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1 / 8）
我急着住进退隐庐，等不及美丽春天的到来。新屋一收拾停当，我便赶紧搬了进去，引起奥尔巴什一伙的一片嘲笑，硬说我耐不住三个月的寂寞，很快便会害臊地溜回来，同他们一样在巴黎生活。可我，十五年来，一直背离自己生活之所，今日得以返璞归真，我哪还会去管他们的耻笑。自从我不由自主地被抛进社交场上以来，我一直都在缅怀我那可爱的沙尔麦特以及我在那儿的恬静生活。我觉得自己生来适合退隐和乡居，在别处生活我不可能幸福。在威尼斯，公务繁忙，荣任类似外交使节的职位，满怀着加官晋爵的骄傲；在巴黎，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旋涡之中，享受着朵颐之快，观赏着戏剧的辉煌，沉浸于虚荣的幻海之中。但我始终回忆着往日的丛林、清溪、悠然的漫步，这使我意乱情迷，勾起我的嗟叹，引发我的憧憬。我之所以能屈从于所有的工作，屈从于强打起我的精神来的种种野心勃勃的计划，都不外乎为了一个目的：有朝一日，过上我此时此刻正庆幸将要接触到的那种幸福恬静的乡间生活。我原以为只有相当地富足之后才能过上这种生活，可我现在并未富有，竟也能不必富有，通过截然相反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个苏的年金，但我有点名气，有点才气，又很俭朴，而且摒除了所有为堵他人的嘴所必需的一切花销。此外，虽然我很懒惰，但我只要愿意，还是很勤劳的。我之所以懒惰，并非想无所用心，而是一个独立之人所有的那种懒散，只是想什么时候干活就什么时候干活。我那抄乐谱的活计既出不了名，又无大的油水，但很有保证。社交场上的人很满意我有勇气选择这一行当。我不愁没有活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地干，就能活得下去。由《乡村占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剩下来的那两千法郎，使我不致捉襟见肘，而且，还有好几本我正在写的书也使我无须敲诈书商，足以贴补生活，使我不必疲于奔命，可以从从容容地干活，甚至还有空去散散步。我那三口之家，人人有事干，花销也不算大。总之，我的收入与我的需求和欲望相比，入可敷出，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志趣所选择的方式像像样样地过上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本可以完全投向最有油水的工作，用我的笔，不是去抄乐谱，而完全去写作，按照我已有的、并自觉有能力维持下去的那种势头，我会过上一种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只要我稍许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就行了。但我感到，为了吃饭而写作，很快就会窒息我的天赋，扼杀我的才情。我的才情不在笔端而在心间，完全是以一种高瞻而豪迈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也只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使我的才情永不枯竭。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是产生不出任何刚劲伟大的东西来的。需求、贪婪也许会使我写得快，但不会使我写得好。如果成功的需求没有把我投进阴谋集团的话，也会让我想方设法地去说一些哗众取宠的事，而不是去说一些有益的和真实的事情，那样一来，我就成不了我可能成为的一位卓越的作家，而只会成为一个蹩脚作者。不，不，我一向认为，作家这个身份只有在，也只能是在它不是一种行当时才会是卓绝的、可尊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了活下去而在思考时，那他的思想就太难高尚了。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成名。我把我的书奉献到公众面前时，深信自己是为公众利益说了话，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东西。如果我的书被人摒弃，那就活该那些不愿从中得益的人倒霉。而我是用不着靠着别人的赞同来生活的。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行当本身也能养活我，而也正因为如此，我的书倒是能卖得出去的。
我是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离开都市，再也不在都市中居住了的。后来，我虽在巴黎、伦敦或者别的一些城市有所逗留，但那都是或路过，或不得已而为之，我并没把它们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着她的马车前来接我们一家三口。她的佃户负责搬运我的一点行囊，我当天便住下了。我发现我那小小的退隐之所虽说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干净利索，颇为雅致。精心布置它的那只惠手使得它在我眼里变得无法估量的可贵，我觉得成为我的女友的客人、住在我自己选定的又是她专门为我建造的屋子里，真是美不胜言。
虽然天气寒冷，甚至还有残雪，但大地已开始复苏。紫堇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绽开了叶芽，而且，我到的那天夜晚，几乎就在我的窗前，听到了黄莺在毗连屋子的一片林子里歌唱。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忘了自己已经搬家，还以为仍在格勒内尔街住着。突然，一阵鸟儿啁啾使我猛地一颤，我激动不已地嚷道：“我的所有心愿终于顺遂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我周围的乡间景物。自翌日起，我没有去整理新居，而是踏勘了住所四周的每一条小道、每一片矮树林、每一处灌木丛、每一个角落。我越是仔细查看这美丽的退隐之所，我就越是感到它是为我所造的。这个幽静而不荒野之所是我恍如遁迹的天涯海角。它有着在都市中所见不到的那种种动人的美。当你突然置身其中，你永远不会想到自己离巴黎只有四法里之遥。
沉浸于乡间情趣之中数日后，我才想到整理一下故纸堆，安排一下自己的活计。我像从前一贯做的那样，上午抄乐谱，午后带上拍纸簿和铅笔去散步，因为我向来只有在露天下才能写，才能想，所以我不打算改变方法，我打算从今往后，把几乎就在我门前的那座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有好几部作品动手了，我又重新审阅了一遍。我脑子里有不少的写作计划。但是，由于城市的喧嚣，在这之前一直进展不大。我原打算分心的事少点的时候，多加一把劲的。我想，这一回我可以得偿夙愿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病歪歪的人，又常往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城堡跑，而在自己家中又经常为一些无所事事的好奇者所死死缠着，而且还总要用半天的时间去抄乐谱，如果大家数一数、算一算我在退隐庐或蒙莫朗西的那六年之中所写的东西，我敢保证，他们就能发现，如果我在此期间浪费了时光的话，那至少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的。
在我已经动笔的那些作品中，我构思得更久的、更加兴致勃勃在写的、我打算倾注我毕生精力的、而且是我觉得能让我闻名遐迩的作品，就是我那部《政治制度论》。我开始想到要写它已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威尼斯，我有机会注意到那个被捧上天的政府的种种弊端。从那时起，我的视野因对伦理学的历史性研究而大大地拓宽了。我看到，一切都是从根本上与政治相关联的，而一国人民不管怎么行事，都将只是其政府性质使之成为的那个样子。因此，“什么是最美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便缩小成为这样一个问题了：“适于造就最有道德、最为开明、最为聪慧的人民，总之，广义而言之，适于造就最好的人民的政府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我看出来了，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极其相似，即使不尽相同：“其性质始终最接近于法的政府是哪一种政府？”由此而产生了“什么是法”的问题以及一连串与之同样重要的问题。我看到，这一切在把我引向伟大的真理。这些真理将有益于人类的幸福，特别是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而在我刚刚去过的那一次，我在我的祖国并未发现如我所想的那些比较正确、比较明晰的法律和自由的概念。而且，我曾认为，以这种间接方式为我的同胞们提供这些概念是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最能使之原谅我在这一点上比他们看得更远一点的。
尽管我写此书已有五六年了，但进展仍旧不大。写这一类的书籍需要思索、闲暇和安静。而且，我是悄悄地写这本书的，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计划，连狄德罗我都没告诉。我担心在我写书的这个时代和国家看来，我的计划过于大胆，也生怕朋友们的惊惧会妨碍我的写作计划。我也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及时完成，是否能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够不受压制地写出该题目所需之一切。当然，我生性不喜讽刺别人，也从来不想揪住不放，在公正方面，我始终是无可指责的。无疑，我是想充分利用思考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我一向尊重我必须生活在其管辖之下的政府，从不违反其法律，而且很注意自己，不去践踏国际公法，也不愿意因为畏惧而放弃其好处。
我甚至承认，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法国，我觉得自己的地位对于大胆说出真理是十分有利的。我很清楚，我只要像我想的那样不出未经法国许可的任何东西，那么不管我的准则是什么，不管我在别处出什么东西，法国都管不着我。甚至在日内瓦，我可能都没这么自由。在日内瓦，不管我的书是在什么地方印制的，行政官都有权对其内容妄加指责。这种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盛情，而放弃了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正如我在《爱弥儿》中所说的，我感觉到，你若是想写一些真正有益于祖国的书，就绝对不可在自己的祖国写，除非你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人。
使我觉得自己的地位更为有利的是，我深信法国政府也许不会给我好脸看，但至少会以不干涉我为荣的，如果说它不愿保护我的话。我觉得，容忍无法阻止的事情，并以此沽名钓誉，这是很简单却是很巧妙的政治手腕，因为，即使把我驱逐出法国——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我的书还照样会写，而且写起来也许更加无所顾忌，而要是让我在法国安心写书，我就得对自己的书负责，而且还在欧洲其他各国消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从而使法国享有明显尊重国际公法的美誉。
根据事态发展认为我上了自己轻信的当的人，完全可能是自己看错了。在我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成了把柄，但其实他们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他们并不把书的作者放在眼里，他们想毁掉的是让-雅克这个人。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罪状，就是这些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荣耀。此是后话，暂且不表。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的谜，今后是否会被读者们解开。我只晓得，如果说是我公开表示的那些准则给我招致我所受的虐待的话，那我早就该成为其牺牲品了，因为把这些原则最果敢地——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话——表示出来的我的那一部书，早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发表，就已经产生效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想说是寻机挑衅——起码阻止一下该书在法国的出版。此书在法国同在荷兰一样公开出售。此后，《新爱洛伊丝》也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也同样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爱洛伊丝临终前的那番表白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表白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切大胆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出现了，《爱弥儿》中的一切大胆言辞也早在《朱丽》中就有了。可这些大胆的地方并未激起对上述两本著作的任何非议，所以，引起对后两本书的飞语流传的也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辞了。
此时，我更关心的是另一项几乎性质相同但计划新定的工作，那就是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选。鉴于叙述的连贯，我此前未及谈到。此想法是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之后，马布利神甫提起的。不是直接向我提起，而是通过迪潘夫人向我提出的。迪潘夫人也有心让我采纳这一想法。她是曾视老圣皮埃尔神甫为宠儿的巴黎三四位大美人儿之一。如果说她肯定不是独占他的女人，那她至少也是同埃居荣夫人共宠这位神甫的。她对神甫的缅怀保持着一种使双方都受到敬重的尊重和爱戴，因而，她若是看到她朋友的那些胎死腹中的书稿能由她的秘书妙手回春的话，她的自尊心就会得到满足。这些书稿中不乏绝妙的东西，但表达甚差，以至于难以卒读。奇怪的是，圣皮埃尔神甫一向把自己的读者视为大孩子，可他对他们说起话来竟像是在同大人说话，完全不顾及他们是否愿意去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接手这项工作，一来这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则，它很适合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创作的人，适合一个以思索为苦、宁愿对其胃口、阐释光大他人思想而不标新立异的人。再说，我并非要把自己局限于阐释者的功用上，我有时自己也完全可以去思索，可以想办法把一些重要的真理披上圣皮埃尔神甫的外衣，注入书中，这比打着自己的旗号要好得多。不过，这项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需要阅读、思索、摘录的书有二十三本之多，充满庞杂、混乱、冗长、重复、短浅错误的观点，而又必须从中捕捉一些伟大而美妙的观点，可这却给了我以忍受这项繁难工作的勇气。如果我能不失脸面地反悔的话，我本会放弃不干的。但是，当我接到他的侄子圣皮埃尔伯爵受圣朗拜尔之托交给我的神甫的手稿时，我可以说是已承诺要完成重任了，不然的话，就干脆把手稿退还，不得犹豫。我正是决定要使之派上用场才把这些手稿带去退隐庐的，所以这是我准备利用空闲时间干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在思考第三本书，那是我对自身的观察而产生的想法，而且，我感到很有勇气去写，因为我有理由希望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是我所能够献给人类的最有益的一部，假如我写起来果如我所拟订的计划的话。人们都看到了，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常常与自己判若两人。我并不是要证明这个尽人皆知的事情才打算写这本书的。我有着更加新颖甚至更加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寻找这种变化的根源，抓住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那些原因，以便展示它们如何才能受到我们的控制，以使我们更加完美，更加自信。因为，毋庸置疑，对于一个正派的人来说，抵御一些业已成形而又必须克服的欲念是艰难的，而如果能追根溯源，在这些欲念生成之时就防患于未然，去改变或纠正它们，就没那么痛苦了。一个人受到了诱惑，第一次抵制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又一次，他就屈服了，因为他是软弱的。如果他始终是一样坚强的话，他也就不会屈服了。
在一面探索自己、一面观察他人这不同的生活方式源自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大部分取决于对外部事物的先决印象，而我们不断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不知不觉地便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的行动中，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我所搜集到的许许多多惊人的观察材料是无可辩驳的，而且，我觉得，从它们的自然本原来看，它们是适宜于提供一种外在的准则，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竟至使得我们的心灵处于或维持在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之中。如果人们学会强迫动用机制去帮助它经常纷扰的精神秩序，那么就能使理性少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的产生啊！气候、季节、声音、色彩、黑暗、光明、自然、食物、嘈杂、寂静、运动、静止，这一切全都作用于人体的这部机器以及我们的心灵，因此，全都在向我们提供成百上千种几乎确实无误的支撑点，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受其摆布的那些情感控制在其起始点。这就是我已经在纸上打了草稿的基本思想。我希望这一思想能对生性很好、真诚喜爱道德、警惕自己弱点的人产生效用，因而我觉得用这种思想很容易写出一本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书来。可是，我并未在这本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论》的书上花多少工夫。大家很快就将知道的一些分心的事使我无法顾及它，而且大家也将知道我的写作纲要将落个什么下场，它与我自身的命运何其相似。
除了所有这一切而外，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种教育体系，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考虑的，因为她丈夫对她儿子的教育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尽管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太合我的口味，但碍于情面，我对它却比对其他任何问题更加上心。因此，在我刚才提到的所有题目中，这个问题是我唯一进行到底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待的结果，好像应该给其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这是件伤心的事，先按下不表。在本书的后面章节中，我将不得不谈到它。
所有这一切计划使我在散步时有了思考的内容。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边走着一边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也就停止思考了，我的脑子是同我的双脚一起运作的。不过，我也心存戒备，准备了一项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好干。那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该辞典的材料散乱、残缺、不成样子，使得这部作品大有推倒重来的必要。我带了几本为此所需的书来，我已经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对好多书进行了摘录，那些书是人家从皇家图书馆借给我的，有几本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储备着的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出不去，或者抄乐谱抄烦了的时候干的。这种安排对我太合适了，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蒙莫朗西，甚至于后来在莫蒂埃，我都受益匪浅。我是在莫蒂埃一边干着其他事，一边把这项工作完成的。我始终觉得变换着工作是一种真正的休息。
有一段时间，我比较严格地执行着给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觉得甚为满意。但是，当美好的春光把埃皮奈夫人更经常地吸引到埃皮奈或舍弗莱特来时，我便觉得，有些事情起先倒并没怎么让我费心，我也没太在意，可现在却大大地打乱了我的其他计划。我已经说过，埃皮奈夫人有一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自己的朋友，极其热情地帮助朋友，为了朋友，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因此，她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朋友们对她的回报。在这之前，我一直都在回报她的热情，并没觉得是迫不得已，但最后，我明白了，我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只是因为友谊，我才没有感觉出它的重负。我因为讨厌与众多的宾朋应酬，所以更觉得这条锁链之沉重。埃皮奈夫人因此便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似乎于我有利，其实更有利的是她。这就是每当她孤独一人或差不多没有客人时，便让人通知我。我同意了，没有看到这对我有什么不便。这样一来，我就不再是在我有空时去拜访她，而是她有空召我前去，因此我就再也无法知道自己哪一天可以由我自己来支配的了。这种约束大大地损害了我在此之前一直想去看望她的那种乐趣。我觉得，她如此慷慨地赠予我的那种自由，其实是有条件的，让我永远也享受不着。有这么一两回，我想试试自己的自由，她便立刻又是捎信，又是写条，又是为我的健康大惊小怪，弄得我只有借口卧病在床，才能幸免于招之即去。我必须屈从于这个束缚，我屈从了，而且，对于我这样一个最恨依附于人的人来说，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自觉地屈从了，因为我对她的真心爱戴使我感觉不太出来这是一种枷锁。她因此也就凑凑合合地填补了她的常客不来时所留下的娱乐空白。这对她来说虽说是微不足道的一种补足，但毕竟聊胜于无，因为她是忍受不了绝对的孤寂冷清的。然而，自打她想尝试一下文学，并打定主意不论好歹写点小说、书简、喜剧、故事以及其他这一类的玩意儿时起，她便很容易地就填补了自己的空虚。但是，使她感觉有趣的不是要写这些东西，而是要写来读给人家听。如果她一旦胡乱涂了两三页纸出来，那她就非要在这项巨大工程之后，找到两三位自愿的听众不可。我尚无被选中之荣幸，除非是经别人好心推荐。我若是只是一个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总是不被人看重的。而这不仅仅是在埃皮奈夫人的圈子里如此，在奥尔巴什先生的圈子里以及凡是格里姆定调子的场合全都如此。这种不起眼使我在任何地方都觉得挺自在的，只是单独同她在一起不行，不知说什么好。我不敢谈文学，因为轮不上我来评论。也不敢谈论风花雪月，因为太胆小，宁可死也不敢被人笑话成一个老色鬼。这种念头我在埃皮奈夫人身上从未起过，而且，即使我一辈子都守在她的身边，这种念头也许也不会出现一次的。倒不是我对她这个人有什么嫌弃，恰恰相反，我也许像个朋友似的非常喜欢她，以至于无法像个情人似的去爱她。看到她，同她聊天，我感到快乐。她的谈吐尽管在社交场上很引人入胜，但单独在一起时却枯燥乏味，而我的言谈也不妙趣横生，逗引不出她什么话来。我因相对无言太久而颇觉难为情，便想尽方法没话找话。这种交谈尽管常常让我觉着累，但从不使我感到厌烦。我很乐意能向她献点小殷勤，给她兄妹般的轻吻，我觉得这些吻对她来说，并无什么欲火。我俩之间，仅此而已。她极瘦，极其苍白，胸脯像搓衣板。单单这一缺陷就足以浇凉我的欲火了，我的心灵和感官从来就看不得一个女人没有酥胸的。另外还有一些无须说的原因，总是让我在她身边时忘了她是个女性。
我就这样横下了心，忍受这不可免的屈从，未有任何的抵触，而且，至少在头一年里，我还觉得没有预想的那么难以忍受。埃皮奈夫人通常差不多整个夏天都在乡下度过，可头一年的夏天却只住了一段时间，或许是她有事被迫留在巴黎，或许是格里姆没在．她感到住在舍弗莱特没趣。我趁她不在的空当儿，或者趁她宾客满堂之际，享受与我的好泰蕾兹及其母亲单独在一起的乐趣，这使我感到格外可贵。尽管几年来我常去乡间，但几乎从未尝到甜头，而且又总是同一些自命不凡之辈去的，拘拘束束，大煞风景，所以这在我心中更加激起了对乡村情趣的偏好。我越是就近看到了乡村景色，就越是感到失去它们之苦。我对沙龙、喷水池、人工的树丛花坛以及夸耀这一切的讨厌鬼们厌烦透顶，我对织花、羽管键琴、牌局、丝结、愚蠢的俏皮话、乏味的撒娇、无聊的故事和盛大的晚宴恼火极了，所以，当我瞅见一个不起眼的小荆棘丛、一片树篱、一座谷仓、一片草地的时候，当我穿过一个小村庄，嗅到香草炒鸡蛋的香味的时候，当我老远听见牧羊女的歌声中乡土气息的叠句的时候，我便让什么胭脂呀、饰物呀、琥珀呀，统统见鬼去了。我吃不到家庭主妇的饭菜，喝不上乡村酿酒，感到非常遗憾，真想给厨房大师傅、管家老爷一记老拳，他们竟让我晚餐时分吃午餐，睡觉之时用晚餐。尤其是要揍那帮仆役老爷，眼睛贪婪地盯着我的饭菜，把他们主子的假酒以高于小酒馆佳酿十倍的价钱卖给我，否则就让我活活渴死。
现在我总算住在自己的窝里，住在一舒适幽静的避难所中，可以支配自己的时日，过着一种我觉得生来就该过的不受干扰、平和安静的生活。在说出这种对我来说崭新的生活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谈一谈我的种种内心情感，以便大家能从其根源上更好地看到这些新变化的进展。
我始终把我与泰蕾兹结合在一起的那一天视作固定我精神生活的一天。我需要有所寄托，因为原该让我满足的那份爱终于被残酷地斩断了。对幸福的渴求在一个男人的心中是绝不会熄灭的。妈妈老了，堕落了。事实在向我证明，她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幸福了。我失去了任何分享她幸福的希望。只好去寻求一个适合于我的幸福了。我游移了一阵，转了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想了一个计划又一个计划。如果我与之打交道的那个人有点常识的话，我去威尼斯时原本是会忙于公务的。我很容易灰心丧气，特别是在艰巨的、长期的事业上。那次事业上的失败使我对其他任何事都感到厌烦，而且，依据自己往日的信条，我视所有遥远的事为镜中花水中月，决心今后得过且过，再也看不到生活中有什么可以激发我努力奋进的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俩邂逅了。这个好姑娘的温柔性格使我觉得与我的性格极为相投，因此我便依恋上她了。这种依恋是经得起时间和挫折的考验的，凡是本该使它夭折的一切反而使它更加强大。当我将揭开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心中捅的伤疤、痛楚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这种依恋有多么强烈。我在写这些之前，对任何人都没有抱怨过一句。
为了不同她分开，我竭尽一切努力，冒尽任何风险，而且，我还不顾命运多舛和众人的反对，同她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终于在我晚年之时，在她并没有期待我，也没要求我，而我也没做任何许诺和保证的情况之下，同她结了婚。当大家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将会认为是一种狂热的爱从第一天起就让我晕头转向了，然后逐步地把我引向那最后的荒唐之举。当大家知道还有种种特别的、强有力的理由本该阻止走最后这一步棋的时候，一定更加会有上述想法的。我将告诉读者——读者们现在应该看到我是在把全部真情道出来——从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起直到今天，我对她从未感到有丝毫爱情的火花在闪烁。我并不想占有她，正像我并不想占有瓦朗夫人一样。我在她身边得到的感官上的需要，对我来说，纯粹是性欲的需要，而并不是整个身心的交融。读者们闻之将作何感想？他们将以为我的体质与他人不同，无力感受到爱，因为在我最为依恋的两个女人身上，我都没有注入爱的真情。啊，且慢，我的读者！不祥的时刻正在靠近，你们将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
我知道，我是在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但必须如此。我的第一个需要，最大、最强、最无法消除的需要完全充盈在我的心中，那就是亲密的结合，有多亲密就多亲密的结合，特别是这个缘故，我才必须有一个女人而非男人，必须有一位女友而非男友。这个特别的需要极其强烈，以至于肉体上的如胶似漆还不够，我恨不得两颗心长在同一个肉体之中。非如此，我则总是感到空虚寂寥。我那时以为自己已经不再感到空虚了。那个年轻女人具有无数长处，着实可爱，而且容貌姣好，没有丝毫矫揉和妖冶，如果我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把她的生活融进我的生活中来的话，我是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她的生活中去的。关于男人方面，我没什么可以害怕的。我可以肯定我是她真正爱着的唯一男人，而她清心寡欲，甚至当我在这方面对她来说已不再算是个男人的时候，她也没想去另觅新欢。我没有家庭，她却有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与她的秉性相去甚远，所以我不可能把它变成我的家庭。这就是我的不幸的第一个原因。我真的恨不得能成为她母亲的孩子！我竭力想做到这一点，但总不能如愿。我本想把我们大家的利益拴在一起，但徒劳无益，并不可能。她母亲总是另有打算，与我的利益不仅不同，而且背道而驰，甚至与她女儿的利益也大相径庭，因为她女儿的利益与我的利益已密不可分了。她同她的其他子女及其孙辈们全都成了吸血鬼，偷泰蕾兹的东西算是对她最微不足道的损害了。可怜的姑娘习惯于逆来顺受，甚至在她的侄女们面前也是如此，所以便任凭他们偷抢、摆布，不敢吭一声。我看到自己掏空了钱囊，提尽了劝告，竟未能让她得到任何好处，真是痛苦极了。我试图让她摆脱她母亲，但她总是拗着。我尊重她的这种态度，而且对她更加敬重。但她的拒绝态度让她吃尽苦头，也没少让我深受其害。她一心向着她母亲及其家人，胜过向着我以及她自己。他们的贪婪对她的损害尚不及他们的主意对她的损害来得大。总之，如果说由于她对我的爱，由于她的善良本性，她还没有完全被他们控制的话，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对她的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导，以致我无论怎么做，我们也自始至终是无法合而为一的两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种真诚的、相互的依恋之中，我投进了我心灵的全部温情，可心灵的空虚却从未很好地得以填补。孩子们出世了，这空虚原本可以填补了，但反而更糟。想到把孩子放在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家庭里，会越养越糟，我便浑身发颤。放在孤儿院去受教反倒危险小得多。使我作出决定的这个理由，比我在写给弗朗格耶夫人的信中所陈述的所有理由都更加强有力，但唯独这个理由我没敢告诉她。我宁愿不为这样严厉的斥责洗刷自己，因为我想顾全一下我所钟爱之人的家庭。大家看看她那无赖哥哥的德行，可以评一评，我是否应该不畏人言，让自己的孩子别去接受像她哥哥那样的教育。
由于无法充分品尝到我感到需要的那种亲密结合的幸福，我便想出一些补充的办法，虽说填不满空虚，但可减轻空虚的感觉。我既然没有一个能全部属于我的朋友，就必须找一些其活力可克服我的惰性的朋友。就这样，我便培养并加强与狄德罗和孔狄亚克神甫的友谊，与格里姆建立了新的、更加紧密的友谊，以致最后，因为那篇我已叙述过其经过的文章，没有想到我又把自己投进我还以为永远摆脱的文坛。
初涉文坛，我便通过一条新的道路被引入另一个精神世界，面对它的质朴而高尚的和谐，我不能不为之所动。不久，由于悉心探究，我便发现在贤哲们的学说中充满谬误和荒唐，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充满压迫和苦难。我因不知天高地厚而充满幻想，自以为生来就是拨开所有这些迷雾的，而且，我认为，要想让人听从我，就必须言行一致，因此，我便采取了人们不容许我遵循的离奇做法，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也不能原谅我这么标新立异。我这么做起先让我成为笑柄，但要是我持之以恒的话，势必会使我受人尊敬的。
在这之前，我是善良的人，但自这时起，我便成了一个刚毅的人了，或者至少是被刚毅所陶醉的人了。这种陶醉先在我的头脑中开始，然后进入我的心田。最高尚的骄傲在被根除的虚荣心的残余上萌发。我一点也不做假，我确实变成了我表面所示的人，而且，在这种激情酣畅淋漓地持续着的那至少四年当中，没有任何伟大而美好的东西进不了这样一个天地之中的我的心中。由此而产生了我那突如其来的辩才。那股散布于我早期作品中的燃烧着我的天火，也是由此而产生的。而这股天火，在前四十年中，没有迸发出一点火星来，因为它一直就没有点燃。
我真的变了。我的朋友、我的熟人认不出我了。我不再是那个腼腆的人了，不再是那个羞怯而非谦逊、不敢见人、不敢说话的人了，不再是一句笑话便手足无措、女人看一眼就要脸红的人了。我变得大胆、自豪、无畏了，到处都显出一种自信来。这种自信因其质朴并存于我的灵魂而非举止中，所以愈发地坚定。我的沉思默想使我对我们时代的习俗、准则和偏见所产生的蔑视，使我对那些遗老遗少的嘲笑无动于衷，而且我还用自己的警句箴言压垮他们那些浅薄的俏皮话，就像我用指头捏死小虫子似的。多大的变化啊！整个巴黎都在传诵这同一个人的辛辣而尖厉的讽刺话语。而就是这同一个人，两年之前和十年以后，却从来找不到该说的话，也找不到他应该使用的字眼儿。如果大家要寻觅与我的本性最迥然不同的精神状态的话，上面所说的就是。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一生中那短暂的一瞬，我变成了另一个自我、不是我原来的自我的那一瞬吧。大家还可以在我要说的那个时期发现这一瞬。但这一瞬不是六天、六周，而差不多持续了六年，而且，也许还要持续下去，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使之中止，并把我还给我早想超脱的大自然的话。
我一离开巴黎，这座大城市的丑恶景象不再使我感到愤怒时，这种变化就开始了。当我不再见到人时，我也就不再蔑视他们了；当我不再看见恶人，我也就不再憎恨他们了。我的心本就不擅仇恨，从此便只悲叹他们的不幸，不再去辨别他们的不幸和险恶了。这种更加温和但不再高尚的精神状态很快便扑灭了长久以来一直激励着我的那股如火如炽的热情，而且，我在别人无所觉察，自己也几乎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之下，又变得畏首畏尾、殷勤讨好、胆怯腼腆了，总而言之，又变回到从前的那个让-雅克上去了。
如果这种剧变只是使我恢复原样，到此为止，那倒也罢了。但不幸的是，它走得更远，把我很快地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此，我那颗动荡的心便失去重心，总是摆来摆去的，再也静不下来了。让咱们来详细看看这第二次剧变，因为这是世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个人的可怕而致命的时期。
我们在退隐庐时只是三个人，闲暇和清静势必会加深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泰蕾兹和我之间正是如此。我俩在浓荫下，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些我还从来没有感到那么温馨的甜蜜时刻。我感到她也比以前更加体会到这种温馨。她把心向我掏了出来，把长期以来一直在竭力瞒着我的一些有关她母亲和她家的事告诉了我。她和她母亲都从迪潘夫人那儿收下了不少送给我的礼物，但那个老妖婆因为怕我生气，便为了她自己和其他孩子而独吞了这些礼物，一点也没留给泰蕾兹，而且还喝令她不许吭声，而可怜的女儿竟乖乖地唯母命是从了。 ↑返回顶部↑
我本可以完全投向最有油水的工作，用我的笔，不是去抄乐谱，而完全去写作，按照我已有的、并自觉有能力维持下去的那种势头，我会过上一种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只要我稍许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就行了。但我感到，为了吃饭而写作，很快就会窒息我的天赋，扼杀我的才情。我的才情不在笔端而在心间，完全是以一种高瞻而豪迈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也只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使我的才情永不枯竭。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是产生不出任何刚劲伟大的东西来的。需求、贪婪也许会使我写得快，但不会使我写得好。如果成功的需求没有把我投进阴谋集团的话，也会让我想方设法地去说一些哗众取宠的事，而不是去说一些有益的和真实的事情，那样一来，我就成不了我可能成为的一位卓越的作家，而只会成为一个蹩脚作者。不，不，我一向认为，作家这个身份只有在，也只能是在它不是一种行当时才会是卓绝的、可尊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了活下去而在思考时，那他的思想就太难高尚了。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成名。我把我的书奉献到公众面前时，深信自己是为公众利益说了话，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东西。如果我的书被人摒弃，那就活该那些不愿从中得益的人倒霉。而我是用不着靠着别人的赞同来生活的。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行当本身也能养活我，而也正因为如此，我的书倒是能卖得出去的。
我是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离开都市，再也不在都市中居住了的。后来，我虽在巴黎、伦敦或者别的一些城市有所逗留，但那都是或路过，或不得已而为之，我并没把它们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着她的马车前来接我们一家三口。她的佃户负责搬运我的一点行囊，我当天便住下了。我发现我那小小的退隐之所虽说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干净利索，颇为雅致。精心布置它的那只惠手使得它在我眼里变得无法估量的可贵，我觉得成为我的女友的客人、住在我自己选定的又是她专门为我建造的屋子里，真是美不胜言。
虽然天气寒冷，甚至还有残雪，但大地已开始复苏。紫堇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绽开了叶芽，而且，我到的那天夜晚，几乎就在我的窗前，听到了黄莺在毗连屋子的一片林子里歌唱。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忘了自己已经搬家，还以为仍在格勒内尔街住着。突然，一阵鸟儿啁啾使我猛地一颤，我激动不已地嚷道：“我的所有心愿终于顺遂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我周围的乡间景物。自翌日起，我没有去整理新居，而是踏勘了住所四周的每一条小道、每一片矮树林、每一处灌木丛、每一个角落。我越是仔细查看这美丽的退隐之所，我就越是感到它是为我所造的。这个幽静而不荒野之所是我恍如遁迹的天涯海角。它有着在都市中所见不到的那种种动人的美。当你突然置身其中，你永远不会想到自己离巴黎只有四法里之遥。
沉浸于乡间情趣之中数日后，我才想到整理一下故纸堆，安排一下自己的活计。我像从前一贯做的那样，上午抄乐谱，午后带上拍纸簿和铅笔去散步，因为我向来只有在露天下才能写，才能想，所以我不打算改变方法，我打算从今往后，把几乎就在我门前的那座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有好几部作品动手了，我又重新审阅了一遍。我脑子里有不少的写作计划。但是，由于城市的喧嚣，在这之前一直进展不大。我原打算分心的事少点的时候，多加一把劲的。我想，这一回我可以得偿夙愿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病歪歪的人，又常往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城堡跑，而在自己家中又经常为一些无所事事的好奇者所死死缠着，而且还总要用半天的时间去抄乐谱，如果大家数一数、算一算我在退隐庐或蒙莫朗西的那六年之中所写的东西，我敢保证，他们就能发现，如果我在此期间浪费了时光的话，那至少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的。
在我已经动笔的那些作品中，我构思得更久的、更加兴致勃勃在写的、我打算倾注我毕生精力的、而且是我觉得能让我闻名遐迩的作品，就是我那部《政治制度论》。我开始想到要写它已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威尼斯，我有机会注意到那个被捧上天的政府的种种弊端。从那时起，我的视野因对伦理学的历史性研究而大大地拓宽了。我看到，一切都是从根本上与政治相关联的，而一国人民不管怎么行事，都将只是其政府性质使之成为的那个样子。因此，“什么是最美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便缩小成为这样一个问题了：“适于造就最有道德、最为开明、最为聪慧的人民，总之，广义而言之，适于造就最好的人民的政府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我看出来了，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极其相似，即使不尽相同：“其性质始终最接近于法的政府是哪一种政府？”由此而产生了“什么是法”的问题以及一连串与之同样重要的问题。我看到，这一切在把我引向伟大的真理。这些真理将有益于人类的幸福，特别是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而在我刚刚去过的那一次，我在我的祖国并未发现如我所想的那些比较正确、比较明晰的法律和自由的概念。而且，我曾认为，以这种间接方式为我的同胞们提供这些概念是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最能使之原谅我在这一点上比他们看得更远一点的。
尽管我写此书已有五六年了，但进展仍旧不大。写这一类的书籍需要思索、闲暇和安静。而且，我是悄悄地写这本书的，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计划，连狄德罗我都没告诉。我担心在我写书的这个时代和国家看来，我的计划过于大胆，也生怕朋友们的惊惧会妨碍我的写作计划。我也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及时完成，是否能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够不受压制地写出该题目所需之一切。当然，我生性不喜讽刺别人，也从来不想揪住不放，在公正方面，我始终是无可指责的。无疑，我是想充分利用思考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我一向尊重我必须生活在其管辖之下的政府，从不违反其法律，而且很注意自己，不去践踏国际公法，也不愿意因为畏惧而放弃其好处。
我甚至承认，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法国，我觉得自己的地位对于大胆说出真理是十分有利的。我很清楚，我只要像我想的那样不出未经法国许可的任何东西，那么不管我的准则是什么，不管我在别处出什么东西，法国都管不着我。甚至在日内瓦，我可能都没这么自由。在日内瓦，不管我的书是在什么地方印制的，行政官都有权对其内容妄加指责。这种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盛情，而放弃了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正如我在《爱弥儿》中所说的，我感觉到，你若是想写一些真正有益于祖国的书，就绝对不可在自己的祖国写，除非你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人。
使我觉得自己的地位更为有利的是，我深信法国政府也许不会给我好脸看，但至少会以不干涉我为荣的，如果说它不愿保护我的话。我觉得，容忍无法阻止的事情，并以此沽名钓誉，这是很简单却是很巧妙的政治手腕，因为，即使把我驱逐出法国——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我的书还照样会写，而且写起来也许更加无所顾忌，而要是让我在法国安心写书，我就得对自己的书负责，而且还在欧洲其他各国消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从而使法国享有明显尊重国际公法的美誉。
根据事态发展认为我上了自己轻信的当的人，完全可能是自己看错了。在我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成了把柄，但其实他们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他们并不把书的作者放在眼里，他们想毁掉的是让-雅克这个人。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罪状，就是这些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荣耀。此是后话，暂且不表。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的谜，今后是否会被读者们解开。我只晓得，如果说是我公开表示的那些准则给我招致我所受的虐待的话，那我早就该成为其牺牲品了，因为把这些原则最果敢地——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话——表示出来的我的那一部书，早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发表，就已经产生效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想说是寻机挑衅——起码阻止一下该书在法国的出版。此书在法国同在荷兰一样公开出售。此后，《新爱洛伊丝》也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也同样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爱洛伊丝临终前的那番表白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表白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切大胆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出现了，《爱弥儿》中的一切大胆言辞也早在《朱丽》中就有了。可这些大胆的地方并未激起对上述两本著作的任何非议，所以，引起对后两本书的飞语流传的也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辞了。
此时，我更关心的是另一项几乎性质相同但计划新定的工作，那就是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选。鉴于叙述的连贯，我此前未及谈到。此想法是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之后，马布利神甫提起的。不是直接向我提起，而是通过迪潘夫人向我提出的。迪潘夫人也有心让我采纳这一想法。她是曾视老圣皮埃尔神甫为宠儿的巴黎三四位大美人儿之一。如果说她肯定不是独占他的女人，那她至少也是同埃居荣夫人共宠这位神甫的。她对神甫的缅怀保持着一种使双方都受到敬重的尊重和爱戴，因而，她若是看到她朋友的那些胎死腹中的书稿能由她的秘书妙手回春的话，她的自尊心就会得到满足。这些书稿中不乏绝妙的东西，但表达甚差，以至于难以卒读。奇怪的是，圣皮埃尔神甫一向把自己的读者视为大孩子，可他对他们说起话来竟像是在同大人说话，完全不顾及他们是否愿意去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接手这项工作，一来这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则，它很适合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创作的人，适合一个以思索为苦、宁愿对其胃口、阐释光大他人思想而不标新立异的人。再说，我并非要把自己局限于阐释者的功用上，我有时自己也完全可以去思索，可以想办法把一些重要的真理披上圣皮埃尔神甫的外衣，注入书中，这比打着自己的旗号要好得多。不过，这项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需要阅读、思索、摘录的书有二十三本之多，充满庞杂、混乱、冗长、重复、短浅错误的观点，而又必须从中捕捉一些伟大而美妙的观点，可这却给了我以忍受这项繁难工作的勇气。如果我能不失脸面地反悔的话，我本会放弃不干的。但是，当我接到他的侄子圣皮埃尔伯爵受圣朗拜尔之托交给我的神甫的手稿时，我可以说是已承诺要完成重任了，不然的话，就干脆把手稿退还，不得犹豫。我正是决定要使之派上用场才把这些手稿带去退隐庐的，所以这是我准备利用空闲时间干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在思考第三本书，那是我对自身的观察而产生的想法，而且，我感到很有勇气去写，因为我有理由希望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是我所能够献给人类的最有益的一部，假如我写起来果如我所拟订的计划的话。人们都看到了，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常常与自己判若两人。我并不是要证明这个尽人皆知的事情才打算写这本书的。我有着更加新颖甚至更加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寻找这种变化的根源，抓住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那些原因，以便展示它们如何才能受到我们的控制，以使我们更加完美，更加自信。因为，毋庸置疑，对于一个正派的人来说，抵御一些业已成形而又必须克服的欲念是艰难的，而如果能追根溯源，在这些欲念生成之时就防患于未然，去改变或纠正它们，就没那么痛苦了。一个人受到了诱惑，第一次抵制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又一次，他就屈服了，因为他是软弱的。如果他始终是一样坚强的话，他也就不会屈服了。
在一面探索自己、一面观察他人这不同的生活方式源自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大部分取决于对外部事物的先决印象，而我们不断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不知不觉地便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的行动中，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我所搜集到的许许多多惊人的观察材料是无可辩驳的，而且，我觉得，从它们的自然本原来看，它们是适宜于提供一种外在的准则，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竟至使得我们的心灵处于或维持在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之中。如果人们学会强迫动用机制去帮助它经常纷扰的精神秩序，那么就能使理性少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的产生啊！气候、季节、声音、色彩、黑暗、光明、自然、食物、嘈杂、寂静、运动、静止，这一切全都作用于人体的这部机器以及我们的心灵，因此，全都在向我们提供成百上千种几乎确实无误的支撑点，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受其摆布的那些情感控制在其起始点。这就是我已经在纸上打了草稿的基本思想。我希望这一思想能对生性很好、真诚喜爱道德、警惕自己弱点的人产生效用，因而我觉得用这种思想很容易写出一本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书来。可是，我并未在这本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论》的书上花多少工夫。大家很快就将知道的一些分心的事使我无法顾及它，而且大家也将知道我的写作纲要将落个什么下场，它与我自身的命运何其相似。
除了所有这一切而外，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种教育体系，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考虑的，因为她丈夫对她儿子的教育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尽管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太合我的口味，但碍于情面，我对它却比对其他任何问题更加上心。因此，在我刚才提到的所有题目中，这个问题是我唯一进行到底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待的结果，好像应该给其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这是件伤心的事，先按下不表。在本书的后面章节中，我将不得不谈到它。
所有这一切计划使我在散步时有了思考的内容。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边走着一边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也就停止思考了，我的脑子是同我的双脚一起运作的。不过，我也心存戒备，准备了一项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好干。那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该辞典的材料散乱、残缺、不成样子，使得这部作品大有推倒重来的必要。我带了几本为此所需的书来，我已经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对好多书进行了摘录，那些书是人家从皇家图书馆借给我的，有几本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储备着的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出不去，或者抄乐谱抄烦了的时候干的。这种安排对我太合适了，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蒙莫朗西，甚至于后来在莫蒂埃，我都受益匪浅。我是在莫蒂埃一边干着其他事，一边把这项工作完成的。我始终觉得变换着工作是一种真正的休息。
有一段时间，我比较严格地执行着给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觉得甚为满意。但是，当美好的春光把埃皮奈夫人更经常地吸引到埃皮奈或舍弗莱特来时，我便觉得，有些事情起先倒并没怎么让我费心，我也没太在意，可现在却大大地打乱了我的其他计划。我已经说过，埃皮奈夫人有一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自己的朋友，极其热情地帮助朋友，为了朋友，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因此，她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朋友们对她的回报。在这之前，我一直都在回报她的热情，并没觉得是迫不得已，但最后，我明白了，我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只是因为友谊，我才没有感觉出它的重负。我因为讨厌与众多的宾朋应酬，所以更觉得这条锁链之沉重。埃皮奈夫人因此便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似乎于我有利，其实更有利的是她。这就是每当她孤独一人或差不多没有客人时，便让人通知我。我同意了，没有看到这对我有什么不便。这样一来，我就不再是在我有空时去拜访她，而是她有空召我前去，因此我就再也无法知道自己哪一天可以由我自己来支配的了。这种约束大大地损害了我在此之前一直想去看望她的那种乐趣。我觉得，她如此慷慨地赠予我的那种自由，其实是有条件的，让我永远也享受不着。有这么一两回，我想试试自己的自由，她便立刻又是捎信，又是写条，又是为我的健康大惊小怪，弄得我只有借口卧病在床，才能幸免于招之即去。我必须屈从于这个束缚，我屈从了，而且，对于我这样一个最恨依附于人的人来说，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自觉地屈从了，因为我对她的真心爱戴使我感觉不太出来这是一种枷锁。她因此也就凑凑合合地填补了她的常客不来时所留下的娱乐空白。这对她来说虽说是微不足道的一种补足，但毕竟聊胜于无，因为她是忍受不了绝对的孤寂冷清的。然而，自打她想尝试一下文学，并打定主意不论好歹写点小说、书简、喜剧、故事以及其他这一类的玩意儿时起，她便很容易地就填补了自己的空虚。但是，使她感觉有趣的不是要写这些东西，而是要写来读给人家听。如果她一旦胡乱涂了两三页纸出来，那她就非要在这项巨大工程之后，找到两三位自愿的听众不可。我尚无被选中之荣幸，除非是经别人好心推荐。我若是只是一个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总是不被人看重的。而这不仅仅是在埃皮奈夫人的圈子里如此，在奥尔巴什先生的圈子里以及凡是格里姆定调子的场合全都如此。这种不起眼使我在任何地方都觉得挺自在的，只是单独同她在一起不行，不知说什么好。我不敢谈文学，因为轮不上我来评论。也不敢谈论风花雪月，因为太胆小，宁可死也不敢被人笑话成一个老色鬼。这种念头我在埃皮奈夫人身上从未起过，而且，即使我一辈子都守在她的身边，这种念头也许也不会出现一次的。倒不是我对她这个人有什么嫌弃，恰恰相反，我也许像个朋友似的非常喜欢她，以至于无法像个情人似的去爱她。看到她，同她聊天，我感到快乐。她的谈吐尽管在社交场上很引人入胜，但单独在一起时却枯燥乏味，而我的言谈也不妙趣横生，逗引不出她什么话来。我因相对无言太久而颇觉难为情，便想尽方法没话找话。这种交谈尽管常常让我觉着累，但从不使我感到厌烦。我很乐意能向她献点小殷勤，给她兄妹般的轻吻，我觉得这些吻对她来说，并无什么欲火。我俩之间，仅此而已。她极瘦，极其苍白，胸脯像搓衣板。单单这一缺陷就足以浇凉我的欲火了，我的心灵和感官从来就看不得一个女人没有酥胸的。另外还有一些无须说的原因，总是让我在她身边时忘了她是个女性。
我就这样横下了心，忍受这不可免的屈从，未有任何的抵触，而且，至少在头一年里，我还觉得没有预想的那么难以忍受。埃皮奈夫人通常差不多整个夏天都在乡下度过，可头一年的夏天却只住了一段时间，或许是她有事被迫留在巴黎，或许是格里姆没在．她感到住在舍弗莱特没趣。我趁她不在的空当儿，或者趁她宾客满堂之际，享受与我的好泰蕾兹及其母亲单独在一起的乐趣，这使我感到格外可贵。尽管几年来我常去乡间，但几乎从未尝到甜头，而且又总是同一些自命不凡之辈去的，拘拘束束，大煞风景，所以这在我心中更加激起了对乡村情趣的偏好。我越是就近看到了乡村景色，就越是感到失去它们之苦。我对沙龙、喷水池、人工的树丛花坛以及夸耀这一切的讨厌鬼们厌烦透顶，我对织花、羽管键琴、牌局、丝结、愚蠢的俏皮话、乏味的撒娇、无聊的故事和盛大的晚宴恼火极了，所以，当我瞅见一个不起眼的小荆棘丛、一片树篱、一座谷仓、一片草地的时候，当我穿过一个小村庄，嗅到香草炒鸡蛋的香味的时候，当我老远听见牧羊女的歌声中乡土气息的叠句的时候，我便让什么胭脂呀、饰物呀、琥珀呀，统统见鬼去了。我吃不到家庭主妇的饭菜，喝不上乡村酿酒，感到非常遗憾，真想给厨房大师傅、管家老爷一记老拳，他们竟让我晚餐时分吃午餐，睡觉之时用晚餐。尤其是要揍那帮仆役老爷，眼睛贪婪地盯着我的饭菜，把他们主子的假酒以高于小酒馆佳酿十倍的价钱卖给我，否则就让我活活渴死。
现在我总算住在自己的窝里，住在一舒适幽静的避难所中，可以支配自己的时日，过着一种我觉得生来就该过的不受干扰、平和安静的生活。在说出这种对我来说崭新的生活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谈一谈我的种种内心情感，以便大家能从其根源上更好地看到这些新变化的进展。
我始终把我与泰蕾兹结合在一起的那一天视作固定我精神生活的一天。我需要有所寄托，因为原该让我满足的那份爱终于被残酷地斩断了。对幸福的渴求在一个男人的心中是绝不会熄灭的。妈妈老了，堕落了。事实在向我证明，她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幸福了。我失去了任何分享她幸福的希望。只好去寻求一个适合于我的幸福了。我游移了一阵，转了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想了一个计划又一个计划。如果我与之打交道的那个人有点常识的话，我去威尼斯时原本是会忙于公务的。我很容易灰心丧气，特别是在艰巨的、长期的事业上。那次事业上的失败使我对其他任何事都感到厌烦，而且，依据自己往日的信条，我视所有遥远的事为镜中花水中月，决心今后得过且过，再也看不到生活中有什么可以激发我努力奋进的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俩邂逅了。这个好姑娘的温柔性格使我觉得与我的性格极为相投，因此我便依恋上她了。这种依恋是经得起时间和挫折的考验的，凡是本该使它夭折的一切反而使它更加强大。当我将揭开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心中捅的伤疤、痛楚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这种依恋有多么强烈。我在写这些之前，对任何人都没有抱怨过一句。
为了不同她分开，我竭尽一切努力，冒尽任何风险，而且，我还不顾命运多舛和众人的反对，同她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终于在我晚年之时，在她并没有期待我，也没要求我，而我也没做任何许诺和保证的情况之下，同她结了婚。当大家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将会认为是一种狂热的爱从第一天起就让我晕头转向了，然后逐步地把我引向那最后的荒唐之举。当大家知道还有种种特别的、强有力的理由本该阻止走最后这一步棋的时候，一定更加会有上述想法的。我将告诉读者——读者们现在应该看到我是在把全部真情道出来——从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起直到今天，我对她从未感到有丝毫爱情的火花在闪烁。我并不想占有她，正像我并不想占有瓦朗夫人一样。我在她身边得到的感官上的需要，对我来说，纯粹是性欲的需要，而并不是整个身心的交融。读者们闻之将作何感想？他们将以为我的体质与他人不同，无力感受到爱，因为在我最为依恋的两个女人身上，我都没有注入爱的真情。啊，且慢，我的读者！不祥的时刻正在靠近，你们将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
我知道，我是在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但必须如此。我的第一个需要，最大、最强、最无法消除的需要完全充盈在我的心中，那就是亲密的结合，有多亲密就多亲密的结合，特别是这个缘故，我才必须有一个女人而非男人，必须有一位女友而非男友。这个特别的需要极其强烈，以至于肉体上的如胶似漆还不够，我恨不得两颗心长在同一个肉体之中。非如此，我则总是感到空虚寂寥。我那时以为自己已经不再感到空虚了。那个年轻女人具有无数长处，着实可爱，而且容貌姣好，没有丝毫矫揉和妖冶，如果我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把她的生活融进我的生活中来的话，我是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她的生活中去的。关于男人方面，我没什么可以害怕的。我可以肯定我是她真正爱着的唯一男人，而她清心寡欲，甚至当我在这方面对她来说已不再算是个男人的时候，她也没想去另觅新欢。我没有家庭，她却有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与她的秉性相去甚远，所以我不可能把它变成我的家庭。这就是我的不幸的第一个原因。我真的恨不得能成为她母亲的孩子！我竭力想做到这一点，但总不能如愿。我本想把我们大家的利益拴在一起，但徒劳无益，并不可能。她母亲总是另有打算，与我的利益不仅不同，而且背道而驰，甚至与她女儿的利益也大相径庭，因为她女儿的利益与我的利益已密不可分了。她同她的其他子女及其孙辈们全都成了吸血鬼，偷泰蕾兹的东西算是对她最微不足道的损害了。可怜的姑娘习惯于逆来顺受，甚至在她的侄女们面前也是如此，所以便任凭他们偷抢、摆布，不敢吭一声。我看到自己掏空了钱囊，提尽了劝告，竟未能让她得到任何好处，真是痛苦极了。我试图让她摆脱她母亲，但她总是拗着。我尊重她的这种态度，而且对她更加敬重。但她的拒绝态度让她吃尽苦头，也没少让我深受其害。她一心向着她母亲及其家人，胜过向着我以及她自己。他们的贪婪对她的损害尚不及他们的主意对她的损害来得大。总之，如果说由于她对我的爱，由于她的善良本性，她还没有完全被他们控制的话，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对她的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导，以致我无论怎么做，我们也自始至终是无法合而为一的两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种真诚的、相互的依恋之中，我投进了我心灵的全部温情，可心灵的空虚却从未很好地得以填补。孩子们出世了，这空虚原本可以填补了，但反而更糟。想到把孩子放在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家庭里，会越养越糟，我便浑身发颤。放在孤儿院去受教反倒危险小得多。使我作出决定的这个理由，比我在写给弗朗格耶夫人的信中所陈述的所有理由都更加强有力，但唯独这个理由我没敢告诉她。我宁愿不为这样严厉的斥责洗刷自己，因为我想顾全一下我所钟爱之人的家庭。大家看看她那无赖哥哥的德行，可以评一评，我是否应该不畏人言，让自己的孩子别去接受像她哥哥那样的教育。
由于无法充分品尝到我感到需要的那种亲密结合的幸福，我便想出一些补充的办法，虽说填不满空虚，但可减轻空虚的感觉。我既然没有一个能全部属于我的朋友，就必须找一些其活力可克服我的惰性的朋友。就这样，我便培养并加强与狄德罗和孔狄亚克神甫的友谊，与格里姆建立了新的、更加紧密的友谊，以致最后，因为那篇我已叙述过其经过的文章，没有想到我又把自己投进我还以为永远摆脱的文坛。
初涉文坛，我便通过一条新的道路被引入另一个精神世界，面对它的质朴而高尚的和谐，我不能不为之所动。不久，由于悉心探究，我便发现在贤哲们的学说中充满谬误和荒唐，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充满压迫和苦难。我因不知天高地厚而充满幻想，自以为生来就是拨开所有这些迷雾的，而且，我认为，要想让人听从我，就必须言行一致，因此，我便采取了人们不容许我遵循的离奇做法，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也不能原谅我这么标新立异。我这么做起先让我成为笑柄，但要是我持之以恒的话，势必会使我受人尊敬的。
在这之前，我是善良的人，但自这时起，我便成了一个刚毅的人了，或者至少是被刚毅所陶醉的人了。这种陶醉先在我的头脑中开始，然后进入我的心田。最高尚的骄傲在被根除的虚荣心的残余上萌发。我一点也不做假，我确实变成了我表面所示的人，而且，在这种激情酣畅淋漓地持续着的那至少四年当中，没有任何伟大而美好的东西进不了这样一个天地之中的我的心中。由此而产生了我那突如其来的辩才。那股散布于我早期作品中的燃烧着我的天火，也是由此而产生的。而这股天火，在前四十年中，没有迸发出一点火星来，因为它一直就没有点燃。
我真的变了。我的朋友、我的熟人认不出我了。我不再是那个腼腆的人了，不再是那个羞怯而非谦逊、不敢见人、不敢说话的人了，不再是一句笑话便手足无措、女人看一眼就要脸红的人了。我变得大胆、自豪、无畏了，到处都显出一种自信来。这种自信因其质朴并存于我的灵魂而非举止中，所以愈发地坚定。我的沉思默想使我对我们时代的习俗、准则和偏见所产生的蔑视，使我对那些遗老遗少的嘲笑无动于衷，而且我还用自己的警句箴言压垮他们那些浅薄的俏皮话，就像我用指头捏死小虫子似的。多大的变化啊！整个巴黎都在传诵这同一个人的辛辣而尖厉的讽刺话语。而就是这同一个人，两年之前和十年以后，却从来找不到该说的话，也找不到他应该使用的字眼儿。如果大家要寻觅与我的本性最迥然不同的精神状态的话，上面所说的就是。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一生中那短暂的一瞬，我变成了另一个自我、不是我原来的自我的那一瞬吧。大家还可以在我要说的那个时期发现这一瞬。但这一瞬不是六天、六周，而差不多持续了六年，而且，也许还要持续下去，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使之中止，并把我还给我早想超脱的大自然的话。
我一离开巴黎，这座大城市的丑恶景象不再使我感到愤怒时，这种变化就开始了。当我不再见到人时，我也就不再蔑视他们了；当我不再看见恶人，我也就不再憎恨他们了。我的心本就不擅仇恨，从此便只悲叹他们的不幸，不再去辨别他们的不幸和险恶了。这种更加温和但不再高尚的精神状态很快便扑灭了长久以来一直激励着我的那股如火如炽的热情，而且，我在别人无所觉察，自己也几乎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之下，又变得畏首畏尾、殷勤讨好、胆怯腼腆了，总而言之，又变回到从前的那个让-雅克上去了。
如果这种剧变只是使我恢复原样，到此为止，那倒也罢了。但不幸的是，它走得更远，把我很快地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此，我那颗动荡的心便失去重心，总是摆来摆去的，再也静不下来了。让咱们来详细看看这第二次剧变，因为这是世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个人的可怕而致命的时期。
我们在退隐庐时只是三个人，闲暇和清静势必会加深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泰蕾兹和我之间正是如此。我俩在浓荫下，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些我还从来没有感到那么温馨的甜蜜时刻。我感到她也比以前更加体会到这种温馨。她把心向我掏了出来，把长期以来一直在竭力瞒着我的一些有关她母亲和她家的事告诉了我。她和她母亲都从迪潘夫人那儿收下了不少送给我的礼物，但那个老妖婆因为怕我生气，便为了她自己和其他孩子而独吞了这些礼物，一点也没留给泰蕾兹，而且还喝令她不许吭声，而可怜的女儿竟乖乖地唯母命是从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