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5（5 / 6）
要变得关心他人、而且做对他人有用的事情，就要先把他人视为“伙伴”而不是敌人。对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提过。如果可以将他人视为伙伴，那么自然而然地想为他人做出贡献。想到自己是以某种方式有用于他人的，也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这会给他带来自信，让他觉得自己可以为他人做出贡献、也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人生课题。
即使是认为自己从未为他人做过贡献的人，哪怕为他人做过一次贡献，也会开始改变。只有相信不是过去决定现在时，神经症治疗才会变得可能。
理想化的共同体感觉
对于提倡共同体感觉的阿德勒来讲，战争会导致人与人反目成仇（gegen），在这一点上，战争和共同体感觉是两个极端对立的存在。
我对阿德勒的一生做过调查，有一件事觉得很不可思议。阿德勒虽然在战场目睹过很多悲惨的现实，却依然通过共同体感觉这个思想，对人类表现出了十分乐观的看法。我不禁想，阿德勒在战场看到人的无数愚蠢行为，难道就没有对“他者是伙伴”的想法产生过任何动摇吗？
阿德勒认为，共同体感觉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即使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将它作为目标和理想这件事本身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再怎么关注杀人、战争等人类黑暗的部分，也无法消除黑暗。因为黑暗不是以实体的形态存在的。请注意此处藏着关键钥匙，可用来解开阿德勒在战争中获得的“共同体感觉”思想之谜底。
具有共同体感觉的人，会和他人合作、也会为他人做贡献（Siche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ydia Sicher）。Sicher称，人天生具备“协作”的潜力（ibid。）。不过，这个“协作”能力是需要去培养的。阿德勒说，共同体感觉不是天生具备的能力，而是“一种先天具备的可能性”，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的确是一种可能性，但究竟是不是先天性的，有待论证。共同体感觉若是先天性的，那么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它也能自动发挥和发展，可阿德勒明明是在说“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
总之，这里强调的是，协作才是人类的原生态。Sicher说个体心理学是“假设（assume）人从一开始就主动选择了协作之路”。（Sicher， ibid。）
对于竞争，Sicher是这么说的。达尔文所说的以竞争为前提的适者生存理论，和作为人生第一原则的协作是背道而驰的。（ibid。）
达尔文也意识到（《儿童教育心理学》），动物比起单独活动，在成群结队时生存繁衍下来的概率会更高。人可以选择和人合作，也可以选择不合作。Sicher甚至说，合作是天生具备的可能性，而且也是事实，无论是从本性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分析，非合作都是不可为的。（Sicher， ibid。）
请大家注意，Sicher说竞争是很常见但非正常的（usual but not normal），也是竞争最极大化的状态、即战争不是人类的本性（Sicher， ibid。）。我们不能说它是常见的，就能肯定它是正常的。
如此说来，大家应该能理解，阿德勒身处战争却能提出共同体感觉理论，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借用Sicher的说法，战争或许是经常发生的，但既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人类的本性。
阿德勒指出，“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或许是一个世界观，但它不是普遍合理的。（《难教育的孩子们》）这句话以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引用过的世人皆知的名言。人类都抱有自我保存欲，在压制别人的同时，追求自己的权利与幸福。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但是对于阿德勒而言，这种“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如刚刚所提到的，虽然是一个世界观，但不是普遍合理的，只有合作才是人类本来的状态，而不是争斗或竞争。阿德勒认为，人生是向着某种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过程，“活着，就是进化”，人所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sub spece aeternitas）应该是与整个人类走向完善之方向相一致的。
我在这里看到了阿德勒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理想主义者并不是无视现实。他们是基于现实状态，努力要超越它。值得一提的是阿德勒的基本思想，即他没有肯定现实中的竞争以及竞争达到极端时的状态——战争。
如果说阿德勒反对作为竞争最大化状态的战争，如前面所述，借用Sicher的说法，可以说协作虽不常见但属正常（unusual but normal），它才是必须给予肯定的。
当理想远离现实时，往往会被人们认为没有意义去提倡理想。但是请注意，理想一向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和分歧。阿德勒正是因为在战场目睹了悲惨的现实，而前面这种见解对现实产生的影响太大，所以，他才会为了躲避战争中的悲惨现实，创立了共同体感觉——这一理想化的思想。
事前理论和事后理论
“你那是理想论而已”，很多现实主义者反对理想主义者时常说的一句。首先得在现实中生活，这是起点，一切从这个起点开始，现实主义者的这个观点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看到现实，就容易陷入绝望，容易放弃，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办法。一旦放弃，就不会再尝试改变现实。
现实主义从头到尾都在努力说明现实，但是说明并不能改变现实。对于一个抱着问题来找医生咨询的人，我们向他说明过去的成长经历才导致了你现在这些问题，过去经历才是原因，是改变不了他的现状的。现实主义被称为事后理论（post rem），理想主义则被称为事前（ante rem）理论。提出理想，人才会为了靠近理想而努力。弗洛伊德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阿德勒不同的是，他认为人是有攻击本能的。我们一旦认可了人是有攻击本能，等于为他所有的事情提供了一个事后解释，根据这个理论，人犯下杀人罪也会被解释为“没有办法”。
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把战争神经症划入了神经症的范畴。他说，战争神经症本来就是有精神问题的人身上才出现的症状。（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阿德勒认为，直面社会义务或借用前面提过的词汇的话，直面人生课题时露出胆怯的人会才会患上神经症。战争神经症也不例外，所有神经症都是发生在弱者身上的。弱者，无法让自己适应“大多数人的想法”，才会采取攻击性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以神经症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霍夫曼，前述著作）从这个角度，神经症的确应该包含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认为战争是无意义，批判政府发起战争的行为，这都是后来提出的。（霍夫曼，前述著作）我不认为阿德勒一开始也是抱着这种想法。神经症者遇到一个课题就想逃跑。对一个战争神经症者而言，战争就是他所直面的课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区别对待无法逃脱的课题和可以逃脱（或必须逃脱的）的课题呢？
实际上，阿德勒在战后指责某些人错用“共同体感觉”。（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还说，不应该把战争之罪推卸给志愿当士兵、志愿服兵役的人。
阿德勒为错用“共同体感觉”的例子举了在战争中军队最高指令官明知已经快战败，还在继续煽动几千个士兵赴战场送死的事情。司令官当然会主张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有人同意这种观点，但是阿德勒说“不管司令官有什么理由，现在的我们，都不会把他当成是伙伴、同意他的观点了”。（《性格心理学》）
神经症患者康复后，阿德勒只能将他送回前线。这样做，等于是让他送死，可是阿德勒身为军医，只能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他一直“陶醉”在这个想法中。有一个夜晚，他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为了不把人送到危险的前线而做了好多努力。梦里，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像是自己杀了一个人，但不知道杀的是谁。我一直在琢磨‘我到底是杀了谁呢’，于是，精神状态很差。其实，我是为了不让他送死，尽最大的努力把他送到一个最安全的部门，当然了，我是这样认为的。梦中的经历显然也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想法而出现的，当我理解了这个梦是一个借口而已时，从此再也没有做过梦。因为当我们不再依赖梦境，而是靠伦理和道理行动时，就没必要再为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欺骗自己了。”（《个体心理学讲义》）
阿德勒不再根据梦，而是根据伦理来考虑事情后，便提出共同体感觉中的“共同体”或之前我们提过的“整体中的一部分”理论中的“整体”与现实中的共同体是不同的。对于战争神经症以及战争神经症的对待处理方式，也按照论理来做出理性的判断。
通常，人属于多个共同体。当眼前所属的共同体利益关系，与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相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当我们需要决定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康复后的去处时，如果我们考虑到了超过国家层面的、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的话，就不会因为士兵们病好了就把他们送回战场。 ↑返回顶部↑
即使是认为自己从未为他人做过贡献的人，哪怕为他人做过一次贡献，也会开始改变。只有相信不是过去决定现在时，神经症治疗才会变得可能。
理想化的共同体感觉
对于提倡共同体感觉的阿德勒来讲，战争会导致人与人反目成仇（gegen），在这一点上，战争和共同体感觉是两个极端对立的存在。
我对阿德勒的一生做过调查，有一件事觉得很不可思议。阿德勒虽然在战场目睹过很多悲惨的现实，却依然通过共同体感觉这个思想，对人类表现出了十分乐观的看法。我不禁想，阿德勒在战场看到人的无数愚蠢行为，难道就没有对“他者是伙伴”的想法产生过任何动摇吗？
阿德勒认为，共同体感觉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即使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将它作为目标和理想这件事本身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再怎么关注杀人、战争等人类黑暗的部分，也无法消除黑暗。因为黑暗不是以实体的形态存在的。请注意此处藏着关键钥匙，可用来解开阿德勒在战争中获得的“共同体感觉”思想之谜底。
具有共同体感觉的人，会和他人合作、也会为他人做贡献（Siche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ydia Sicher）。Sicher称，人天生具备“协作”的潜力（ibid。）。不过，这个“协作”能力是需要去培养的。阿德勒说，共同体感觉不是天生具备的能力，而是“一种先天具备的可能性”，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的确是一种可能性，但究竟是不是先天性的，有待论证。共同体感觉若是先天性的，那么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它也能自动发挥和发展，可阿德勒明明是在说“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
总之，这里强调的是，协作才是人类的原生态。Sicher说个体心理学是“假设（assume）人从一开始就主动选择了协作之路”。（Sicher， ibid。）
对于竞争，Sicher是这么说的。达尔文所说的以竞争为前提的适者生存理论，和作为人生第一原则的协作是背道而驰的。（ibid。）
达尔文也意识到（《儿童教育心理学》），动物比起单独活动，在成群结队时生存繁衍下来的概率会更高。人可以选择和人合作，也可以选择不合作。Sicher甚至说，合作是天生具备的可能性，而且也是事实，无论是从本性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分析，非合作都是不可为的。（Sicher， ibid。）
请大家注意，Sicher说竞争是很常见但非正常的（usual but not normal），也是竞争最极大化的状态、即战争不是人类的本性（Sicher， ibid。）。我们不能说它是常见的，就能肯定它是正常的。
如此说来，大家应该能理解，阿德勒身处战争却能提出共同体感觉理论，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借用Sicher的说法，战争或许是经常发生的，但既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人类的本性。
阿德勒指出，“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或许是一个世界观，但它不是普遍合理的。（《难教育的孩子们》）这句话以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引用过的世人皆知的名言。人类都抱有自我保存欲，在压制别人的同时，追求自己的权利与幸福。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但是对于阿德勒而言，这种“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如刚刚所提到的，虽然是一个世界观，但不是普遍合理的，只有合作才是人类本来的状态，而不是争斗或竞争。阿德勒认为，人生是向着某种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过程，“活着，就是进化”，人所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sub spece aeternitas）应该是与整个人类走向完善之方向相一致的。
我在这里看到了阿德勒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理想主义者并不是无视现实。他们是基于现实状态，努力要超越它。值得一提的是阿德勒的基本思想，即他没有肯定现实中的竞争以及竞争达到极端时的状态——战争。
如果说阿德勒反对作为竞争最大化状态的战争，如前面所述，借用Sicher的说法，可以说协作虽不常见但属正常（unusual but normal），它才是必须给予肯定的。
当理想远离现实时，往往会被人们认为没有意义去提倡理想。但是请注意，理想一向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和分歧。阿德勒正是因为在战场目睹了悲惨的现实，而前面这种见解对现实产生的影响太大，所以，他才会为了躲避战争中的悲惨现实，创立了共同体感觉——这一理想化的思想。
事前理论和事后理论
“你那是理想论而已”，很多现实主义者反对理想主义者时常说的一句。首先得在现实中生活，这是起点，一切从这个起点开始，现实主义者的这个观点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看到现实，就容易陷入绝望，容易放弃，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办法。一旦放弃，就不会再尝试改变现实。
现实主义从头到尾都在努力说明现实，但是说明并不能改变现实。对于一个抱着问题来找医生咨询的人，我们向他说明过去的成长经历才导致了你现在这些问题，过去经历才是原因，是改变不了他的现状的。现实主义被称为事后理论（post rem），理想主义则被称为事前（ante rem）理论。提出理想，人才会为了靠近理想而努力。弗洛伊德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阿德勒不同的是，他认为人是有攻击本能的。我们一旦认可了人是有攻击本能，等于为他所有的事情提供了一个事后解释，根据这个理论，人犯下杀人罪也会被解释为“没有办法”。
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把战争神经症划入了神经症的范畴。他说，战争神经症本来就是有精神问题的人身上才出现的症状。（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阿德勒认为，直面社会义务或借用前面提过的词汇的话，直面人生课题时露出胆怯的人会才会患上神经症。战争神经症也不例外，所有神经症都是发生在弱者身上的。弱者，无法让自己适应“大多数人的想法”，才会采取攻击性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以神经症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霍夫曼，前述著作）从这个角度，神经症的确应该包含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认为战争是无意义，批判政府发起战争的行为，这都是后来提出的。（霍夫曼，前述著作）我不认为阿德勒一开始也是抱着这种想法。神经症者遇到一个课题就想逃跑。对一个战争神经症者而言，战争就是他所直面的课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区别对待无法逃脱的课题和可以逃脱（或必须逃脱的）的课题呢？
实际上，阿德勒在战后指责某些人错用“共同体感觉”。（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还说，不应该把战争之罪推卸给志愿当士兵、志愿服兵役的人。
阿德勒为错用“共同体感觉”的例子举了在战争中军队最高指令官明知已经快战败，还在继续煽动几千个士兵赴战场送死的事情。司令官当然会主张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有人同意这种观点，但是阿德勒说“不管司令官有什么理由，现在的我们，都不会把他当成是伙伴、同意他的观点了”。（《性格心理学》）
神经症患者康复后，阿德勒只能将他送回前线。这样做，等于是让他送死，可是阿德勒身为军医，只能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他一直“陶醉”在这个想法中。有一个夜晚，他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为了不把人送到危险的前线而做了好多努力。梦里，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像是自己杀了一个人，但不知道杀的是谁。我一直在琢磨‘我到底是杀了谁呢’，于是，精神状态很差。其实，我是为了不让他送死，尽最大的努力把他送到一个最安全的部门，当然了，我是这样认为的。梦中的经历显然也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想法而出现的，当我理解了这个梦是一个借口而已时，从此再也没有做过梦。因为当我们不再依赖梦境，而是靠伦理和道理行动时，就没必要再为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欺骗自己了。”（《个体心理学讲义》）
阿德勒不再根据梦，而是根据伦理来考虑事情后，便提出共同体感觉中的“共同体”或之前我们提过的“整体中的一部分”理论中的“整体”与现实中的共同体是不同的。对于战争神经症以及战争神经症的对待处理方式，也按照论理来做出理性的判断。
通常，人属于多个共同体。当眼前所属的共同体利益关系，与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相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当我们需要决定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康复后的去处时，如果我们考虑到了超过国家层面的、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的话，就不会因为士兵们病好了就把他们送回战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