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仁爱是暴力的终结者（1 / 3）
高贵的真正表现，在于美好的仁慈。
——莎士比亚
噢，兄弟，你的步履是如此蹒跚。
可怜的姐妹，正义离你如此遥远。
在生命和活力造就以前，
它来了，
伸手替你背起行囊。
——《生命赋》
人们放弃对暴力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们把暴力当作支配、教导和培养他人的手段。暴力，显而易见，浸透了一切因果关系。它不问青红皂白，随意率性处理事情。它是野蛮人的普遍逻辑，在这些人当中，最好的人，就是那些拳头最重、两肋插刀的朋友。即使在文明国家，人们对暴力信仰的放弃也非常缓慢。直至最近，那些偶然闹翻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竟然不惜以决斗来结束他们的争吵。政府也毫不例外，也把它们关于国土或国际地位的争端诉诸军事行为。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信仰暴力效果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历史上的光荣、荣耀，以及一切响亮的名字，无不与战争融为一体。如果放弃暴力行为，我们几乎不能想象社会结构还能组织起来。爱、仁义、公正，全得依靠它而存在。可是，暴力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值得怀疑。暴力往往会招致更大的抵抗，因而得不偿失。人们一旦被暴力压制住，就会滋生抵触情绪，时不时以凶残、憎恨、邪恶、犯罪等方式爆发出来。实际上，这就是暴力政策在一切国家、任何时候所产生的结果。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部暴力的失败史。
我们是否变得聪明些了呢？我们是否已明白，如果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必须求助于一种更伟大、更仁慈的力量——善的力量！这种对待人的方式，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抵触或抗议，也从来不会使人变坏，相反，只有变好。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它的影响下，任何人都会受到激励和教养。它充满了对人的信任，如果没有这种对人善良本性的信任，什么办法都不能激励一个人。友善是人之本性的写照——它消除反抗，抚平愤怒情绪，溶化铁石心肠。它能够战胜邪恶，使美好更上一层楼。即使扩大到国家的原则，这同样适用。它曾经消弭了部落之间、省份之间的敌意。假如让它自由发展，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停止。也许这种想法现在是一种乌托邦，但将来，人们会把战争看成犯罪，一种可怕的罪行。
“爱，”爱默森说，“将赋予这个可怕的旧世界一张新面孔。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彼此以陌生的敌人面目出现，仿佛在黑暗世界沉沦许久。爱逐渐温暖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清晰地目睹政治家毫无结果的外交活动、无能为力的军队和防线，是如此之快地被这个手无寸铁的孩童所取代。爱能够渗透任何角落，以一种无法觉察的方式——它的支点，它的杠杆，它的力量——成为暴力永远完成不了的事业终结者。我想，你会注意到，在晚秋早晨的森林中，那些可怜的蘑菇，没有任何依靠，看上去不过一块软团，却通过自己坚强的、勇敢的、不可思议的钻劲，设法从严寒的地面破土而出，在头顶留下一个坚硬的外壳！这就是爱之力的象征。可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的利益世界，早对这种美德丧失了兴趣，甚至遗忘得一干二净。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光辉的时刻，事实上，不止一人做过尝试，且取得了福音般的成功。时至今日，我们这个伟大的、过分庞大的、死去了的基督教界，至少仍然保持着它那‘人类的爱者’的名称。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是爱者，所有的灾难都会在阳光的普照下冰消雪融。”
久远的时光中，暴力原则被我们用来对付那些疯子、罪犯、船工奴隶和麻风病人。疯子被铐住锁在牢房里，像一头猛兽。麻风病人被赶出镇子，住在某个远离人烟的偏僻之处——虽然他们也是人。船工奴隶在鞭笞下拼命摇橹，直至在痛苦中筋疲力尽。罪犯们拥挤在一起，不管年龄和性别，直到欧洲监狱成为人间地狱。大约400年前，罪犯们被送给佛罗伦萨和比萨的外科医生做活体解剖。现在，他们的位置才被不会言语的动物所代替。
圣文森特·保罗是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慈善者，他是一位兰格多克农民的儿子。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为了替他交大学学费，连铁犁都卖掉了。马赛城的一位朋友遗赠给他一小笔财产，他于是坐船到那儿去接收。在回国的路上，他乘坐的船在一阵激战后被3名非洲海盗劫掠。激战中，圣文森特负了严重的箭伤。海盗把船员和旅客锁在一起，圣文森特也在其中。他被带到突尼斯，成了一名船工奴隶。由于受不了海上的艰苦，总是生病，他被卖给了一位摩尔医生。一年不到，主人死了，他于是又被卖给一位农民，一位奈斯的土著。圣文森特使他的主人改信了基督教，于是决心一起逃亡。他们把一张小筏放到海里，登上了法国南部爱格莫提斯的土地。
不久，圣文森特在罗马加入了一个兄弟会，其职责是在医院里护理病人。接着他去了巴黎继续这一工作。后来，他成了船务巡视员坎特·乔吉尼的家庭教师。在那儿，这位年轻的牧师目睹了可怕的场面——人们被链子锁在船桨上，像非洲奴隶般拼命摇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帮助这些人的工作中去，这种热情由此深深感动了国王路易三世，在听了他的所作所为之后，国王任命他担任船务施赈官。一次，他为了救一位可怜的流浪者，以自己交换了这位流浪者的自由。于是圣文森特戴上了他的镣铐，替他服满剩下的刑期。在犯人社会生活一段时间后，圣文森特获救，然而镣铐在他身上造成的伤痕，一辈子都无法弥合。他被重新安排在原来的位置，继续以一种神圣的热情忘我工作。最终，他赢得了许多罪犯的忏悔，通过坚韧的努力，改善了犯人和船工奴隶的境遇。
他的后半生非常有名。回到巴黎后，他建立了“慈善姐妹会”的规章制度，从而开创了妇女慈善和福利事业的全新局面。这些“慈善姐妹会”的成员来自法国及其以外的地区，是每一件慈善任务——诸如护理病人、教育青少年、照顾孤儿等——的主要工作者，而且几乎非常出色地完成每一件工作。出于曾被囚禁的经历，他转而致力于为赎回那些非洲俘虏而募捐。就这样，他拯救了不少于1200个奴隶。1816年，海盗被英法联合舰队彻底消灭，他们在阿尔及尔的老巢也被捣毁。
在凯维利城堡（注：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我们听说了地狱和镣铐，但又有多少不幸和残忍的故事被诉诸现代的法庭呢？翻开我们大城市的贫困记录，你又该会多么同意杰勒米·泰勒所说的：“这是一种近似于野蛮残酷的无情，与耶稣的仁慈，相距何止千里之遥！”
约翰·霍华德的仁慈心肠，在一次表面上出于偶然的个人灾难中，首先被用来改善囚犯的境遇。他坐船去葡萄牙，因为这时里斯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次强烈的地震袭击了该地，到处都是废墟，正是仁慈心充分表现的好时候。航行不久，一伙法国海盗劫掠了他所乘坐的船只。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48小时没吃没喝。在布勒斯特上岸后，他和其他俘虏被关在一座肮脏的、地狱般的堡垒中，长时间没有得到任何食物。最后，海盗们向牢房里投进了一大块羊肉，这些不幸的人拼命把羊肉撕成碎片，然后像猛兽般啃咬。整整一周的时间，囚犯们都受到了同样残酷的对待。他们被迫睡在这座可怕地狱的潮湿地板上，除了稻草，没有任何可以遮盖的东西。
霍华德被释放后回到了英国，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拯救囚犯的工作。他成功地使许多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获得了自由，并与大陆监狱和堡垒中的英国囚犯取得了联系。他发现，巨大的、甚至比他自己遭遇更可怕的苦难，乃是俘虏的平常境况。
不久，他担任了贝佛德州的最高长官，任期内，他把注意力转移到英国监狱的状况。在当时的英国，州长一职不过是一个虚名，只能带来微弱的声势和空虚的炫耀。然而，在霍华德手里，这种境况有所改观。得到一个职务，就意味着能激起他完成职责的雄心。他坐在法庭里，认真地聆听着审判的每一个步骤。当审判一结束，他就跑去视察关押罪犯的监狱。这里对待犯罪分子的可耻的、野蛮的方式，他再熟悉不过了。暴露在他眼前的监狱里的景象，决定了他未来的生存使命。
英国监狱，正如其他国家的一样，正处于一种可怕的状况。囚犯既没有被隔离，也没有被区分。相对纯洁的罪犯和极端可恶的罪犯，被一视同仁。于是，这种普通堡垒就成了犯罪的温床。迫于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的人，发现自己与强盗和杀人犯同属一个阵营；债务犯和伪造假币的人，罪行轻微的小偷和杀人凶手，不诚实的女孩儿和妓女，都被混同在一起。誓言、诅咒、谩骂，风行于牢狱中，宗教信仰却无处可寻。魔鬼四处纵横，邪恶就是至尊。对于监狱这种对待囚犯的状况，霍华德简单地谈了自己的印象：“一些被法官宣判为无罪的人，一些没有被盛气凌人的法官找到犯罪证据的人，一些被证明检举无效的人，被关了数月之后，重新被拉回监狱中，一直锁到他拿出酬金给监狱看守、立法会议成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之后，才能获得自由。”他同样提到了那些“铁石心肠的债权人”，他们有时会威胁债务人说，不还债就得“在监狱中消耗掉”，而且他们往往说一不二。实际上，人们在监狱中确实会消耗掉——在污秽和瘴气中倒下、烂掉。霍华德估计，有无数的活人在恐惧中倒下了，也有如此之多的人成了寒冷、潮湿、病患和饥饿的牺牲品。
监狱看守的工资并非由公众支付，而是来自于那些被迫支付的弱者。霍华德恳求立法会议，要求政府提供看守的工资，立法会议则要求提供先例。他答应了，从而跨上马背，走遍各州去寻找先例。然而在访遍远近各州的监狱后，他就是找不到一个能给看守提供工资的先例。所看到的，只是普遍存在于囚犯中的悲惨与不幸。这更加坚定了他致力于改善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监狱状况的决心。
在古鲁瑟斯特，他发现了一座情况最为糟糕的古堡。这座古堡现在被用作监狱。所有的囚犯，男男女女，都住在一个大庭院里。债务犯的牢房连窗户都没有。重罪犯的牢房黑咕隆咚，成天紧闭。热病流行于监狱中，并夺去无数囚犯的生命。看守们没有工资。债务犯没有食物供给。在教会中心爱利城，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为了防止犯人逃亡，看守给他们戴上沉重的脚镣。他们身上到处都是铁条，脖子上则紧箍着一根布满钉子的铁圈套。在诺维奇，牢房被建在地下，囚犯们唯一的福利，只是每年仅值1畿尼的稻草。监狱看守不仅没有工资，而且每年还得为他的工作支付给副州长40英镑的贡赋！逼得他只好通过欺诈勒索来获得收入。
高尚的使命激励着霍华德不停地在全国各地奔走，改善囚犯境遇的念头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挥发了他的全部热情。艰辛、险恶，甚至身体的疼痛，都无法使他与他那伟大的生活理想分开。他从英格兰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向人们展示不列颠牢房的丑恶嘴脸。许多次，他使那些因微小债务而身陷囹圄的人，以及被证明完全无罪的人获得了自由。对于他的调查结果，众议院决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评估事情的真实状况。他站在委员会面前，搬来了一大堆材料，慷慨陈词。在评估过程中，一名委员惊讶于他的材料如此之长之详细，询问他是拿谁的钱去旅游的。霍华德泣不成声，好久之后才能回答他的问题。
立法会在他作证的最后，终于向他表示了感谢。他们按照霍华德所提出的办法，在1774年——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工作——通过了法案。法案规定：取消一切贡赋，给看守发工资，立刻释放所有被判无罪的囚犯。法案同时规定，所有的监狱都要清扫、粉刷，保持良好的通风，设立医务室为囚犯治疗。当法案获得通过的时候，霍华德正躺在病床上，可是一旦他从忘我的工作所导致的疾病和疲乏中恢复过来，他就立刻起床，重新视察各个监狱，以便评估法案的执行情况。
视察完英格兰之后，霍华德继续到苏格兰、爱尔兰这些地区调查监狱状况。这些监狱的状况同样可怕。于是他公布了调查结果，并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接着他赶到欧洲大陆。在巴黎，巴士底狱的大门没有向他开放，法国其他监狱的状况，与英格兰相比虽然要好些，但也是足够糟糕。然而，当有人发现他正在设法调查巴士底狱时，一道囚禁他的命令发布了，幸好他及时脱逃。为了惩罚自己，霍华德翻译发表了一份英国监狱的记录，这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成的刚刚出版的著作。
霍华德继续漫游到比利时、荷兰和德国。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详细地做笔记，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材料——这无疑是无数次辛勤劳动的结果。回到英国，看到囚犯改造工作已经启动之后，他肩负着同样的爱的使命，来到了瑞士。在那儿，他发现了科学的监狱制度：囚犯们被劳动改造，这不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且减轻了征收来用以维持监狱运转的赋税。
通过3年不知疲倦的工作（在这期间，他行程3万多里），霍华德以“监狱状况”为书名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该书取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他再一次被众议院请去，询问监狱改造的进一步准则。他主张用劳教所代替监狱，这是他在阿姆斯特丹发现的，并认为是一种好模式。
于是他再一次继续旅行，以便评估这种工作方法的效用。他从荷兰来到普鲁士，沿途穿过西里西亚，通过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交战的前线。在维也纳度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到意大利。在罗马，他要求进入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但是，正如在法国的巴士底狱一样，他被拒之门外。当然，意大利其他的监狱都向他敞开了大门。然后他经过法国回到家里。这一次，他一共走过了4600公里行程。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被监禁者的祝福，不管足迹行到哪里，都会伴随着他。他给人以仁慈的慷慨，更有甚者，他打开了所有国家宽容和仁慈的心扉，让它们懂得了监狱改造的重要性。
他丝毫未曾懈怠。回国后，他重新视察了大不列颠的监狱，行程达到近7000公里。他发现自己以前的努力现在开始结出了硕果：过去的公然虐待，现在不见了；监狱较过去清洁、健康，而且更加有秩序。接着他又一次跑到国外去扩大自己的见识。鉴于以前已经参观了欧洲南部国家的监狱，这一次他决心访问俄国。他只身步行到达圣彼得堡。警察发现了他，邀请他去宫廷访问凯瑟琳皇后。他礼貌地告诉皇后，他来到俄国，是想参观关押囚犯的地牢和穷人的住所，而不是国王和皇后的朝廷内宫。
他鼓起勇气跑去观看鞭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带到刑场。男人被抽打了60下，而女人则被抽打了25下。“我看到那个女人，”霍华德说，“几天后仍然虚弱至极，但那个男人则再也见不到了。”为了弄清那个男人的情况，霍华德决心访问执刑者。“一个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抽打致死吗？”他问。“能！”“要多短的时间呢？”“一天或两天。”“你是否曾经这样抽打过？”“是的。”“最近呢？”“嗯！最近经过我手中的皮鞭抽打过的那个男人，就死了。”“你是怎么把他打死的？”“在他的两肋抽打一两下，就会撕下大块大块的肉。”“你是否曾经接到过如此抽打罪犯的命令？”“是的！”就这样，俄国吹嘘自己已在全国取消了死刑的谎言就被彻底戳穿了。 ↑返回顶部↑
——莎士比亚
噢，兄弟，你的步履是如此蹒跚。
可怜的姐妹，正义离你如此遥远。
在生命和活力造就以前，
它来了，
伸手替你背起行囊。
——《生命赋》
人们放弃对暴力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们把暴力当作支配、教导和培养他人的手段。暴力，显而易见，浸透了一切因果关系。它不问青红皂白，随意率性处理事情。它是野蛮人的普遍逻辑，在这些人当中，最好的人，就是那些拳头最重、两肋插刀的朋友。即使在文明国家，人们对暴力信仰的放弃也非常缓慢。直至最近，那些偶然闹翻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竟然不惜以决斗来结束他们的争吵。政府也毫不例外，也把它们关于国土或国际地位的争端诉诸军事行为。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信仰暴力效果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历史上的光荣、荣耀，以及一切响亮的名字，无不与战争融为一体。如果放弃暴力行为，我们几乎不能想象社会结构还能组织起来。爱、仁义、公正，全得依靠它而存在。可是，暴力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值得怀疑。暴力往往会招致更大的抵抗，因而得不偿失。人们一旦被暴力压制住，就会滋生抵触情绪，时不时以凶残、憎恨、邪恶、犯罪等方式爆发出来。实际上，这就是暴力政策在一切国家、任何时候所产生的结果。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部暴力的失败史。
我们是否变得聪明些了呢？我们是否已明白，如果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必须求助于一种更伟大、更仁慈的力量——善的力量！这种对待人的方式，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抵触或抗议，也从来不会使人变坏，相反，只有变好。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它的影响下，任何人都会受到激励和教养。它充满了对人的信任，如果没有这种对人善良本性的信任，什么办法都不能激励一个人。友善是人之本性的写照——它消除反抗，抚平愤怒情绪，溶化铁石心肠。它能够战胜邪恶，使美好更上一层楼。即使扩大到国家的原则，这同样适用。它曾经消弭了部落之间、省份之间的敌意。假如让它自由发展，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停止。也许这种想法现在是一种乌托邦，但将来，人们会把战争看成犯罪，一种可怕的罪行。
“爱，”爱默森说，“将赋予这个可怕的旧世界一张新面孔。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彼此以陌生的敌人面目出现，仿佛在黑暗世界沉沦许久。爱逐渐温暖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清晰地目睹政治家毫无结果的外交活动、无能为力的军队和防线，是如此之快地被这个手无寸铁的孩童所取代。爱能够渗透任何角落，以一种无法觉察的方式——它的支点，它的杠杆，它的力量——成为暴力永远完成不了的事业终结者。我想，你会注意到，在晚秋早晨的森林中，那些可怜的蘑菇，没有任何依靠，看上去不过一块软团，却通过自己坚强的、勇敢的、不可思议的钻劲，设法从严寒的地面破土而出，在头顶留下一个坚硬的外壳！这就是爱之力的象征。可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的利益世界，早对这种美德丧失了兴趣，甚至遗忘得一干二净。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光辉的时刻，事实上，不止一人做过尝试，且取得了福音般的成功。时至今日，我们这个伟大的、过分庞大的、死去了的基督教界，至少仍然保持着它那‘人类的爱者’的名称。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是爱者，所有的灾难都会在阳光的普照下冰消雪融。”
久远的时光中，暴力原则被我们用来对付那些疯子、罪犯、船工奴隶和麻风病人。疯子被铐住锁在牢房里，像一头猛兽。麻风病人被赶出镇子，住在某个远离人烟的偏僻之处——虽然他们也是人。船工奴隶在鞭笞下拼命摇橹，直至在痛苦中筋疲力尽。罪犯们拥挤在一起，不管年龄和性别，直到欧洲监狱成为人间地狱。大约400年前，罪犯们被送给佛罗伦萨和比萨的外科医生做活体解剖。现在，他们的位置才被不会言语的动物所代替。
圣文森特·保罗是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慈善者，他是一位兰格多克农民的儿子。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为了替他交大学学费，连铁犁都卖掉了。马赛城的一位朋友遗赠给他一小笔财产，他于是坐船到那儿去接收。在回国的路上，他乘坐的船在一阵激战后被3名非洲海盗劫掠。激战中，圣文森特负了严重的箭伤。海盗把船员和旅客锁在一起，圣文森特也在其中。他被带到突尼斯，成了一名船工奴隶。由于受不了海上的艰苦，总是生病，他被卖给了一位摩尔医生。一年不到，主人死了，他于是又被卖给一位农民，一位奈斯的土著。圣文森特使他的主人改信了基督教，于是决心一起逃亡。他们把一张小筏放到海里，登上了法国南部爱格莫提斯的土地。
不久，圣文森特在罗马加入了一个兄弟会，其职责是在医院里护理病人。接着他去了巴黎继续这一工作。后来，他成了船务巡视员坎特·乔吉尼的家庭教师。在那儿，这位年轻的牧师目睹了可怕的场面——人们被链子锁在船桨上，像非洲奴隶般拼命摇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帮助这些人的工作中去，这种热情由此深深感动了国王路易三世，在听了他的所作所为之后，国王任命他担任船务施赈官。一次，他为了救一位可怜的流浪者，以自己交换了这位流浪者的自由。于是圣文森特戴上了他的镣铐，替他服满剩下的刑期。在犯人社会生活一段时间后，圣文森特获救，然而镣铐在他身上造成的伤痕，一辈子都无法弥合。他被重新安排在原来的位置，继续以一种神圣的热情忘我工作。最终，他赢得了许多罪犯的忏悔，通过坚韧的努力，改善了犯人和船工奴隶的境遇。
他的后半生非常有名。回到巴黎后，他建立了“慈善姐妹会”的规章制度，从而开创了妇女慈善和福利事业的全新局面。这些“慈善姐妹会”的成员来自法国及其以外的地区，是每一件慈善任务——诸如护理病人、教育青少年、照顾孤儿等——的主要工作者，而且几乎非常出色地完成每一件工作。出于曾被囚禁的经历，他转而致力于为赎回那些非洲俘虏而募捐。就这样，他拯救了不少于1200个奴隶。1816年，海盗被英法联合舰队彻底消灭，他们在阿尔及尔的老巢也被捣毁。
在凯维利城堡（注：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我们听说了地狱和镣铐，但又有多少不幸和残忍的故事被诉诸现代的法庭呢？翻开我们大城市的贫困记录，你又该会多么同意杰勒米·泰勒所说的：“这是一种近似于野蛮残酷的无情，与耶稣的仁慈，相距何止千里之遥！”
约翰·霍华德的仁慈心肠，在一次表面上出于偶然的个人灾难中，首先被用来改善囚犯的境遇。他坐船去葡萄牙，因为这时里斯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次强烈的地震袭击了该地，到处都是废墟，正是仁慈心充分表现的好时候。航行不久，一伙法国海盗劫掠了他所乘坐的船只。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48小时没吃没喝。在布勒斯特上岸后，他和其他俘虏被关在一座肮脏的、地狱般的堡垒中，长时间没有得到任何食物。最后，海盗们向牢房里投进了一大块羊肉，这些不幸的人拼命把羊肉撕成碎片，然后像猛兽般啃咬。整整一周的时间，囚犯们都受到了同样残酷的对待。他们被迫睡在这座可怕地狱的潮湿地板上，除了稻草，没有任何可以遮盖的东西。
霍华德被释放后回到了英国，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拯救囚犯的工作。他成功地使许多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获得了自由，并与大陆监狱和堡垒中的英国囚犯取得了联系。他发现，巨大的、甚至比他自己遭遇更可怕的苦难，乃是俘虏的平常境况。
不久，他担任了贝佛德州的最高长官，任期内，他把注意力转移到英国监狱的状况。在当时的英国，州长一职不过是一个虚名，只能带来微弱的声势和空虚的炫耀。然而，在霍华德手里，这种境况有所改观。得到一个职务，就意味着能激起他完成职责的雄心。他坐在法庭里，认真地聆听着审判的每一个步骤。当审判一结束，他就跑去视察关押罪犯的监狱。这里对待犯罪分子的可耻的、野蛮的方式，他再熟悉不过了。暴露在他眼前的监狱里的景象，决定了他未来的生存使命。
英国监狱，正如其他国家的一样，正处于一种可怕的状况。囚犯既没有被隔离，也没有被区分。相对纯洁的罪犯和极端可恶的罪犯，被一视同仁。于是，这种普通堡垒就成了犯罪的温床。迫于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的人，发现自己与强盗和杀人犯同属一个阵营；债务犯和伪造假币的人，罪行轻微的小偷和杀人凶手，不诚实的女孩儿和妓女，都被混同在一起。誓言、诅咒、谩骂，风行于牢狱中，宗教信仰却无处可寻。魔鬼四处纵横，邪恶就是至尊。对于监狱这种对待囚犯的状况，霍华德简单地谈了自己的印象：“一些被法官宣判为无罪的人，一些没有被盛气凌人的法官找到犯罪证据的人，一些被证明检举无效的人，被关了数月之后，重新被拉回监狱中，一直锁到他拿出酬金给监狱看守、立法会议成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之后，才能获得自由。”他同样提到了那些“铁石心肠的债权人”，他们有时会威胁债务人说，不还债就得“在监狱中消耗掉”，而且他们往往说一不二。实际上，人们在监狱中确实会消耗掉——在污秽和瘴气中倒下、烂掉。霍华德估计，有无数的活人在恐惧中倒下了，也有如此之多的人成了寒冷、潮湿、病患和饥饿的牺牲品。
监狱看守的工资并非由公众支付，而是来自于那些被迫支付的弱者。霍华德恳求立法会议，要求政府提供看守的工资，立法会议则要求提供先例。他答应了，从而跨上马背，走遍各州去寻找先例。然而在访遍远近各州的监狱后，他就是找不到一个能给看守提供工资的先例。所看到的，只是普遍存在于囚犯中的悲惨与不幸。这更加坚定了他致力于改善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监狱状况的决心。
在古鲁瑟斯特，他发现了一座情况最为糟糕的古堡。这座古堡现在被用作监狱。所有的囚犯，男男女女，都住在一个大庭院里。债务犯的牢房连窗户都没有。重罪犯的牢房黑咕隆咚，成天紧闭。热病流行于监狱中，并夺去无数囚犯的生命。看守们没有工资。债务犯没有食物供给。在教会中心爱利城，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为了防止犯人逃亡，看守给他们戴上沉重的脚镣。他们身上到处都是铁条，脖子上则紧箍着一根布满钉子的铁圈套。在诺维奇，牢房被建在地下，囚犯们唯一的福利，只是每年仅值1畿尼的稻草。监狱看守不仅没有工资，而且每年还得为他的工作支付给副州长40英镑的贡赋！逼得他只好通过欺诈勒索来获得收入。
高尚的使命激励着霍华德不停地在全国各地奔走，改善囚犯境遇的念头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挥发了他的全部热情。艰辛、险恶，甚至身体的疼痛，都无法使他与他那伟大的生活理想分开。他从英格兰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向人们展示不列颠牢房的丑恶嘴脸。许多次，他使那些因微小债务而身陷囹圄的人，以及被证明完全无罪的人获得了自由。对于他的调查结果，众议院决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评估事情的真实状况。他站在委员会面前，搬来了一大堆材料，慷慨陈词。在评估过程中，一名委员惊讶于他的材料如此之长之详细，询问他是拿谁的钱去旅游的。霍华德泣不成声，好久之后才能回答他的问题。
立法会在他作证的最后，终于向他表示了感谢。他们按照霍华德所提出的办法，在1774年——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工作——通过了法案。法案规定：取消一切贡赋，给看守发工资，立刻释放所有被判无罪的囚犯。法案同时规定，所有的监狱都要清扫、粉刷，保持良好的通风，设立医务室为囚犯治疗。当法案获得通过的时候，霍华德正躺在病床上，可是一旦他从忘我的工作所导致的疾病和疲乏中恢复过来，他就立刻起床，重新视察各个监狱，以便评估法案的执行情况。
视察完英格兰之后，霍华德继续到苏格兰、爱尔兰这些地区调查监狱状况。这些监狱的状况同样可怕。于是他公布了调查结果，并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接着他赶到欧洲大陆。在巴黎，巴士底狱的大门没有向他开放，法国其他监狱的状况，与英格兰相比虽然要好些，但也是足够糟糕。然而，当有人发现他正在设法调查巴士底狱时，一道囚禁他的命令发布了，幸好他及时脱逃。为了惩罚自己，霍华德翻译发表了一份英国监狱的记录，这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成的刚刚出版的著作。
霍华德继续漫游到比利时、荷兰和德国。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详细地做笔记，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材料——这无疑是无数次辛勤劳动的结果。回到英国，看到囚犯改造工作已经启动之后，他肩负着同样的爱的使命，来到了瑞士。在那儿，他发现了科学的监狱制度：囚犯们被劳动改造，这不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且减轻了征收来用以维持监狱运转的赋税。
通过3年不知疲倦的工作（在这期间，他行程3万多里），霍华德以“监狱状况”为书名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该书取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他再一次被众议院请去，询问监狱改造的进一步准则。他主张用劳教所代替监狱，这是他在阿姆斯特丹发现的，并认为是一种好模式。
于是他再一次继续旅行，以便评估这种工作方法的效用。他从荷兰来到普鲁士，沿途穿过西里西亚，通过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交战的前线。在维也纳度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到意大利。在罗马，他要求进入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但是，正如在法国的巴士底狱一样，他被拒之门外。当然，意大利其他的监狱都向他敞开了大门。然后他经过法国回到家里。这一次，他一共走过了4600公里行程。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被监禁者的祝福，不管足迹行到哪里，都会伴随着他。他给人以仁慈的慷慨，更有甚者，他打开了所有国家宽容和仁慈的心扉，让它们懂得了监狱改造的重要性。
他丝毫未曾懈怠。回国后，他重新视察了大不列颠的监狱，行程达到近7000公里。他发现自己以前的努力现在开始结出了硕果：过去的公然虐待，现在不见了；监狱较过去清洁、健康，而且更加有秩序。接着他又一次跑到国外去扩大自己的见识。鉴于以前已经参观了欧洲南部国家的监狱，这一次他决心访问俄国。他只身步行到达圣彼得堡。警察发现了他，邀请他去宫廷访问凯瑟琳皇后。他礼貌地告诉皇后，他来到俄国，是想参观关押囚犯的地牢和穷人的住所，而不是国王和皇后的朝廷内宫。
他鼓起勇气跑去观看鞭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带到刑场。男人被抽打了60下，而女人则被抽打了25下。“我看到那个女人，”霍华德说，“几天后仍然虚弱至极，但那个男人则再也见不到了。”为了弄清那个男人的情况，霍华德决心访问执刑者。“一个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抽打致死吗？”他问。“能！”“要多短的时间呢？”“一天或两天。”“你是否曾经这样抽打过？”“是的。”“最近呢？”“嗯！最近经过我手中的皮鞭抽打过的那个男人，就死了。”“你是怎么把他打死的？”“在他的两肋抽打一两下，就会撕下大块大块的肉。”“你是否曾经接到过如此抽打罪犯的命令？”“是的！”就这样，俄国吹嘘自己已在全国取消了死刑的谎言就被彻底戳穿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