反对铺张，从不以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为傲，始终保持着乡野之间的柔韧和身为女性的慈爱。
她平素省吃俭用，却一次性将积攒多年的大笔银子用于购买田地，以救济穷人，成立了建德县的第一个慈善机构；吴氏七十岁那年，子孙孝顺，打算给她办一个盛大隆重的寿宴，吴氏执意不肯，唯恐破费太过，既铺张浪费，又伤害生灵，最后孩子们折衷将这笔钱用到慈善事业上。
如周馥，如吴氏，这样一双父母教养出来的孩子，确然没有一个，是令人失望的。长子周学海，早年潜心儒家学说，后入医道，成了晚清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著有《脉学四种》《脉义简摩》8卷医学著作；次子周学铭，继承父业入仕，少年有才，青年时期过殿试任职翰林院；三子早夭；四子周学熙从商，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商业版图最为繁荣的实业家之一，与张骞并称“南张北周”，亦是周家第二代中至关重要的一位；五子周学渊继承了父亲的文人气息，是当时有名的才子，曾与北大的辜鸿铭同组诗社，1906年曾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六子周学辉，虽然是周家备受宠爱的幼子，上有五位兄长与三位姐姐的他最有纨绔的资格，然而这一生，他与四哥周学熙一同建立了浩大的周家纺织帝国，将“打仗亲兄弟”这句话，发挥到了极限，在周学熙隐退之后，他接过了旗帜，继续奠定了周家的商业基础，当张骞家族已经逐渐没落之时，周家依旧鼎立。
追忆往昔，岁月峥嵘，从晦暗动荡的晚清到群英雄起的民国，再至百业待兴的新时期，直至百年之后的如今，这个家族依旧温和而不失气度地屹立在华夏国土上，它历尽时光洗礼，走过血色硝火，趟过荒野枯漠，受得住折辱，经得起荣华。当晨曦再度降临，当旧事散入晨风，后人仍不敢忘却，先祖垂暮年月里的铮铮告诫。
1914年，为避战乱，迁居青岛已有两年的周家，再度举家迁往天津。1921年，周馥病逝于天津津门，这位一生报国的老者，在病逝前，依然谆谆叮嘱病床前的子孙：“吾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吾从未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借口之端。”——公之一生，坦坦荡荡，上可对日月，下可对尘土，其子其孙，莫失莫忘，莫愧己心。
陆游曾寄语儿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放翁没有看到王师北定那一日，然周馥在百年后，他的家族依旧兰桂齐芳，满庭葳蕤；依旧根深叶茂，同气连枝；依旧劳心家国，兼济天下。对于这样一位有信仰、有追求、有抱负的旧式文士而言，大约足以长笑慰怀。
植根于时代巨流
周家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周学熙，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他借着父辈的些微助力，打下了偌大一方江湖。
若到金庸笔下，周学熙估计是少林寺藏书阁里的扫地僧，仿若平平无奇，甫一出手，黄风落叶，剑气摧花，横扫一片不在话下。其实这位“扫地僧”幼年过得不算好，母亲因疾未能亲自哺育他，以致小时候的周学熙身体一直羸弱。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周学熙也十分上进好学，原本也是效仿父兄走科举，入仕途。他读书很不赖，尤其是数学、地理两门，格外出众，可见他虽然身骨偏弱，却思维灵巧，心思活络。1895年，周学熙如愿考中举人，但在接下来的考试中他没有脱颖而出，一连数次，都名落孙山。思索再三，他决意放弃科举，出钱捐了一个候补道。
正是这个决定，忽然之间，如星辰并轨，如沧海逆流，改变了他的整个宿命，也改变了周家的命运。在周学熙之前，周家是传统的官宦之家，如无意外，后人都将沿着预设的轨道走下去，读书、考试、中举、出仕、提携族人、扩大影响、培养下一代，纵使转行，也不外乎是治病救人、研究学问；而周学熙，给了这个家族另一个可能性，仿佛是感受到了时代在冥冥之中的召唤，周家自此由政从商，开始了一场悄无声息而近乎完美的成功过渡。
而这个过渡，毫无疑问，归功于周学熙。
1903年，周学熙出使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够日益强盛，不外乎致力于“练兵、兴学、制造”三件事。而“制造”里的重中之重就是实业。归国后，他被提拔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这为他“实业救国”的理想提供了极大方便。1906年，周学熙成立了新洋灰公司，公司一开业，他就大刀阔斧地革新机器，提高生产率，将原本每年只能生产18万桶水泥的产量，跃增到每年24万桶。四年之后，他从丹麦等国购置了新一批机器，再次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到了1921年，新洋灰公司更名为启新水泥，规模已经扩大了两倍，每年能够出产83万桶水泥，并随之成立了配套的机械厂。
随着不断的收购和强化，当时市面上的水泥几乎被启新垄断，后来日本水泥进入市场，给许多民营水泥厂带来了灭顶之灾，启新也受到波及，幸而启新根基深，资本雄厚，技术先进，并没伤及元气，依旧屹立不倒。
启新的成功，与周学熙的战略目光和超前意识密不可分，亦是他，敏锐地注意到在一战爆发不久后，华南地区的纺织业不断兴起，而当时华北地区纺织业还是大片空白，他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商机。他当机立断，寻求合作力量，选址、建厂、招工，不久之后，天津华新纺织厂成立。最初采取“包工缴办”法，即每件纱规定工缴费用。当时，在棉贱纱贵的情况下，华新开厂以来，很快实现丰厚盈利。仅是1919年一年，就获利高达140万元，而华新总资本不过200万元。从1919年到1922年，四年间华新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
周学熙的下一个计划，是在青岛开设华新二厂，筹办期间内青岛还没什么纱厂，因为机器被耽搁的关系，没料到就在一年半载内，青岛的纱厂大大小小，遍地开花，尤其是有日方背景的内外棉纱厂，得天独厚，成为青岛第一个棉纱厂。紧接着，四方的大康、隆兴两纱厂，沧口的公大、富士、宝来三纱厂相继开设。当时幕僚里就有人向周学熙建议，另行选址，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周学熙决意迎难而上，这种近乎“不要命”的勇气，来源于他骨子里的不服输，也来源于他身后那个团结温暖的家族。这勇气可令其肋骨中生出铠甲，血肉里长出羽翼。等到青岛的华新二厂正式成立，青岛所有的棉纱厂都是日资的，周学熙不惧这合围之势，不断革新生产技术，虽然当时还没人说出“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周学熙却似乎比谁都更明白技术的力量。在他的一腔孤勇和日夜竭力下，华新二厂在众多日资棉纱厂中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日方当然没有坐视不理，他们想方设法干扰华新二厂的生产，甚至威逼利诱周学熙放弃，诡计百出。周学熙岿然不动，该周旋便周旋，该强硬便强硬，日方无可奈何，到“七七事变”前夕，华新二厂已经在周学熙的领导下，发展成一个纺织印染全能厂。同时，唐山的华新三厂、河北的华新四厂都已经在筹备中。 ↑返回顶部↑
故园家声，政通人和
毕竟书生不自怜
书卷泛黄，青纸两张，依稀是字迹间的往事远去，杳然是空鹤独步，书香犹在，衬得夜色温婉，能道来娓娓旧事，能说尽前尘繁花——而故事常常有一个寻常的开篇，仿佛开头越是平淡，就越能压下后头昭昭然的煊赫与不俗——如同周一良先生在自传《毕竟是书生》里第一句便写道：
我于1913年1月19日出生于山东青岛，我名字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亲取自《说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说：“唯初太极，道生于一”。
周一良先生已然竭力寻常化了他的家族，这并非一种自谦，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平和，类似于他们如此家世的人，往往温和待人，守礼自持。君子谦谦，如玉如磨，已然是家族内部无声的教化传承。然而，周氏家族的赫赫声名超然存在。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周一良先生，是周氏家族的第四代，以他为代表的第四代周氏子弟，有的如他一样皓首穷经，埋身书海，成为学术界的翘楚；有的接替家业，在商界举足轻重；有的则投身政界，为此国，为此家，尽付丹心。若说世界是一片星海，那毋庸置疑，周氏家族为这片星辉，投注了一束束极深、极亮的光。
而这些星光追溯到最初的源头，都来自晚清时期，一位名叫周馥的政客。周馥，字玉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人氏。1862年，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年，周馥因战乱耽搁流离于安徽的省城安庆，前往淮军应募。他写得一手好字，谈吐文采亦不俗，很快在一帮勇夫莽人里崭露头角，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收为文职，在往后三十余年里，深受李鸿章器重，委以肱股之任，淮军以外，朝野之上，都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周氏家族的发迹、传承、延续，自此展露，星火燎原，绵延万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方惨败，李鸿章痛定思痛，决意洋务救国，周馥深以为然。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先后设立天津电报局、天津机器局等新式机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天津水师学堂与北洋武备学堂亦是周馥一手主持创立。他亦著过一册《治水述要》，将自己数十年的治水经验总结集合，这册书，在中国治水史上，颇有地位。
早些年，初入仕途的周馥并非伊始便平步青云，李鸿章很赏识他，曾将他举荐给慈禧太后。慈禧最初也同意任命周馥为“授河督”，但此事在党派倾轧中悄然作罢，周馥自己心境如何不得而知，倒是李鸿章深感气愤。或许周馥命中注定大器晚成，中年之后，反倒官运亨通，先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兵部尚书衔，又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再迁两广总督，不可不谓繁花着锦，烈油烹火。清朝覆灭后，张勋曾复辟，此时，已步入晚年的周馥又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
为官为宦，文武两事，周氏家族的始祖，都是一介能人。在周馥三十余年的经营下，周氏家族隐然成形。一个家族的兴起，或许一开始倾注了命运眷顾、机缘巧合诸多运气成分，然而时光能长长久久地注视它，就不仅仅靠运气了。显然，周馥是一位聪明人，深谙传家之道，虽然公务繁忙，但他十分重视六子三女的教养。
他曾给周学海、周学铭两个孩子寄语道：
武候戒子书，淡泊与宁静；圣人为世师，忠恕重垂警；所贵收放心，欲绝外物屏；改过如扫地，时见尘满境；读书如尝食，甘苦在心领；一步一从容，即事即思省；久久心自明，豁然开万顷；矢志金石坚，造物难为梗。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在周馥的言传身教下，这个刚刚步入繁荣的家族，绝无骄娇二气，也无纨绔子弟。宅院深深，书声朗朗，稚子纯真，少年刚直。
周馥的原配妻子吴氏，是他穷困潦倒时的患难之妇，不通文墨，一介乡女。苟富贵，未相忘。周馥在江苏任职时，将在乡下伺奉双亲抚养幼子的吴氏接到金陵，荣华不易妻，这是周馥的难得；荣华不忘本，这是吴氏的难得。这个半生没什么见识的乡下女子，骨子里有最淳朴坚实的人生观：她素喜简朴，反对铺张，从不以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为傲，始终保持着乡野之间的柔韧和身为女性的慈爱。
她平素省吃俭用，却一次性将积攒多年的大笔银子用于购买田地，以救济穷人，成立了建德县的第一个慈善机构；吴氏七十岁那年，子孙孝顺，打算给她办一个盛大隆重的寿宴，吴氏执意不肯，唯恐破费太过，既铺张浪费，又伤害生灵，最后孩子们折衷将这笔钱用到慈善事业上。
如周馥，如吴氏，这样一双父母教养出来的孩子，确然没有一个，是令人失望的。长子周学海，早年潜心儒家学说，后入医道，成了晚清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著有《脉学四种》《脉义简摩》8卷医学著作；次子周学铭，继承父业入仕，少年有才，青年时期过殿试任职翰林院；三子早夭；四子周学熙从商，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商业版图最为繁荣的实业家之一，与张骞并称“南张北周”，亦是周家第二代中至关重要的一位；五子周学渊继承了父亲的文人气息，是当时有名的才子，曾与北大的辜鸿铭同组诗社，1906年曾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六子周学辉，虽然是周家备受宠爱的幼子，上有五位兄长与三位姐姐的他最有纨绔的资格，然而这一生，他与四哥周学熙一同建立了浩大的周家纺织帝国，将“打仗亲兄弟”这句话，发挥到了极限，在周学熙隐退之后，他接过了旗帜，继续奠定了周家的商业基础，当张骞家族已经逐渐没落之时，周家依旧鼎立。
追忆往昔，岁月峥嵘，从晦暗动荡的晚清到群英雄起的民国，再至百业待兴的新时期，直至百年之后的如今，这个家族依旧温和而不失气度地屹立在华夏国土上，它历尽时光洗礼，走过血色硝火，趟过荒野枯漠，受得住折辱，经得起荣华。当晨曦再度降临，当旧事散入晨风，后人仍不敢忘却，先祖垂暮年月里的铮铮告诫。
1914年，为避战乱，迁居青岛已有两年的周家，再度举家迁往天津。1921年，周馥病逝于天津津门，这位一生报国的老者，在病逝前，依然谆谆叮嘱病床前的子孙：“吾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吾从未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借口之端。”——公之一生，坦坦荡荡，上可对日月，下可对尘土，其子其孙，莫失莫忘，莫愧己心。
陆游曾寄语儿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放翁没有看到王师北定那一日，然周馥在百年后，他的家族依旧兰桂齐芳，满庭葳蕤；依旧根深叶茂，同气连枝；依旧劳心家国，兼济天下。对于这样一位有信仰、有追求、有抱负的旧式文士而言，大约足以长笑慰怀。
植根于时代巨流
周家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周学熙，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他借着父辈的些微助力，打下了偌大一方江湖。
若到金庸笔下，周学熙估计是少林寺藏书阁里的扫地僧，仿若平平无奇，甫一出手，黄风落叶，剑气摧花，横扫一片不在话下。其实这位“扫地僧”幼年过得不算好，母亲因疾未能亲自哺育他，以致小时候的周学熙身体一直羸弱。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周学熙也十分上进好学，原本也是效仿父兄走科举，入仕途。他读书很不赖，尤其是数学、地理两门，格外出众，可见他虽然身骨偏弱，却思维灵巧，心思活络。1895年，周学熙如愿考中举人，但在接下来的考试中他没有脱颖而出，一连数次，都名落孙山。思索再三，他决意放弃科举，出钱捐了一个候补道。
正是这个决定，忽然之间，如星辰并轨，如沧海逆流，改变了他的整个宿命，也改变了周家的命运。在周学熙之前，周家是传统的官宦之家，如无意外，后人都将沿着预设的轨道走下去，读书、考试、中举、出仕、提携族人、扩大影响、培养下一代，纵使转行，也不外乎是治病救人、研究学问；而周学熙，给了这个家族另一个可能性，仿佛是感受到了时代在冥冥之中的召唤，周家自此由政从商，开始了一场悄无声息而近乎完美的成功过渡。
而这个过渡，毫无疑问，归功于周学熙。
1903年，周学熙出使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够日益强盛，不外乎致力于“练兵、兴学、制造”三件事。而“制造”里的重中之重就是实业。归国后，他被提拔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这为他“实业救国”的理想提供了极大方便。1906年，周学熙成立了新洋灰公司，公司一开业，他就大刀阔斧地革新机器，提高生产率，将原本每年只能生产18万桶水泥的产量，跃增到每年24万桶。四年之后，他从丹麦等国购置了新一批机器，再次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到了1921年，新洋灰公司更名为启新水泥，规模已经扩大了两倍，每年能够出产83万桶水泥，并随之成立了配套的机械厂。
随着不断的收购和强化，当时市面上的水泥几乎被启新垄断，后来日本水泥进入市场，给许多民营水泥厂带来了灭顶之灾，启新也受到波及，幸而启新根基深，资本雄厚，技术先进，并没伤及元气，依旧屹立不倒。
启新的成功，与周学熙的战略目光和超前意识密不可分，亦是他，敏锐地注意到在一战爆发不久后，华南地区的纺织业不断兴起，而当时华北地区纺织业还是大片空白，他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商机。他当机立断，寻求合作力量，选址、建厂、招工，不久之后，天津华新纺织厂成立。最初采取“包工缴办”法，即每件纱规定工缴费用。当时，在棉贱纱贵的情况下，华新开厂以来，很快实现丰厚盈利。仅是1919年一年，就获利高达140万元，而华新总资本不过200万元。从1919年到1922年，四年间华新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
周学熙的下一个计划，是在青岛开设华新二厂，筹办期间内青岛还没什么纱厂，因为机器被耽搁的关系，没料到就在一年半载内，青岛的纱厂大大小小，遍地开花，尤其是有日方背景的内外棉纱厂，得天独厚，成为青岛第一个棉纱厂。紧接着，四方的大康、隆兴两纱厂，沧口的公大、富士、宝来三纱厂相继开设。当时幕僚里就有人向周学熙建议，另行选址，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周学熙决意迎难而上，这种近乎“不要命”的勇气，来源于他骨子里的不服输，也来源于他身后那个团结温暖的家族。这勇气可令其肋骨中生出铠甲，血肉里长出羽翼。等到青岛的华新二厂正式成立，青岛所有的棉纱厂都是日资的，周学熙不惧这合围之势，不断革新生产技术，虽然当时还没人说出“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周学熙却似乎比谁都更明白技术的力量。在他的一腔孤勇和日夜竭力下，华新二厂在众多日资棉纱厂中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日方当然没有坐视不理，他们想方设法干扰华新二厂的生产，甚至威逼利诱周学熙放弃，诡计百出。周学熙岿然不动，该周旋便周旋，该强硬便强硬，日方无可奈何，到“七七事变”前夕，华新二厂已经在周学熙的领导下，发展成一个纺织印染全能厂。同时，唐山的华新三厂、河北的华新四厂都已经在筹备中。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