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仁爱是暴力的终结者（3 / 3）
另一位受到老板信任而负责管理仓库的年轻人，由于交友不慎，结果盗用了老板的资金。他的偷盗行为被发现了，老板打算起诉他。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恳求托马斯·莱特从中调解。莱特立刻赶到老板那里，成功地使他答应不起诉年轻人，而给他另外的惩罚。“给他另一次机会吧。”这常常是托马斯·莱特的迫切建议。年轻人被送回工厂，从此表现出了最令人满意的行为。他比以前更加卖力地工作，后来成为工厂的一名股东，并最终成了工厂的负责人。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托马斯·莱特”这个名字而祈祷。
莱特这样工作几年之后，他的自愿劳动终于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威廉上校在他关于监狱状况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了莱特这个名字。他说：“要想表明这个卑微的、无助的好人到底是如何从事他的慈善事业，以及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只要看一看那几百名与他有深交的罪犯，大部分已重新做人，只有4个人再次入狱的事实就够了。我们欣喜地看到，罪犯们信任和依赖他，这似乎完全来自于他那朴实、谦逊，以及慈父般的为善方式。”
许多情况下，当莱特先生无法为出狱罪犯找到工作时，他或者把自己的钱借给他们，或者在自己的朋友中发起一次募捐，把他们送出国。他就这样帮941名出狱犯人出了国，在全新的、和旧时熟人相隔绝的环境下开始生活。出狱罪犯本人回报他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帮他做善事。他们为自己的朋友寻找工作，或者帮助发起募捐，把别的出狱罪犯送出国。因而，仁慈总是产生仁慈。
这些出国的囚犯当中，有一位被送到北美去的人写信给莱特先生，称他为“亲爱的养父”。他在信中夹寄了两英镑捐给“伦敦男性劳教所”。这位现在成了富翁的侨民在信中写道：“您，我永生难忘的父亲，是您的帮助使我获得了今日的成功。您是我今生最好、最亲切，也是唯一向我提供帮助的朋友。您通过自己无私的帮助，使我摆脱了昔日罪恶的生活。当所有的人见到我别脸而去，视我为恶棍和流氓时，您像一位浪子的慈父，热情欢迎我回到高尚和完美的生活中，以黎明前将要出现的曙光般的希望安慰我年轻的心，用您慈父般的劝告和纯真的希望指引我的命运。上帝保佑您，亲爱的父亲！上帝保佑您全部的仁慈！每当我想起您为您那可怜的朋友所做的一切努力时，思念的眼泪就在我脸上流淌。”
就在这时候，莱特先生正在铸造厂里工作——从早上5点直到晚上6点，有时更迟。整个晚上的空闲时间以及大多数星期天，他都投身于他那自愿接受的事业。或者在监狱、收容所、简陋的星期日学校里，或者在不幸者和罪犯的家中。现在，他已是63岁的高龄，身体也开始衰老。他一无所有，所有多余的收入，都已用在出狱囚犯的解救和出国中。他常常把自己约束到最俭朴的生存方式里——总认为如果自己拥有了财富，却不把它们献给那些处于不幸中的人，就是一种罪过。
当政府认识到了他的事业的价值时，便给他一个监狱巡视员的职位，并付给800英镑的年薪。乍看之下，似乎这笔小钱是他可以赚取的收入，同时能够扩大他的工作范围。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它会制约自己做善事的力量，他相信，一旦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就不再会被看作“囚犯的朋友”。
同样地，曼彻斯特人民也试图为他募集一笔相当于他每周工资数量的年金——这充其量相当于他的工作为国家挽救的金钱的十分之一。“皇家奖励基金”响应募捐活动，认捐了100英镑，剩下的由曼彻斯特人民募集。他们募集到了182英镑送给莱特先生作为年金——这恰好是他以前通过白天的劳动赚取的数量。
瓦特先生捐献了一幅名为《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珍贵画作，作为响应曼彻斯特人民募捐活动的证明。这幅画的主题是“艺术家钦羡崇敬的肖像，高贵的慈善家，托马斯·莱特”。它被挂在曼彻斯特市政大厅的显著位置，立刻成为艺术家友善和慷慨的证明，更成为它所展示的人的高尚品质的象征。
直至今天，莱特先生仍在继续他的慈善工作。他往返于城镇之间，像霍华德那样，探视这些地方的监狱。他走访了“田野晚径避难所”“瑞德赫尔工业学校”以及密尔邦克、本顿维尔、波兰、朴次茅斯、帕克胡斯特等地的监狱。他在建立“雷基德学校”时勤奋工作，满心希望教育那些穷人的孩子过诚实的生活，从而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他把无知和坏榜样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滋生地，因而尽一切力量通过世俗或宗教的教育把它们彻底清除。他呼吁当时正积极提倡建立国家教育体系的科布登先生，应把消除犯罪和贫困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首要的强制措施。除了“雷基德学校”之外，他还创办了“改造学校”“便士银行”以及“擦皮鞋队”。哪儿需要做善事，哪儿就少不了他的援救和帮助。属于他的每一分钟都无比充实。他的格言是：工作，工作，不管今天哪里需要；时时如此吧，因为夜晚就要来临了。
就这样，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他进入85岁高龄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然而，他仍然时刻准备接待那些希望看到他的人——特别是那些穷人、出狱囚犯或回心转意的罪人。他的生命逐渐凋零了。第二十三首圣歌不停地挂在他的嘴边，在每天的昏迷中，他感到自己正在“向着家里走”。他曾经战胜了一切，现在正在结束这种战斗。1875年4月14日，他安宁平静地睡着了。他的一生，确实是“活得值得的一生”。
莱特是通过信任罪犯来实现他们的改造。信任就是信心，他们的心灵是能够被触动的。除非情况特别糟糕，年轻人是在缺少关怀和不诚实的环境中长大，否则信任就会是双方的。还是把人往最好的方面看吧。“往最坏处看人，”玻利罗克先生说，“是坏心肠和卑鄙灵魂的确切标志。”你也许受骗了，这是真的，但受骗总比不公平待遇好。
不久，英国关闭了一切公共场所，禁止平民大众进入。许多重要的建筑在平日都关门闭户，除非你得到了“命令”，或愿意给小吏和古玩讲解人小费。不列颠博物馆被关闭了，国家展览馆被关闭了，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被关闭了，威索尔古堡、宝塔、议会，以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古玩珍藏、艺术作品，除了极少数之外，都被关闭或藏起来了。看起来，有人认为，如果允许平民百姓进入到这些地方，他们立刻就会砍掉木头、砸碎石头、摧毁这些古老的建筑。
我们相信，已故的约瑟夫·休谟，是第一个公开致力于改变这种可悲状况的人。他取得的第一个成就，是使不列颠博物馆这幢公共建筑向公众开放。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其阻力是巨大的。有人早就惊呼，它的珍藏品已被无可挽回地损坏、损毁、弄碎、捣乱，甚至有一些价值连城的珍藏品也已被盗走。况且，所谓的革新居然是这样的！然而不管如何，我们得感谢休谟先生的顽强争取，是他使不列颠博物馆重新向公众开放，虽然博物馆自然要对这些“洪水”进行预防。在重新开放之前，博物馆只允许三三两两的小组参观，而且有一名官员——实际上是一名身着便服的警察——陪他们四处观看，他负责防范那些意图打碎珍藏品的人，随时准备突袭任何一心等待机会损坏身边的珍藏品的野蛮人。
好！议会的命令下达了，不列颠博物馆应该对所有屠夫、面包师、普通士兵、女裁缝、女帽制造或贩卖商，以及所有从事最普通职业的最普通的人开放。况且，我们的斯塔雷先生在粗野行为大量出现时是怎么说的？就在粗野行径突发的那一天之后，他来到众议院（这时他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同时是不列颠博物馆的专员）。他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以一种断然的语气宣布：“我受到了警告，也为之深感忧虑。然而，我现在可以声明，昨天（国际劳动节）有31500人到过不列颠博物馆，而损失只有价值不足6便士的收藏品！”因而，所谓的“洪水”是不存在的，应该普遍地允许人们自由地参观我们自己国家的古玩和艺术珍藏，而不致引起普遍的社会动乱。其秘密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应该受到信任。
在慈善工作中，休谟先生表现得非常顽强。他不断呼吁那些管理者，应该信任人民，向人民开放公共收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为人民身在其中能够得到快乐、熏陶和教育。通过年复一年的不断重复的工作，他成功地使宝塔、汉姆顿宫廷、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圣保罗教堂等公共建筑次第向公众开放。这场运动逐渐蔓延开去，现在，不仅在伦敦，而且在许多大工业城市，公园都向公众开放，让人民在其中享受欣慰和乐趣。
1851年大展览时，是否应该派部队包围伦敦以使人民保持安定，成了议会严肃讨论的主题。这一提议最终被否决了，水晶宫没有被部队包围。结果怎么样？几乎没有哪怕是价值1便士的东西被人偷走，也没有任何东西被人损坏。首都警察署署长罗文上校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被问到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这种结果应归功于“人民的高尚行为”。他补充说，许多设备最近得到了近几年都没有得到的改进，也是允许人民进入公共建筑的结果——一句话，得益于信任人民。这是一种消除“洪水”的正确方法：允许人民自由地观看艺术作品，因为它们突出地展示了上帝给人的恩赐；让人民在美的形式——它充满了高雅、奉献和高贵——面前沉思，唤起真诚的感情和严肃的思想，缅怀历史上的高尚品行，他们就会在无意中变得高贵、谦卑、纯洁、文明。因而，我们的画廊应该成为教育基地，通过提高净化鉴赏品味，触动人们的内在灵魂，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的教育水平。信任人民，允许他们自由地进入这些地方，这事实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品格的教育。信任某人——表示你乐意相信他——就是通过你的行为而不是法律或权威的力量向他表明，你相信他的真诚，你将尽最大努力博得他的好感，赢得他的心灵。当你以自己的行为举止证明你相信他的美好本性时，你就消除了他的罪恶本性。因而，善能克服恶。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信任某人，就能把他的善引导出来。以实际行动相信他的长处，他就能学会正确地发挥优点。要消除新产生的自由之恶，唯有自由。让刚从牢房里出来的囚犯习惯于光线，他不久就能忍受最明亮的阳光。使人谦卑，就必须使他熟悉谦卑的作用。使人成为好公民，就要允许他熟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游泳之前必须先下水，骑马之前必须先学会跨上马背。在一个人成为优秀公民之前，他首先必须被允许承担公民的责任。 ↑返回顶部↑
莱特这样工作几年之后，他的自愿劳动终于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威廉上校在他关于监狱状况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了莱特这个名字。他说：“要想表明这个卑微的、无助的好人到底是如何从事他的慈善事业，以及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只要看一看那几百名与他有深交的罪犯，大部分已重新做人，只有4个人再次入狱的事实就够了。我们欣喜地看到，罪犯们信任和依赖他，这似乎完全来自于他那朴实、谦逊，以及慈父般的为善方式。”
许多情况下，当莱特先生无法为出狱罪犯找到工作时，他或者把自己的钱借给他们，或者在自己的朋友中发起一次募捐，把他们送出国。他就这样帮941名出狱犯人出了国，在全新的、和旧时熟人相隔绝的环境下开始生活。出狱罪犯本人回报他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帮他做善事。他们为自己的朋友寻找工作，或者帮助发起募捐，把别的出狱罪犯送出国。因而，仁慈总是产生仁慈。
这些出国的囚犯当中，有一位被送到北美去的人写信给莱特先生，称他为“亲爱的养父”。他在信中夹寄了两英镑捐给“伦敦男性劳教所”。这位现在成了富翁的侨民在信中写道：“您，我永生难忘的父亲，是您的帮助使我获得了今日的成功。您是我今生最好、最亲切，也是唯一向我提供帮助的朋友。您通过自己无私的帮助，使我摆脱了昔日罪恶的生活。当所有的人见到我别脸而去，视我为恶棍和流氓时，您像一位浪子的慈父，热情欢迎我回到高尚和完美的生活中，以黎明前将要出现的曙光般的希望安慰我年轻的心，用您慈父般的劝告和纯真的希望指引我的命运。上帝保佑您，亲爱的父亲！上帝保佑您全部的仁慈！每当我想起您为您那可怜的朋友所做的一切努力时，思念的眼泪就在我脸上流淌。”
就在这时候，莱特先生正在铸造厂里工作——从早上5点直到晚上6点，有时更迟。整个晚上的空闲时间以及大多数星期天，他都投身于他那自愿接受的事业。或者在监狱、收容所、简陋的星期日学校里，或者在不幸者和罪犯的家中。现在，他已是63岁的高龄，身体也开始衰老。他一无所有，所有多余的收入，都已用在出狱囚犯的解救和出国中。他常常把自己约束到最俭朴的生存方式里——总认为如果自己拥有了财富，却不把它们献给那些处于不幸中的人，就是一种罪过。
当政府认识到了他的事业的价值时，便给他一个监狱巡视员的职位，并付给800英镑的年薪。乍看之下，似乎这笔小钱是他可以赚取的收入，同时能够扩大他的工作范围。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它会制约自己做善事的力量，他相信，一旦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就不再会被看作“囚犯的朋友”。
同样地，曼彻斯特人民也试图为他募集一笔相当于他每周工资数量的年金——这充其量相当于他的工作为国家挽救的金钱的十分之一。“皇家奖励基金”响应募捐活动，认捐了100英镑，剩下的由曼彻斯特人民募集。他们募集到了182英镑送给莱特先生作为年金——这恰好是他以前通过白天的劳动赚取的数量。
瓦特先生捐献了一幅名为《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珍贵画作，作为响应曼彻斯特人民募捐活动的证明。这幅画的主题是“艺术家钦羡崇敬的肖像，高贵的慈善家，托马斯·莱特”。它被挂在曼彻斯特市政大厅的显著位置，立刻成为艺术家友善和慷慨的证明，更成为它所展示的人的高尚品质的象征。
直至今天，莱特先生仍在继续他的慈善工作。他往返于城镇之间，像霍华德那样，探视这些地方的监狱。他走访了“田野晚径避难所”“瑞德赫尔工业学校”以及密尔邦克、本顿维尔、波兰、朴次茅斯、帕克胡斯特等地的监狱。他在建立“雷基德学校”时勤奋工作，满心希望教育那些穷人的孩子过诚实的生活，从而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他把无知和坏榜样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滋生地，因而尽一切力量通过世俗或宗教的教育把它们彻底清除。他呼吁当时正积极提倡建立国家教育体系的科布登先生，应把消除犯罪和贫困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首要的强制措施。除了“雷基德学校”之外，他还创办了“改造学校”“便士银行”以及“擦皮鞋队”。哪儿需要做善事，哪儿就少不了他的援救和帮助。属于他的每一分钟都无比充实。他的格言是：工作，工作，不管今天哪里需要；时时如此吧，因为夜晚就要来临了。
就这样，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他进入85岁高龄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然而，他仍然时刻准备接待那些希望看到他的人——特别是那些穷人、出狱囚犯或回心转意的罪人。他的生命逐渐凋零了。第二十三首圣歌不停地挂在他的嘴边，在每天的昏迷中，他感到自己正在“向着家里走”。他曾经战胜了一切，现在正在结束这种战斗。1875年4月14日，他安宁平静地睡着了。他的一生，确实是“活得值得的一生”。
莱特是通过信任罪犯来实现他们的改造。信任就是信心，他们的心灵是能够被触动的。除非情况特别糟糕，年轻人是在缺少关怀和不诚实的环境中长大，否则信任就会是双方的。还是把人往最好的方面看吧。“往最坏处看人，”玻利罗克先生说，“是坏心肠和卑鄙灵魂的确切标志。”你也许受骗了，这是真的，但受骗总比不公平待遇好。
不久，英国关闭了一切公共场所，禁止平民大众进入。许多重要的建筑在平日都关门闭户，除非你得到了“命令”，或愿意给小吏和古玩讲解人小费。不列颠博物馆被关闭了，国家展览馆被关闭了，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被关闭了，威索尔古堡、宝塔、议会，以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古玩珍藏、艺术作品，除了极少数之外，都被关闭或藏起来了。看起来，有人认为，如果允许平民百姓进入到这些地方，他们立刻就会砍掉木头、砸碎石头、摧毁这些古老的建筑。
我们相信，已故的约瑟夫·休谟，是第一个公开致力于改变这种可悲状况的人。他取得的第一个成就，是使不列颠博物馆这幢公共建筑向公众开放。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其阻力是巨大的。有人早就惊呼，它的珍藏品已被无可挽回地损坏、损毁、弄碎、捣乱，甚至有一些价值连城的珍藏品也已被盗走。况且，所谓的革新居然是这样的！然而不管如何，我们得感谢休谟先生的顽强争取，是他使不列颠博物馆重新向公众开放，虽然博物馆自然要对这些“洪水”进行预防。在重新开放之前，博物馆只允许三三两两的小组参观，而且有一名官员——实际上是一名身着便服的警察——陪他们四处观看，他负责防范那些意图打碎珍藏品的人，随时准备突袭任何一心等待机会损坏身边的珍藏品的野蛮人。
好！议会的命令下达了，不列颠博物馆应该对所有屠夫、面包师、普通士兵、女裁缝、女帽制造或贩卖商，以及所有从事最普通职业的最普通的人开放。况且，我们的斯塔雷先生在粗野行为大量出现时是怎么说的？就在粗野行径突发的那一天之后，他来到众议院（这时他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同时是不列颠博物馆的专员）。他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以一种断然的语气宣布：“我受到了警告，也为之深感忧虑。然而，我现在可以声明，昨天（国际劳动节）有31500人到过不列颠博物馆，而损失只有价值不足6便士的收藏品！”因而，所谓的“洪水”是不存在的，应该普遍地允许人们自由地参观我们自己国家的古玩和艺术珍藏，而不致引起普遍的社会动乱。其秘密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应该受到信任。
在慈善工作中，休谟先生表现得非常顽强。他不断呼吁那些管理者，应该信任人民，向人民开放公共收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为人民身在其中能够得到快乐、熏陶和教育。通过年复一年的不断重复的工作，他成功地使宝塔、汉姆顿宫廷、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圣保罗教堂等公共建筑次第向公众开放。这场运动逐渐蔓延开去，现在，不仅在伦敦，而且在许多大工业城市，公园都向公众开放，让人民在其中享受欣慰和乐趣。
1851年大展览时，是否应该派部队包围伦敦以使人民保持安定，成了议会严肃讨论的主题。这一提议最终被否决了，水晶宫没有被部队包围。结果怎么样？几乎没有哪怕是价值1便士的东西被人偷走，也没有任何东西被人损坏。首都警察署署长罗文上校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被问到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这种结果应归功于“人民的高尚行为”。他补充说，许多设备最近得到了近几年都没有得到的改进，也是允许人民进入公共建筑的结果——一句话，得益于信任人民。这是一种消除“洪水”的正确方法：允许人民自由地观看艺术作品，因为它们突出地展示了上帝给人的恩赐；让人民在美的形式——它充满了高雅、奉献和高贵——面前沉思，唤起真诚的感情和严肃的思想，缅怀历史上的高尚品行，他们就会在无意中变得高贵、谦卑、纯洁、文明。因而，我们的画廊应该成为教育基地，通过提高净化鉴赏品味，触动人们的内在灵魂，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的教育水平。信任人民，允许他们自由地进入这些地方，这事实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品格的教育。信任某人——表示你乐意相信他——就是通过你的行为而不是法律或权威的力量向他表明，你相信他的真诚，你将尽最大努力博得他的好感，赢得他的心灵。当你以自己的行为举止证明你相信他的美好本性时，你就消除了他的罪恶本性。因而，善能克服恶。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信任某人，就能把他的善引导出来。以实际行动相信他的长处，他就能学会正确地发挥优点。要消除新产生的自由之恶，唯有自由。让刚从牢房里出来的囚犯习惯于光线，他不久就能忍受最明亮的阳光。使人谦卑，就必须使他熟悉谦卑的作用。使人成为好公民，就要允许他熟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游泳之前必须先下水，骑马之前必须先学会跨上马背。在一个人成为优秀公民之前，他首先必须被允许承担公民的责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