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仁爱是暴力的终结者（2 / 3）
他在莫斯科写道：“在短短的一年之内，有不少于7万名新兵死在俄国的医院里。”现在，霍华德已是一位权威人物，他所说的话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因而，这种可怕的事实在我们心中激起的，除了对战争和专制的憎恶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了。从俄国回来，他取道波兰、普鲁士、汉诺威，以及奥地利的荷兰人区。1783年，他怀着同一目的游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回来后，他发表了这次游历的成果，作为他的伟大著作的第二份附录。
自从霍华德投身于他孜孜以求的工作以来，12年过去了。他访遍了欧洲大小城镇的监狱，走过了42000公里以上的行程。为了拯救囚犯、病人和无助者，他足足花掉了3万英镑之多！然而，他的工作并没有终止。他决心访问那些传染病流行的国家，如果可能的话，以便找到治疗这种可怕疾病的药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横穿法国，到达马赛。
1785年9月，他出发前往巴黎。法国人想起了他在巴士底发表的小册子，于是禁止他登上开往法国的船只。他化装进入巴黎。就在到达的同一天晚上，他被警察从床上叫了起来。他急中生智，把警察挡在门外几分钟，然后起来穿衣，从房子里跑掉了，启程赶往马赛。在那里，他获准进入传染病医院，得到了一些资料。
他坐船赶往流行病肆虐的斯麦纳。从那儿，这位坚定的仁者搭上了一艘开往阿瑞阿提克的已被传染病感染的船只，希望能够被送到最严厉的隔离所。他得了热病，在隔离所躺了40天——忍受了恐惧、无助和悲哀中的孤独，最终康复。回到英国后，他来到自己的寓所，给那些贫苦的邻居们一些帮助，然后又像父亲离开自己的孩子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那些卑贱的朋友们。
在最后一次的行程中，他打算扩大自己对流行病问题的调查。1789年，他到过荷兰、德国之后，打算前往土耳其、埃及和巴比伦。但他只能到达俄国鞑靼人居住的科森了。在那儿，与往常一样，他访问了当地的囚犯，结果染上了监狱的热病。在孤独无依的异国他乡，他病倒了，死去了。这一年，他才50岁。弥留之际，他嘱托身边的人希望被葬在达菲尼的墓地里。“让我平静地躺在地下，在我的坟头放一个日晷，然后让人们忘记我。”
然而，高尚的霍华德一天也不会被人类所忘记。他是可怜人的救星，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想到的，只是那些没有他就会孤独无依的人。有生之年，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成就并没有随着他的故去而消失，反而继续影响着不仅是英国，而且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直至今日。
伯克是这样描述他的：“他访遍了整个欧洲，一头扎进地牢里。他深入医院，与传染病搏斗。他探查不幸和痛苦的大厦，测量悲哀、沮丧和耻辱的深度；他记着被遗忘者，照顾被忽视者，问候孤独的人；在所有的国家，他比较和收集了一切人的痛苦。他的计划是创造性的，充满了天才成分，正如它充满了仁慈。它是一次发现历程，一次仁慈心的漫游。在每一个国家，人们已都能多多少少感到他的辛劳所带来的收成。”
从霍华德那时以来，囚犯的待遇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首先得感谢那些志在推进他们境遇的仁慈者，例如撒拉·马丁、福瑞夫人，以及其他的好心人。西尼·史密斯曾经提到，有一次，他要求福瑞夫人允许他伴随她进入“新世界”，因为他被里面的场景深深感动了，以至于像个孩子般大哭。在一次布道时，他谈及这一主题说：“现在，镇子里出现了一片新的场景，我将不惴浅陋地称之为人类所能见到的最庄严、最仁慈、最感人的场景。看一看那位活动在不幸的囚犯当中的高贵女人；看一看那些急切呼唤上帝的人，是怎样被她的声音所安慰，因她的看护而再生。他们团聚在她的身边，把她看作唯一爱他们、教育他们、关心他们，或向他们谈论上帝的人。这一场景，足以使世上所有的盛大场面黯然失色。它告诉他们，生命是短促的，匆匆而过，我们必须以某种善良的行为去面对上帝。现在，已经到了像这位受人祝福的女人那样去施舍、去祈祷、去抚慰、去行动，像我们的天堂救星耶稣那样去活在罪犯中、活在伤心人中、活在病人中，在最深最黑暗的不幸生活中工作的时候了。”福瑞夫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她那坚韧的努力。她引发了对监狱状况，特别是对女囚犯待遇的彻底改革。大法官在1818年参观“新世界”之后，向“旧堡垒”（注：指旧时的宫廷）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如果把她所采用的管理原则像应用于女人那样应用于男人，这些原则就会成为把监狱变成改造所的手段。罪犯将不再带着邪恶和堕落回到世界，他们将会忏悔，也许会成为社会的有用成员。”
投身于改善丈夫担任监狱长的瓦维克监狱的塔特娜尔夫人，知名度比福瑞夫人差一些。但她也把许多罪犯从邪恶的世界带上了勤劳善良之路。她主要关注那些处于逆境的少男少女，在使这些人重新回到社会的努力中，她几乎总是无往而不胜。
然而，对于改善众多囚犯的待遇来说，个人力量毕竟是弱小的。要想解决这样大的问题，只有依靠法律。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消除犯罪动机来防止犯罪，而监狱管制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改造罪犯的道德环境，引导他们回到他们曾经冒犯过的社会的怀抱。这对罪犯而言，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他们的遭遇往往是由他们生长的环境所造成的——在其中，他们缺少教育，受到社会制定的法律的不公平待遇。
以往的时代，社会对罪犯往往采取报复措施，把他们看成洪水猛兽；现在，社会采取的是一种温和方式，力争对他们加以改造。在纽约州，西西监狱的管理人员就曾经带头改善罪犯的待遇。他们之所以这样，是由于爱德华先生的报告。他说他自己“根本不相信在世上流行了如此之久的暴力体制——这一体制以为，通过折磨罪犯，就能使他们进入所谓的好秩序，因而根本没有必要求助于任何比恐惧耻辱感更好的东西”。他还说他“通过亲身经历，已经打心眼里相信罪犯们虽然堕落，但仍然有一颗能够被友善、良知所触动的心灵。这颗心灵可以通过求助于理性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唤醒。而这，只需要充满同情和希望的动听声音就够了。就足以使他们永远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西西监狱听从了爱德华先生的建议，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对待罪犯的体制，不久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在，这所监狱的规章就是：惩罚越少越好，鼓励一切愿意进步的行为。过去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许多犯人，现在被改造成了对社会有用的公民，只有极少数人重新恢复了他们以前的恶习。
这种体制在女人身上特别有效。一位女舍监在一个小礼拜堂里向一群女囚犯讲述自我约束的责任，以及不管在今生或是来世，如果希望摆脱痛苦，都必须加强修养的必要性，然后接着说：“这个小实验的结果，是在囚犯们更为平静温顺的活动中，在她们温和谦卑的语气中，在她们惬意愉快的服从中表现出来的。它坚定了我的下述信念：不管犯罪使她们如何低贱，暴行和错误使她们如何冷酷，只要理性占据了她们的头脑，就没有一颗心灵会如此顽固无情，以至于同情和友善的声音都无法融化它；或者会如此冷淡，以至于基督之爱，它都无动于衷。”
皮斯贝利上校，康涅狄格州的威斯特巴里监狱的监狱长，在以人道方式对待和改造罪犯方面，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身上有种几乎高不可攀的道德勇气。在他被任命之前，对待囚犯的常见方式是极端粗暴的，这对他们产生了不可移改的恶劣影响，在他们中间导致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狠毒”。犯罪率急剧上升，监狱每年都使州政府负债累累。皮斯贝利上校彻底改变了这种方式，他以一种友善的态度积极从事改造囚犯的工作。对他们的好行为，他加以鼓励；对他们的弃恶从善，他倍加赞扬。他解除了重刑犯的镣铐，告诉他们他相信他们！这种政策呈现魔术般的效果。囚犯们对他抱持信任的态度，对他的规则表现出最大的尊敬。监狱里秩序井然，不久就开始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应付开支。
他对待一个犯人的例子值得一提。这个囚犯力大无比，多次越狱，是该地的凶神恶煞，已经陷进犯罪深渊17年了，而且越陷越深。在他进来时，皮斯贝利上校告诉他，他不希望看到他再重复在其他监狱多次尝试过的逃跑。“我将会尽我所能地使你过得舒适，并盼望有一天成为你的朋友。而且，希望你不会故意给我制造麻烦。监狱里有一间打算用作单独禁闭的房子，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动用它。打开它的门锁，把任何一个人投进去，都会使我难过。你可以像我这样在监狱里自由走动，如果你像我相信你那样相信我的话。”这个人安静了下来，接连几周都表现出对皮斯贝利上校的极端温顺。终于，有人告诉上校，他正在打算越狱。上校把他找来责备了一顿，这个人一直保持沉默。他告诉他，现在是有必要把他锁进单独禁闭室的时候了。矮小干瘦的上校走在前面，大力士跟随其后。当他们来到过道的最窄处，上校把灯光转向囚犯，看着他的脸。“现在，”他说，“我问你，你是否曾经像我应得的那样对待过我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够想到的使你舒适的任何事情；我相信你，而相反，你却从来没有给过我哪怕是最小的信任，而是打算给我制造麻烦。是这样吗？不过我实在不忍把你锁起来。如果我接到你一丝赞同我的信号——”这个囚犯泪如泉涌。“先生，”他说，“17年来，我一直是一个恶魔，但你却把我当人看。”“来吧，让我们回去。”上校说。从此，这位罪犯又像以前那样在监狱里自由走动了。他向上校敞开了心灵，快乐地服满了所有的刑期。他们成了相互信赖的朋友，他对上校付出了所有的信任，所有的他力所能及的对朋友的忠诚。
皮斯贝利上校具有一种绅士风度。有人告诉他，一个穷凶极恶的囚犯曾经发誓要杀掉他。他赶紧把他找来，让他替自己理发，而且身边不准有任何其他人。他看着这个人，指着剪子，要他给自己理发。囚犯的手颤抖着，而上校却泰然自若。理完发后，上校说：“有人告诉我，你想把我杀掉，但我想我应该信任你。”“上帝保佑您，先生！”这个获得重生的人回答道。这就是信任的力量。（注：尽管在合众国一些州的监狱里，罪犯受到了人道的对待，但在一封写给1880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的信中，威廉·图罗克却抱怨一些州对待青少年罪犯的方式。“例如，”他说，“在最近的一份费城报纸上，有一篇参观佐治亚州立监狱的报道。在这里，数十个罪犯生活在极端堕落的令人恶心的环境中，被迫从事橡胶生产的工作。他们居住条件糟糕，被数只大侦探犬看守着，身上还戴着镣铐。在他们中间，参观者发现了一个15岁的孩子，10岁那年，他由于入室行盗，而在这样幼小的年纪就被法官判了5年监禁！从那时起到现在，他已经忍受了5年这样的奴隶生活！从登载这篇报道的杂志来看，从作者的明显特征来看，恐怕有理由相信这篇报道完全属实。何况，官方的声明也完全证实，在美国无数的监狱里，虐待现象是再明显不过了。能够对一个如此年轻的孩子做出如此判决的法官，我们将乐意看到他自己也被关进监狱里，虽然我曾经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所州立监狱，亲眼看到一位美国法官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由于贪污被判刑两年，但他的住所已经被装饰得奢侈豪华。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就连当地人都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犯罪，在他那里，法律也是如此轻描淡写！”）
纽约州的欧本州立监狱长官古德尔将军，以及另一位监狱看守伊塞克·霍帕先生，在对待和改造罪犯方面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后者成功地改造了50名罪犯，其中只有两个人重新走向了邪路。为了说明仁慈的力量，我们下面得花大量的笔墨来描述这样一件事。
罪犯必然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服满刑期之后找到一份工作。他愿意工作，决心成为一名诚实的人，然而警察知道他的行踪，总是对他纠缠不停。于是，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被迫回到原来的老路。因而，要想使一个囚犯回归诚实，囿于环境，机会十分渺茫。托马斯·莱特，曼彻斯特的一位仁慈者，把自己看成是受人冷落的囚犯的朋友。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财富，有的只是他那颗用之不竭的爱心。
虽然他所受的教育不多，但早年从他母亲那儿汲取了强烈的宗教意识。从母亲的背带里解放出来后，从善的时机就成熟了。他必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它的劳作，面对它的幸福，也面对它的邪恶。很早起，他就与曼彻斯特最不幸的大人和孩子混在一起。这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最终，他的心灵和良知对伙伴们的亵渎行为产生了反感，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道理开始起作用。他与一位宗教界年轻人熟悉起来，并开始有规律地光顾宗教场所。
15岁，他成了一名曼彻斯特铁铸工的学徒。开始时，工资每周5先令。由于他的坚定、沉着和勤奋，工作越来越顺利，到23岁时，他成了制模工的领班，每周工资达到3英镑。这是他的最高收入，但他随后所做的善事，根本就不靠这份钱。
他的心思从很早的时候就放在了那些最无依无靠的罪犯上面。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罪犯，很少能回到老地方工作，而新的老板也不会雇用他们，因为他们缺乏老板需要的专长。长期监禁的浸染，往往使他们习惯与那些比自己更邪恶的罪犯接触，因而出狱后他们留念过去的关系网，不少人就像以前那样，重新开始他的犯罪生涯。这样的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一天，一个人来到铸造厂，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个稳重、细心、工作勤勉的工人。可是不久后有人泄露说，这个人是一名刚被释放出来的罪犯。老板问托马斯·莱特是否知道此事，他说他并不知道，但答应去考察这个人。在第二天的工作中，莱特漫不经心地问那名工人：“你以前在哪里工作？”“在国外。”他回答说。最后，在几次进一步追问之后，这个可怜的人泪流满面地承认自己是一个释放出来的囚犯，并哀求莱特，别让他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让他坚定不移地清除自己罪恶的品质。
莱特先生真诚地相信了这个人。他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所有的工人，并在他们手上放了20英镑，作为对这个人未来良好表现的保证金。他同时向这个罪犯保证，他将被留用。可是第二天早上，这个人就不见了，解雇他的命令就这样在无形中生效。莱特立刻派了一个工人到住所去找他回来工作，但他已经离开住所，带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属于他的东西。
确定这个人是朝着布里方向进发之后，莱特先生立刻沿着他的足迹追了上去。他发现这个逃亡者坐在离曼彻斯特不远的马路边，伤心欲绝，走投无路。莱特用手拍了他一下，然后拉他起来，告诉他工厂已经决定留用他，一切都要靠他自己，看他能否保持自己作为一名可敬的工人的品质。他们一起回到曼彻斯特的工厂。这个人以后的表现，完全证实了领班曾经做出的保证是正确的。
这次亲身经历深深地感动了莱特先生本人。他看出同情心和人类之爱在把那些可怜的罪犯从他们业已陷进去的痛苦深渊中拯救出来方面，可以有多么大的作为。他感到，他们不应该放弃任何重新做人的希望，而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完全应该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使之回归勤劳的生活。这成了他心中强烈的愿望、应该努力完成的使命。他没有任何助手，但一种强烈的信仰使他坚定不移地迈向成功。
莱特先生住在萨尔福特监狱附近，希望能够接近狱中的囚犯。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得到允许。后来，铸工厂一位年轻人的父亲在狱中担任看守，他把莱特先生介绍给监狱长。于是，他才被获准参加星期日下午的服务。不过，他并没有得到单独看望囚犯的机会，只好耐心等待。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莱特先生正要离开监狱的小礼拜堂之时，牧师叫他别走，并问他是否能够替一个囚犯找份工作。这个囚犯即将刑满出狱，希望能够有一次证实自己的品格已得到改造的机会。“可以，”莱特说，“我将尽力而为，努力为他找到一个位置。”他成功了，出狱囚犯找到了工作。
现在，监狱长让他可以更自由地在监狱里走动。他亲自屈尊访问囚犯，与他们谈心，替他们出谋划策，鼓励他们下决心改正，把消息带给他们的家人，尽量使自己成为他们的朋友和恩人。在囚犯出狱时，他常常约见并送他们回家。他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他们，供给生活费用，然后尽力替他们找到工作。
他在许多情况下都获得了成功。工人的雇主也开始相信托马斯·莱特了。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善良而仁慈的人，不会出错主意。出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常常雇用出狱的囚犯。如果有疑心，莱特就会用自己的钱做保证金，使他们信心坚定。而这保证金，是他从自己每周70先令的领班工资中攒起来的。
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在默默中完成的——他宁愿为人所陌生，以免所做的善事被人干扰。就这样，在几年之内，他成功地为近300名出狱囚犯找到了工作！他甚至成功地——这是所有工作中最糟糕的——为女酒鬼找到了归宿。当时，他跑到老远的农村里，说服女酒鬼丈夫把他那不再酗酒、而一心忏悔并渴望回到家里的妻子领回来。
他的一个朋友曾经提到过一件明显的事例。一个曾经在波特兰服刑期满的人被释放后，带着一张出狱许可证和一封牧师写给托马斯·莱特的信来到曼彻斯特。莱特替他找了一份清道夫的工作，并使他提升为道路修理工。他的行为证明他已完全改正了。莱特接着替他获得了进入凯隆·斯托维的周末全日学校的许可，使他成为该校的一名教师。他表现出良好的教学能力，就连凯隆·斯托维都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开始相互熟悉，凯隆安排他为自己伴读，在适当的时刻，任命这位波特兰罪犯为一名牧师。 ↑返回顶部↑
自从霍华德投身于他孜孜以求的工作以来，12年过去了。他访遍了欧洲大小城镇的监狱，走过了42000公里以上的行程。为了拯救囚犯、病人和无助者，他足足花掉了3万英镑之多！然而，他的工作并没有终止。他决心访问那些传染病流行的国家，如果可能的话，以便找到治疗这种可怕疾病的药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横穿法国，到达马赛。
1785年9月，他出发前往巴黎。法国人想起了他在巴士底发表的小册子，于是禁止他登上开往法国的船只。他化装进入巴黎。就在到达的同一天晚上，他被警察从床上叫了起来。他急中生智，把警察挡在门外几分钟，然后起来穿衣，从房子里跑掉了，启程赶往马赛。在那里，他获准进入传染病医院，得到了一些资料。
他坐船赶往流行病肆虐的斯麦纳。从那儿，这位坚定的仁者搭上了一艘开往阿瑞阿提克的已被传染病感染的船只，希望能够被送到最严厉的隔离所。他得了热病，在隔离所躺了40天——忍受了恐惧、无助和悲哀中的孤独，最终康复。回到英国后，他来到自己的寓所，给那些贫苦的邻居们一些帮助，然后又像父亲离开自己的孩子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那些卑贱的朋友们。
在最后一次的行程中，他打算扩大自己对流行病问题的调查。1789年，他到过荷兰、德国之后，打算前往土耳其、埃及和巴比伦。但他只能到达俄国鞑靼人居住的科森了。在那儿，与往常一样，他访问了当地的囚犯，结果染上了监狱的热病。在孤独无依的异国他乡，他病倒了，死去了。这一年，他才50岁。弥留之际，他嘱托身边的人希望被葬在达菲尼的墓地里。“让我平静地躺在地下，在我的坟头放一个日晷，然后让人们忘记我。”
然而，高尚的霍华德一天也不会被人类所忘记。他是可怜人的救星，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想到的，只是那些没有他就会孤独无依的人。有生之年，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成就并没有随着他的故去而消失，反而继续影响着不仅是英国，而且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直至今日。
伯克是这样描述他的：“他访遍了整个欧洲，一头扎进地牢里。他深入医院，与传染病搏斗。他探查不幸和痛苦的大厦，测量悲哀、沮丧和耻辱的深度；他记着被遗忘者，照顾被忽视者，问候孤独的人；在所有的国家，他比较和收集了一切人的痛苦。他的计划是创造性的，充满了天才成分，正如它充满了仁慈。它是一次发现历程，一次仁慈心的漫游。在每一个国家，人们已都能多多少少感到他的辛劳所带来的收成。”
从霍华德那时以来，囚犯的待遇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首先得感谢那些志在推进他们境遇的仁慈者，例如撒拉·马丁、福瑞夫人，以及其他的好心人。西尼·史密斯曾经提到，有一次，他要求福瑞夫人允许他伴随她进入“新世界”，因为他被里面的场景深深感动了，以至于像个孩子般大哭。在一次布道时，他谈及这一主题说：“现在，镇子里出现了一片新的场景，我将不惴浅陋地称之为人类所能见到的最庄严、最仁慈、最感人的场景。看一看那位活动在不幸的囚犯当中的高贵女人；看一看那些急切呼唤上帝的人，是怎样被她的声音所安慰，因她的看护而再生。他们团聚在她的身边，把她看作唯一爱他们、教育他们、关心他们，或向他们谈论上帝的人。这一场景，足以使世上所有的盛大场面黯然失色。它告诉他们，生命是短促的，匆匆而过，我们必须以某种善良的行为去面对上帝。现在，已经到了像这位受人祝福的女人那样去施舍、去祈祷、去抚慰、去行动，像我们的天堂救星耶稣那样去活在罪犯中、活在伤心人中、活在病人中，在最深最黑暗的不幸生活中工作的时候了。”福瑞夫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她那坚韧的努力。她引发了对监狱状况，特别是对女囚犯待遇的彻底改革。大法官在1818年参观“新世界”之后，向“旧堡垒”（注：指旧时的宫廷）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如果把她所采用的管理原则像应用于女人那样应用于男人，这些原则就会成为把监狱变成改造所的手段。罪犯将不再带着邪恶和堕落回到世界，他们将会忏悔，也许会成为社会的有用成员。”
投身于改善丈夫担任监狱长的瓦维克监狱的塔特娜尔夫人，知名度比福瑞夫人差一些。但她也把许多罪犯从邪恶的世界带上了勤劳善良之路。她主要关注那些处于逆境的少男少女，在使这些人重新回到社会的努力中，她几乎总是无往而不胜。
然而，对于改善众多囚犯的待遇来说，个人力量毕竟是弱小的。要想解决这样大的问题，只有依靠法律。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消除犯罪动机来防止犯罪，而监狱管制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改造罪犯的道德环境，引导他们回到他们曾经冒犯过的社会的怀抱。这对罪犯而言，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他们的遭遇往往是由他们生长的环境所造成的——在其中，他们缺少教育，受到社会制定的法律的不公平待遇。
以往的时代，社会对罪犯往往采取报复措施，把他们看成洪水猛兽；现在，社会采取的是一种温和方式，力争对他们加以改造。在纽约州，西西监狱的管理人员就曾经带头改善罪犯的待遇。他们之所以这样，是由于爱德华先生的报告。他说他自己“根本不相信在世上流行了如此之久的暴力体制——这一体制以为，通过折磨罪犯，就能使他们进入所谓的好秩序，因而根本没有必要求助于任何比恐惧耻辱感更好的东西”。他还说他“通过亲身经历，已经打心眼里相信罪犯们虽然堕落，但仍然有一颗能够被友善、良知所触动的心灵。这颗心灵可以通过求助于理性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唤醒。而这，只需要充满同情和希望的动听声音就够了。就足以使他们永远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西西监狱听从了爱德华先生的建议，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对待罪犯的体制，不久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在，这所监狱的规章就是：惩罚越少越好，鼓励一切愿意进步的行为。过去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许多犯人，现在被改造成了对社会有用的公民，只有极少数人重新恢复了他们以前的恶习。
这种体制在女人身上特别有效。一位女舍监在一个小礼拜堂里向一群女囚犯讲述自我约束的责任，以及不管在今生或是来世，如果希望摆脱痛苦，都必须加强修养的必要性，然后接着说：“这个小实验的结果，是在囚犯们更为平静温顺的活动中，在她们温和谦卑的语气中，在她们惬意愉快的服从中表现出来的。它坚定了我的下述信念：不管犯罪使她们如何低贱，暴行和错误使她们如何冷酷，只要理性占据了她们的头脑，就没有一颗心灵会如此顽固无情，以至于同情和友善的声音都无法融化它；或者会如此冷淡，以至于基督之爱，它都无动于衷。”
皮斯贝利上校，康涅狄格州的威斯特巴里监狱的监狱长，在以人道方式对待和改造罪犯方面，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身上有种几乎高不可攀的道德勇气。在他被任命之前，对待囚犯的常见方式是极端粗暴的，这对他们产生了不可移改的恶劣影响，在他们中间导致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狠毒”。犯罪率急剧上升，监狱每年都使州政府负债累累。皮斯贝利上校彻底改变了这种方式，他以一种友善的态度积极从事改造囚犯的工作。对他们的好行为，他加以鼓励；对他们的弃恶从善，他倍加赞扬。他解除了重刑犯的镣铐，告诉他们他相信他们！这种政策呈现魔术般的效果。囚犯们对他抱持信任的态度，对他的规则表现出最大的尊敬。监狱里秩序井然，不久就开始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应付开支。
他对待一个犯人的例子值得一提。这个囚犯力大无比，多次越狱，是该地的凶神恶煞，已经陷进犯罪深渊17年了，而且越陷越深。在他进来时，皮斯贝利上校告诉他，他不希望看到他再重复在其他监狱多次尝试过的逃跑。“我将会尽我所能地使你过得舒适，并盼望有一天成为你的朋友。而且，希望你不会故意给我制造麻烦。监狱里有一间打算用作单独禁闭的房子，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动用它。打开它的门锁，把任何一个人投进去，都会使我难过。你可以像我这样在监狱里自由走动，如果你像我相信你那样相信我的话。”这个人安静了下来，接连几周都表现出对皮斯贝利上校的极端温顺。终于，有人告诉上校，他正在打算越狱。上校把他找来责备了一顿，这个人一直保持沉默。他告诉他，现在是有必要把他锁进单独禁闭室的时候了。矮小干瘦的上校走在前面，大力士跟随其后。当他们来到过道的最窄处，上校把灯光转向囚犯，看着他的脸。“现在，”他说，“我问你，你是否曾经像我应得的那样对待过我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够想到的使你舒适的任何事情；我相信你，而相反，你却从来没有给过我哪怕是最小的信任，而是打算给我制造麻烦。是这样吗？不过我实在不忍把你锁起来。如果我接到你一丝赞同我的信号——”这个囚犯泪如泉涌。“先生，”他说，“17年来，我一直是一个恶魔，但你却把我当人看。”“来吧，让我们回去。”上校说。从此，这位罪犯又像以前那样在监狱里自由走动了。他向上校敞开了心灵，快乐地服满了所有的刑期。他们成了相互信赖的朋友，他对上校付出了所有的信任，所有的他力所能及的对朋友的忠诚。
皮斯贝利上校具有一种绅士风度。有人告诉他，一个穷凶极恶的囚犯曾经发誓要杀掉他。他赶紧把他找来，让他替自己理发，而且身边不准有任何其他人。他看着这个人，指着剪子，要他给自己理发。囚犯的手颤抖着，而上校却泰然自若。理完发后，上校说：“有人告诉我，你想把我杀掉，但我想我应该信任你。”“上帝保佑您，先生！”这个获得重生的人回答道。这就是信任的力量。（注：尽管在合众国一些州的监狱里，罪犯受到了人道的对待，但在一封写给1880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的信中，威廉·图罗克却抱怨一些州对待青少年罪犯的方式。“例如，”他说，“在最近的一份费城报纸上，有一篇参观佐治亚州立监狱的报道。在这里，数十个罪犯生活在极端堕落的令人恶心的环境中，被迫从事橡胶生产的工作。他们居住条件糟糕，被数只大侦探犬看守着，身上还戴着镣铐。在他们中间，参观者发现了一个15岁的孩子，10岁那年，他由于入室行盗，而在这样幼小的年纪就被法官判了5年监禁！从那时起到现在，他已经忍受了5年这样的奴隶生活！从登载这篇报道的杂志来看，从作者的明显特征来看，恐怕有理由相信这篇报道完全属实。何况，官方的声明也完全证实，在美国无数的监狱里，虐待现象是再明显不过了。能够对一个如此年轻的孩子做出如此判决的法官，我们将乐意看到他自己也被关进监狱里，虽然我曾经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所州立监狱，亲眼看到一位美国法官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由于贪污被判刑两年，但他的住所已经被装饰得奢侈豪华。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就连当地人都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犯罪，在他那里，法律也是如此轻描淡写！”）
纽约州的欧本州立监狱长官古德尔将军，以及另一位监狱看守伊塞克·霍帕先生，在对待和改造罪犯方面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后者成功地改造了50名罪犯，其中只有两个人重新走向了邪路。为了说明仁慈的力量，我们下面得花大量的笔墨来描述这样一件事。
罪犯必然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服满刑期之后找到一份工作。他愿意工作，决心成为一名诚实的人，然而警察知道他的行踪，总是对他纠缠不停。于是，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被迫回到原来的老路。因而，要想使一个囚犯回归诚实，囿于环境，机会十分渺茫。托马斯·莱特，曼彻斯特的一位仁慈者，把自己看成是受人冷落的囚犯的朋友。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财富，有的只是他那颗用之不竭的爱心。
虽然他所受的教育不多，但早年从他母亲那儿汲取了强烈的宗教意识。从母亲的背带里解放出来后，从善的时机就成熟了。他必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它的劳作，面对它的幸福，也面对它的邪恶。很早起，他就与曼彻斯特最不幸的大人和孩子混在一起。这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最终，他的心灵和良知对伙伴们的亵渎行为产生了反感，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道理开始起作用。他与一位宗教界年轻人熟悉起来，并开始有规律地光顾宗教场所。
15岁，他成了一名曼彻斯特铁铸工的学徒。开始时，工资每周5先令。由于他的坚定、沉着和勤奋，工作越来越顺利，到23岁时，他成了制模工的领班，每周工资达到3英镑。这是他的最高收入，但他随后所做的善事，根本就不靠这份钱。
他的心思从很早的时候就放在了那些最无依无靠的罪犯上面。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罪犯，很少能回到老地方工作，而新的老板也不会雇用他们，因为他们缺乏老板需要的专长。长期监禁的浸染，往往使他们习惯与那些比自己更邪恶的罪犯接触，因而出狱后他们留念过去的关系网，不少人就像以前那样，重新开始他的犯罪生涯。这样的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一天，一个人来到铸造厂，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个稳重、细心、工作勤勉的工人。可是不久后有人泄露说，这个人是一名刚被释放出来的罪犯。老板问托马斯·莱特是否知道此事，他说他并不知道，但答应去考察这个人。在第二天的工作中，莱特漫不经心地问那名工人：“你以前在哪里工作？”“在国外。”他回答说。最后，在几次进一步追问之后，这个可怜的人泪流满面地承认自己是一个释放出来的囚犯，并哀求莱特，别让他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让他坚定不移地清除自己罪恶的品质。
莱特先生真诚地相信了这个人。他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所有的工人，并在他们手上放了20英镑，作为对这个人未来良好表现的保证金。他同时向这个罪犯保证，他将被留用。可是第二天早上，这个人就不见了，解雇他的命令就这样在无形中生效。莱特立刻派了一个工人到住所去找他回来工作，但他已经离开住所，带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属于他的东西。
确定这个人是朝着布里方向进发之后，莱特先生立刻沿着他的足迹追了上去。他发现这个逃亡者坐在离曼彻斯特不远的马路边，伤心欲绝，走投无路。莱特用手拍了他一下，然后拉他起来，告诉他工厂已经决定留用他，一切都要靠他自己，看他能否保持自己作为一名可敬的工人的品质。他们一起回到曼彻斯特的工厂。这个人以后的表现，完全证实了领班曾经做出的保证是正确的。
这次亲身经历深深地感动了莱特先生本人。他看出同情心和人类之爱在把那些可怜的罪犯从他们业已陷进去的痛苦深渊中拯救出来方面，可以有多么大的作为。他感到，他们不应该放弃任何重新做人的希望，而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完全应该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使之回归勤劳的生活。这成了他心中强烈的愿望、应该努力完成的使命。他没有任何助手，但一种强烈的信仰使他坚定不移地迈向成功。
莱特先生住在萨尔福特监狱附近，希望能够接近狱中的囚犯。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得到允许。后来，铸工厂一位年轻人的父亲在狱中担任看守，他把莱特先生介绍给监狱长。于是，他才被获准参加星期日下午的服务。不过，他并没有得到单独看望囚犯的机会，只好耐心等待。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莱特先生正要离开监狱的小礼拜堂之时，牧师叫他别走，并问他是否能够替一个囚犯找份工作。这个囚犯即将刑满出狱，希望能够有一次证实自己的品格已得到改造的机会。“可以，”莱特说，“我将尽力而为，努力为他找到一个位置。”他成功了，出狱囚犯找到了工作。
现在，监狱长让他可以更自由地在监狱里走动。他亲自屈尊访问囚犯，与他们谈心，替他们出谋划策，鼓励他们下决心改正，把消息带给他们的家人，尽量使自己成为他们的朋友和恩人。在囚犯出狱时，他常常约见并送他们回家。他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他们，供给生活费用，然后尽力替他们找到工作。
他在许多情况下都获得了成功。工人的雇主也开始相信托马斯·莱特了。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善良而仁慈的人，不会出错主意。出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常常雇用出狱的囚犯。如果有疑心，莱特就会用自己的钱做保证金，使他们信心坚定。而这保证金，是他从自己每周70先令的领班工资中攒起来的。
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在默默中完成的——他宁愿为人所陌生，以免所做的善事被人干扰。就这样，在几年之内，他成功地为近300名出狱囚犯找到了工作！他甚至成功地——这是所有工作中最糟糕的——为女酒鬼找到了归宿。当时，他跑到老远的农村里，说服女酒鬼丈夫把他那不再酗酒、而一心忏悔并渴望回到家里的妻子领回来。
他的一个朋友曾经提到过一件明显的事例。一个曾经在波特兰服刑期满的人被释放后，带着一张出狱许可证和一封牧师写给托马斯·莱特的信来到曼彻斯特。莱特替他找了一份清道夫的工作，并使他提升为道路修理工。他的行为证明他已完全改正了。莱特接着替他获得了进入凯隆·斯托维的周末全日学校的许可，使他成为该校的一名教师。他表现出良好的教学能力，就连凯隆·斯托维都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开始相互熟悉，凯隆安排他为自己伴读，在适当的时刻，任命这位波特兰罪犯为一名牧师。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