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3 / 5）
1925年，在中国国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这个提倡用新时代的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国学典故，旨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优秀国学人才学院除了是中国优秀学者留美的预备学校，更为国内外的国学大师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和切磋平台。
作为其中的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出身简直可以用“普通”二字来形容，因为他没有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那张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证书，也没有梁启超从戊戌变法一路走来的先知声誉，更没有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创举。然而，正是这个在西方著名校园里游历了一圈后“空手而归”的普通人，却成了众人敬仰的文学泰斗。
当一个人的学问到了深不可测的程度时，思维的融会贯通和娴熟跳转依靠的不是简单的死记硬背，所以陈寅恪的经历听上去更像是一个神童的故事。人们在感叹他知识渊博的同时，便不由自主地认为他的智力定然超乎常人。
但是，事实终究不会以人们的想象为转移。在父亲的眼里，陈寅恪同其他两位兄弟一样并没有天赋异禀，有的只是需要勤奋努力的背影。当仰视的目光回退到智慧生根之前、光芒四射的背后，一个秉承勤能补拙的、质朴的陈寅恪打破了人们关于天生神通的想象。
留洋十几年，陈寅恪从来不将自己束缚在一张学位证书里，更不会在院系课程或者毕业论文上投机取巧、避难就易。任何一个他居住学习过的学校所颁发的文凭都足以让无公职无出路的他衣食无忧，但和这些轻薄的纸张相比，为了读书而读书的陈寅恪带回来的却是世界上乃至人类文学史上最珍贵、最瑰丽的东西。
不论是书本的精神内核还是纸张的优美文字，无论是各国的历史过往还是现今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只要是触手可得的，陈寅恪都用他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将它们统统吸纳进自己的思维体系中。和其他人用硕士、博士的头衔装点门面，陈寅恪对“学到了什么”更加重视。
灯光下，他逐字咀嚼字里行间的内在含义，笔触划过纸张的瞬间，心与脑也在积累和思考中得到沉淀。在柏林苦读的时候，陈寅恪被同学们冠以“读书种子”的称号，这个用精力苦读、用心思巧读的年轻人如同一块沉溺在知识海洋里的海绵一般，本能地吮吸着身边的养分。
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着，直至陈寅恪为人父之际，仍旧可见他刻苦钻研的背影。女儿陈美延回忆起父亲陈寅恪时说，很多著作和工作陈寅恪都是在一个简易的箱子和一张小板凳的组合下完成的。简陋的环境经常使他汗流浃背，但是他从未因此而间断。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刻苦、什么是坚持，并且练就了她们严谨论断的习惯。
和别人出书时的奋笔疾书不同，陈寅恪的著作大多是平日里用功读书的笔记，每阅读一次，他都会将之前相关的知识积累重新翻出来比较，以此总结出两者的同性和差别。梁慧皎的《高僧传》他做了大量的批注，以小见大的隽雅文字在密密麻麻地挤满书本缝隙的同时，更将陈寅恪关于历史的独特见解一一记录下来；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那些横穿古今的思考和发人深省的质问又将他常读常新的滚动式思考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哈佛求学的日子里，陈寅恪的性格开始从年少轻狂向成熟冷静转变，这种时光沉淀的厚重让他更具备了与深邃历史同行的资本。主观被客观所取代，偏执的眼光迈出了反向思考的步伐。对《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及《剑桥中古史》等几十本巨著的连贯阅读，让他重构了那个过往的世界；作为第一个通读德文版《资本论》的中国人，陈寅恪更懂得如何用不同的哲学思维探究中国的文学和历史。
乾嘉学者重视利用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的资本，德国米勒诸学者更是强调利用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学问。陈寅恪在将前人的思维融会贯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基本材料进行刻苦的钻研，不论是去浮华、疾虚妄的作风，还是取信征实的方法，陈寅恪从来不因为工作的劳累而偷工减料，也不因为急于求成而放弃当下的苦读。从这个层面上讲，陈寅恪的博学与他每天固定时间的刻苦钻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勤奋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可以借鉴、流传的风气，父母的作用不是用各种手段去强迫孩子完成学业，而是应该启发孩子们去认识勤奋的意义，并且教会他们勤奋的方式，如此，比起整天给孩子们制订学习规划要有效得多。
和陈寅恪一起到过柏林的赵元任一直记得这个学术上的痴人喜欢在午饭时点一盘炒腰花下饭。在清华重逢时，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期间，他特意叫厨子做这道菜为好友接风，谁知直到这顿饭吃完，陈寅恪的筷子一次也没沾到这盘菜。赵元任很是诧异，陈寅恪却十分淡然。他告诉好友，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喜欢吃腰花，在柏林之所以天天点这道菜下饭是因为腰花是德国最便宜的食材，唯有如此，他才能省下钱来购买更多的书籍查阅、研究。
一句话说完，赵元任和妻子的眼眶湿润了，虽然这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对一道家常菜前后矛盾的态度变化，但从这件小事上，赵元任却看到了陈寅恪生活的清苦和他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与认真探索。
这不是陈寅恪贫困潦倒时被逼无奈的清高，更不是他在他人面前作秀的表演，这种将学术研究融入自己生命的执拗早已融化在陈寅恪的生命里，即便是功成名就后，他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最初的谨慎和刻苦，哪怕是给初出茅庐的学生们讲课，他也未曾因为听课者的浅薄而有所怠慢。
学生们惊讶于陈寅恪的博学，对他课堂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们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位有深厚知识储备，完全可以信手拈来便讲完一节课的“活字典”，却在备课室认真到了极致。
每个学期开始，陈寅恪都会向助手说明这一个学期他要讲的内容，然后将相关的书籍拿出来交与助手，并在助手的朗读中将重要的问题和思考一一记录下来。
《资治通鉴》《通典》《会要》《六典》《唐书》，陈年的文献、简洁的文字，看起来都晦涩难懂，陈寅恪却只需要聆听便能知道其中的深意。回顾陈寅恪备课的过程，一切就像行云流水一般，而陈寅恪仿佛一个徜徉其中的游人，随处站定都能说出一两句名言，导出三两点心得，甚至连不同版本的史籍之间的差异，他都能快速地指出来。
待助理读完课本，陈寅恪将先前的心得重新整理一番，看似随口说出的话语稍加记录便成为讲课的教案或是详细的提纲。
“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曾经的助理王永兴一句简单的回忆道出了陈寅恪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和品行。虽然民国时候，华北学术界本土派和留洋派之间互相排挤，但是无论出身哪个派系的学者都不敢对陈寅恪有任何非议，因为这个用信念坚持做有品质、有尊严的学问的人，实在堪称学术界的传奇。
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对人性和品质的洗礼和教诲。装束一成不变的陈寅恪看上去像个古板拘谨的老学究，但课程的精彩纷呈和新鲜震撼的理解却让他成为最与时俱进的国学标杆。更可贵的是，陈寅恪通过他神圣的职业将他身上关于学问和人生的探究突破了家族传承的限制，成了一种广受学生尊重和崇尚的品行。
在国学大师吴宓看来，陈寅恪讲课内容的珍贵如“字字如精金美玉”，而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则用“细入毫发，如剥蕉叶”的形容将陈寅恪讲课的风格做了形象的刻画。
虽然只是旁听，但那堂关于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却足够让吴宓、季羡林和其他学生牢记终生。没有武断的评论，没有夸大的言辞，不刻意歪曲过往的历史，不对环环相扣的情节断章取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到达彼岸豁然开朗之时，关于佛学前所未有的新见解便这样深深地镌刻在了堂下学生们的心里。而陈寅恪学风的端正、学习的刻苦和对学术的认真也在不经意间成为感染莘莘学子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和墨守成规的老师不同，陈寅恪从来不会将课堂变成形而上的场所。上课是否点名，平素是否做小考测验，大考的考试范围限定在哪些章节，这些问题陈寅恪从来都不去考虑。对他来讲，一问一答的笔试，或是为了应付任务而书写的论文，只不过是敷衍了事的做法，因为对所学之物融会贯通，并提出独特心得的做法才是学以致用的最终印证。而这样的观点，正是他多年来治学研究后的经验总结。
作为教授，陈寅恪的知识水平是无人能及的，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刻苦攻读的习惯。数不清陈寅恪通读南北朝史、唐史和明清史的文献到底多少遍了，但即便双目失明的晚年，他仍然在助理的阅读中不停地重温这些烂熟于心的文字。无怪乎他每次的课程都能找出不同的侧重点，无怪乎每次的内容都能做到不重复。陈寅恪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的研究态度让他的思想和观念在保持常新的同时，也给国学和历史提供了更多的惊喜和可能。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因为疾病的折磨而双目失明，在他自己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的书斋里面，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建议体弱多病的他暂时不要开课，但陈寅恪却回答道：“每个月学校给我的薪水不少，我光拿钱不干活那怎么能行？再说我是教书匠，若不教书怎么配得上教书匠的称谓呢？”
陈寅恪的幽默是公认的，但这一句自我打趣却并没能换来雷海宗的笑声。在陈寅恪看不到的地方，这位清华大学堂堂历史系主任因为他难得的平和与认真落下了感动的泪水。
时过境迁，当我们重新品味这位国学泰斗的求学过程和教学理念的时候，那些久违的品质与精神成为今天这个时代里理应被呼吁的学术道德。陈寅恪的研究成果虽然停留在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刻，但那种关于学习和学术的态度却时刻不停地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新月异的生活节奏让那些需要不断重复的单调工作变得呆板、落后，但不论面对博大而宏伟的国学世界，还是深不见底的学术研究，愚公移山式的刻苦和钻研仍旧是成就辉煌的唯一途径。
或许，你可以将别人的文字改头换面后拼凑到一起做出属于自己言论的假象，也可以在别人提出的观点里署上自己的姓名，但如此快餐式的成果却经不起时间和人格的推敲和考究。而这，正是在如今这个时代重读陈寅恪的价值所在。 ↑返回顶部↑
作为其中的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出身简直可以用“普通”二字来形容，因为他没有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那张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证书，也没有梁启超从戊戌变法一路走来的先知声誉，更没有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创举。然而，正是这个在西方著名校园里游历了一圈后“空手而归”的普通人，却成了众人敬仰的文学泰斗。
当一个人的学问到了深不可测的程度时，思维的融会贯通和娴熟跳转依靠的不是简单的死记硬背，所以陈寅恪的经历听上去更像是一个神童的故事。人们在感叹他知识渊博的同时，便不由自主地认为他的智力定然超乎常人。
但是，事实终究不会以人们的想象为转移。在父亲的眼里，陈寅恪同其他两位兄弟一样并没有天赋异禀，有的只是需要勤奋努力的背影。当仰视的目光回退到智慧生根之前、光芒四射的背后，一个秉承勤能补拙的、质朴的陈寅恪打破了人们关于天生神通的想象。
留洋十几年，陈寅恪从来不将自己束缚在一张学位证书里，更不会在院系课程或者毕业论文上投机取巧、避难就易。任何一个他居住学习过的学校所颁发的文凭都足以让无公职无出路的他衣食无忧，但和这些轻薄的纸张相比，为了读书而读书的陈寅恪带回来的却是世界上乃至人类文学史上最珍贵、最瑰丽的东西。
不论是书本的精神内核还是纸张的优美文字，无论是各国的历史过往还是现今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只要是触手可得的，陈寅恪都用他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将它们统统吸纳进自己的思维体系中。和其他人用硕士、博士的头衔装点门面，陈寅恪对“学到了什么”更加重视。
灯光下，他逐字咀嚼字里行间的内在含义，笔触划过纸张的瞬间，心与脑也在积累和思考中得到沉淀。在柏林苦读的时候，陈寅恪被同学们冠以“读书种子”的称号，这个用精力苦读、用心思巧读的年轻人如同一块沉溺在知识海洋里的海绵一般，本能地吮吸着身边的养分。
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着，直至陈寅恪为人父之际，仍旧可见他刻苦钻研的背影。女儿陈美延回忆起父亲陈寅恪时说，很多著作和工作陈寅恪都是在一个简易的箱子和一张小板凳的组合下完成的。简陋的环境经常使他汗流浃背，但是他从未因此而间断。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刻苦、什么是坚持，并且练就了她们严谨论断的习惯。
和别人出书时的奋笔疾书不同，陈寅恪的著作大多是平日里用功读书的笔记，每阅读一次，他都会将之前相关的知识积累重新翻出来比较，以此总结出两者的同性和差别。梁慧皎的《高僧传》他做了大量的批注，以小见大的隽雅文字在密密麻麻地挤满书本缝隙的同时，更将陈寅恪关于历史的独特见解一一记录下来；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那些横穿古今的思考和发人深省的质问又将他常读常新的滚动式思考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哈佛求学的日子里，陈寅恪的性格开始从年少轻狂向成熟冷静转变，这种时光沉淀的厚重让他更具备了与深邃历史同行的资本。主观被客观所取代，偏执的眼光迈出了反向思考的步伐。对《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及《剑桥中古史》等几十本巨著的连贯阅读，让他重构了那个过往的世界；作为第一个通读德文版《资本论》的中国人，陈寅恪更懂得如何用不同的哲学思维探究中国的文学和历史。
乾嘉学者重视利用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的资本，德国米勒诸学者更是强调利用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学问。陈寅恪在将前人的思维融会贯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基本材料进行刻苦的钻研，不论是去浮华、疾虚妄的作风，还是取信征实的方法，陈寅恪从来不因为工作的劳累而偷工减料，也不因为急于求成而放弃当下的苦读。从这个层面上讲，陈寅恪的博学与他每天固定时间的刻苦钻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勤奋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可以借鉴、流传的风气，父母的作用不是用各种手段去强迫孩子完成学业，而是应该启发孩子们去认识勤奋的意义，并且教会他们勤奋的方式，如此，比起整天给孩子们制订学习规划要有效得多。
和陈寅恪一起到过柏林的赵元任一直记得这个学术上的痴人喜欢在午饭时点一盘炒腰花下饭。在清华重逢时，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期间，他特意叫厨子做这道菜为好友接风，谁知直到这顿饭吃完，陈寅恪的筷子一次也没沾到这盘菜。赵元任很是诧异，陈寅恪却十分淡然。他告诉好友，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喜欢吃腰花，在柏林之所以天天点这道菜下饭是因为腰花是德国最便宜的食材，唯有如此，他才能省下钱来购买更多的书籍查阅、研究。
一句话说完，赵元任和妻子的眼眶湿润了，虽然这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对一道家常菜前后矛盾的态度变化，但从这件小事上，赵元任却看到了陈寅恪生活的清苦和他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与认真探索。
这不是陈寅恪贫困潦倒时被逼无奈的清高，更不是他在他人面前作秀的表演，这种将学术研究融入自己生命的执拗早已融化在陈寅恪的生命里，即便是功成名就后，他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最初的谨慎和刻苦，哪怕是给初出茅庐的学生们讲课，他也未曾因为听课者的浅薄而有所怠慢。
学生们惊讶于陈寅恪的博学，对他课堂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们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位有深厚知识储备，完全可以信手拈来便讲完一节课的“活字典”，却在备课室认真到了极致。
每个学期开始，陈寅恪都会向助手说明这一个学期他要讲的内容，然后将相关的书籍拿出来交与助手，并在助手的朗读中将重要的问题和思考一一记录下来。
《资治通鉴》《通典》《会要》《六典》《唐书》，陈年的文献、简洁的文字，看起来都晦涩难懂，陈寅恪却只需要聆听便能知道其中的深意。回顾陈寅恪备课的过程，一切就像行云流水一般，而陈寅恪仿佛一个徜徉其中的游人，随处站定都能说出一两句名言，导出三两点心得，甚至连不同版本的史籍之间的差异，他都能快速地指出来。
待助理读完课本，陈寅恪将先前的心得重新整理一番，看似随口说出的话语稍加记录便成为讲课的教案或是详细的提纲。
“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曾经的助理王永兴一句简单的回忆道出了陈寅恪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和品行。虽然民国时候，华北学术界本土派和留洋派之间互相排挤，但是无论出身哪个派系的学者都不敢对陈寅恪有任何非议，因为这个用信念坚持做有品质、有尊严的学问的人，实在堪称学术界的传奇。
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对人性和品质的洗礼和教诲。装束一成不变的陈寅恪看上去像个古板拘谨的老学究，但课程的精彩纷呈和新鲜震撼的理解却让他成为最与时俱进的国学标杆。更可贵的是，陈寅恪通过他神圣的职业将他身上关于学问和人生的探究突破了家族传承的限制，成了一种广受学生尊重和崇尚的品行。
在国学大师吴宓看来，陈寅恪讲课内容的珍贵如“字字如精金美玉”，而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则用“细入毫发，如剥蕉叶”的形容将陈寅恪讲课的风格做了形象的刻画。
虽然只是旁听，但那堂关于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却足够让吴宓、季羡林和其他学生牢记终生。没有武断的评论，没有夸大的言辞，不刻意歪曲过往的历史，不对环环相扣的情节断章取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到达彼岸豁然开朗之时，关于佛学前所未有的新见解便这样深深地镌刻在了堂下学生们的心里。而陈寅恪学风的端正、学习的刻苦和对学术的认真也在不经意间成为感染莘莘学子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和墨守成规的老师不同，陈寅恪从来不会将课堂变成形而上的场所。上课是否点名，平素是否做小考测验，大考的考试范围限定在哪些章节，这些问题陈寅恪从来都不去考虑。对他来讲，一问一答的笔试，或是为了应付任务而书写的论文，只不过是敷衍了事的做法，因为对所学之物融会贯通，并提出独特心得的做法才是学以致用的最终印证。而这样的观点，正是他多年来治学研究后的经验总结。
作为教授，陈寅恪的知识水平是无人能及的，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刻苦攻读的习惯。数不清陈寅恪通读南北朝史、唐史和明清史的文献到底多少遍了，但即便双目失明的晚年，他仍然在助理的阅读中不停地重温这些烂熟于心的文字。无怪乎他每次的课程都能找出不同的侧重点，无怪乎每次的内容都能做到不重复。陈寅恪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的研究态度让他的思想和观念在保持常新的同时，也给国学和历史提供了更多的惊喜和可能。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因为疾病的折磨而双目失明，在他自己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的书斋里面，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建议体弱多病的他暂时不要开课，但陈寅恪却回答道：“每个月学校给我的薪水不少，我光拿钱不干活那怎么能行？再说我是教书匠，若不教书怎么配得上教书匠的称谓呢？”
陈寅恪的幽默是公认的，但这一句自我打趣却并没能换来雷海宗的笑声。在陈寅恪看不到的地方，这位清华大学堂堂历史系主任因为他难得的平和与认真落下了感动的泪水。
时过境迁，当我们重新品味这位国学泰斗的求学过程和教学理念的时候，那些久违的品质与精神成为今天这个时代里理应被呼吁的学术道德。陈寅恪的研究成果虽然停留在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刻，但那种关于学习和学术的态度却时刻不停地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新月异的生活节奏让那些需要不断重复的单调工作变得呆板、落后，但不论面对博大而宏伟的国学世界，还是深不见底的学术研究，愚公移山式的刻苦和钻研仍旧是成就辉煌的唯一途径。
或许，你可以将别人的文字改头换面后拼凑到一起做出属于自己言论的假象，也可以在别人提出的观点里署上自己的姓名，但如此快餐式的成果却经不起时间和人格的推敲和考究。而这，正是在如今这个时代重读陈寅恪的价值所在。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