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 / 3）
第二个特点就是她的个性极强，十分倔强。有一次冯沅君上学时写了大字给先生看，也不知教书先生说了什么批评她的话，冯沅君觉得不甚合理，因此便生气起来，后来竟赌气不去上学，母亲说如果不去上学就把她关进小黑屋里，原本以为这样的恐吓会让她改变主意，乖乖地上学去，没想到，冯沅君竟然点头答应，并且告诉母亲，她宁愿被关进小黑屋也不愿去上学。
这些特点同她的哥哥们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冯家向来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并无男女之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冯沅君独树一帜的思想开启了大幕，让她从小便知道，知识并非女子的禁区，女孩子的思维同样可以犀利超前。结合冯沅君后来的经历，其实这样的想法便是她才华的初现端倪。她的成绩也许不像哥哥那样著书立说，留下一两部影响广泛的社科著作；但却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留下“女杰”的美誉。她留学巴黎，获得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开创了中国女性在巴黎大学获得学位的新纪元，虽然她终身从教，但她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投身到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中去，写下了与冰心、庐隐相媲美的新文学作品。
冯沅君在文字上能力不俗，就是当时在学校读书时，她也是“名满京华”的才女。“五四”之际，新青年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和支持，其中曾在北京城引起轰动的古装话剧《孔雀东南飞》至今仍被称为当时的经典。在20世纪初，女大学生本来就不多，能登台表演的更是一个令很多人拍手叫好的壮举，而冯沅君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和同学程俊英、陈定秀一起加入了《孔雀东南飞》的排演。演出期间，许多人闻讯赶来观看，连李大钊先生也带着夫人和女儿前来助阵，这个剧目盛况空前，冯沅君也成了北京城里引人注目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女子，当她运用自己扎实的中文功底、结合当时社会涌动的新思潮、再用细腻的笔触将自己内心的那部小说勾勒出来之后，那些文字便成了人们争相传阅的佳品，其效应不亚于她当初在舞台上出众的表现。
鲁迅曾经在很多地方都对冯沅君的作品做出了不俗的评价，这其中包括给好友的信件，还有她的某些公开的文字。冯沅君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恋爱的题材，但却没有小女人莺莺燕燕的描写，也不似深闺中的女子期盼情郎一般自怨自艾，她的小说充满了对自由、对爱恋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以及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冲破。冯沅君这种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本身受封建大家庭的影响，原本是这些礼教的顺从者，但是，她却没有任由自己成为封建礼教的执行者。
冯沅君的父亲英年早逝，家中的支柱落在了哥哥们身上，而他们在外求学，不断地寄回一些最新的刊物，无意间又向冯沅君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户。冯沅君从最初的缠小脚、包办婚姻的当事人变成了一个提倡新思想、崇尚新生活的呼吁者，也正是因为她，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个敢作敢当、大胆叛逆、毅然与封建传统战斗的知识女性形象。这种冲破束缚、追求自我的精神，漫说是当时的女子，就是那些站得笔挺的男人们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魄力。
冯友兰对于妹妹冯沅君学习知识的态度同样延续给了他的女儿冯钟璞。女儿从小就和哥哥们一同认字、学习，从没被落下，而姑姑冯沅君的文字也深深地吸引着她。在这样的氛围里，冯钟璞走上创作的道路便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她的文字优雅、观点真诚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便继承了父亲和姑姑的“真传”。
因此，所谓的培养应该根植于深入了解孩子特性的基础上来完成。也许这个孩子对音律尤为感兴趣，也许那个孩子的绘画天赋极高，父母应该善于去发现这些天赋和优势，并且懂得去鼓励孩子们往他们所擅长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听闻学习钢琴在考试时能加分便趋之若鹜，或是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因为绘画出众而被破格录取，便强迫孩子拿起画笔。天赋不是后天培养的，但是天赋却离不开后天的培养，能否发现孩子们的优势也是检验父母教育方式和能力的一项指标。
“三岁看到老”，其实很多孩子在年幼时展现出来的一两个特点，足以窥见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的基本走向。然而，很多大人对此都是无动于衷的，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尚小、不懂事，等长大些再进行教育和引导，但很多时候已经形成习惯的东西，不见得大了就能将其改变过来，比如一些天赋和一些性格缺陷，如果不在性格形成初期加以巩固或纠正，一旦过了时机，天赋可能尽失，缺陷可能扩大。
冯沅君的第二个哥哥冯景兰虽然从事的是地质科学的研究，但是他的选择与家族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冯景兰小时候同兄妹们一起跟随父亲左右，虽然冯异台早早离开了他们的生活，但他当年跟随张之洞兴办洋务的经历却把“实业救国”四个字留给了冯景兰。此外，冯景兰从小就对地质学科极为感兴趣，那时，他偶然间拿到了一块湖北大冶矿石，虽然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有些孩子甚至视而不见扔在一旁，但冯景兰却如获至宝。因此成年后的冯景兰立志要找寻一个实实在在的研究方向深入研究，以此来振兴中华。冯景兰不仅喜爱地质科学，而且对祖国的河山也同样爱之深切。
当冯景兰如愿来到美国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的硕士学位时，有一次冯友兰发现了一幅冯景兰画的中国画，题为《积满山皋图》，画的是茂林丛生、飞鸟逍遥的大好河山。兄弟俩诗性大发，于是各自对此作了一首诗以寄托去国怀乡之情。本以为此画若干年后便不知所终，不承想冯友兰竟然在回国后的某一天看到了这幅被冯景兰珍藏在箱底的国画。或许正是这样的发自内心的喜好才让冯景兰能在日后的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的考验中坚守住了自己的信念。
冯氏家族三兄妹虽然成长轨迹十分接近，但是却在不同的领域里绽放出不同的花朵。很多家长往往抱怨培养一个孩子成才十分困难，而冯氏家族不仅将孩子培养成才，而且一门三杰均为世人所称道。虽然冯家的血脉里流淌着望族的诗书气质，但更重要的是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极好的影响，父母亲不仅致力于让孩子们读书识字，更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同一辈当中虽然年纪相仿，但却相互交流、互相促进，以至于大家都能学习到最新的思想和知识，都能将彼此树为学习的榜样，故而冯家的后生，无论男女都能成才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家学的熏陶
冯家并不是世代读书人出身，在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之前，冯家大都是以农耕作为生活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冯家有一个根植于家族背景中的理念，那就是“耕读传家”。所谓“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许多农民家庭追求的理想状态。在冯家的长辈看来，要想子孙世世代代都出翰林，那是一种奢望，古往今来，连那些大学问者尚且不敢有此想法，坐落于在中原腹地的冯家起步于农耕的家族背景使其更加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寄托。然而，这并不代表冯家的子孙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没有值得期待的理由。无论如何，希望在每一代里都出一个秀才还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冯台异继承了冯玉文在家办学的方式，使孩子们得以在启蒙的最佳时间段里接触到诗书，于此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参与到孩子们的学习中来，既指导孩子们学习又监督了他们学习的进度。后来，冯友兰成家立业以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同样将这样的方式延续下去，同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启蒙方式。
在女儿冯钟璞的记忆里，父亲是亲切而伟大的，在她成为知名作家的著述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她的父亲冯友兰的。没有人知道，在那些光彩夺目的哲学思想背后的冯友兰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样；也没有人想得到，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冯友兰又是用怎样的行动为孩子们树立榜样的。这些问题，在著名作家宗璞的文字里，人们终于找到了答案。
冯钟璞的笔名取为宗璞，她的作品以细密从容见长，而且语言温婉优美，小说中每每流露出难得一见的书卷气息。宗璞这一份文学气质得益于父亲的培养，她最初接触文学是从父亲让她背诵白居易的《百炼镜》开始的。
那时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文学院担任院长，虽然肩上的担子重、工作繁多，但是孩子们却始终能感受到来自冯友兰的浓烈的父爱，能感觉到他时刻在关注着他们、照看着他们。冯友兰总是忙着自己的事务，孩子们喜欢在书房外面玩着。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最是容易玩得不亦乐乎。书房对于孩子们来讲是禁地，冯友兰经常在里面伏案写书，孩子们经常在外面偷偷张望。某日，冯友兰把宗璞叫进了书房里，几句话后便直奔主题地拿出了一本唐诗让她学着背诵起来。从那以后，背诗就成了她和其他兄弟姊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冯友兰夫妻也如同当年冯台异夫妇一样，对孩子的学习分起工来，冯友兰负责选诗，任载坤负责监督背诵，短时一天一首，如果碰上长诗的话则每天背上一段。这样的分工使得身为父母的冯友兰夫妇能自然地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去，让整个冯家的学习气氛变得十分融洽与和谐。
虽然当时战火纷飞，但是孩子们却成长在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里。父亲著述有成、母亲持家得道，因此孩子们还是能从读书声、笑声中获得快乐。然而，在民族大义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冯友兰夫妇虽然对家庭的温暖十分依恋，但却没有因此而选择退避时局、偏安一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不仅赶制衣物送去前线，还熬制粥水给护校的人过夜御寒。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还同清华大学的教职工一起募捐慰问抗战负伤的官兵，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冯友兰发出的叩问，让人备感血脉偾张：“政府如对日妥协，将何以对已牺牲之将士、人民？”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得不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冯友兰一家也随着学校一路向西南搬迁，最终定居在云南蒙自。此时的冯友兰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她的哲学体系奠基之作《新理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当时冯友兰的儿女们虽然年纪尚幼，无法读懂这些高深的文字，但父亲的一举一动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这些孩子们。冯友兰在蒙自潜心写作时，他的儿子冯钟辽就曾经帮着父亲抄稿件，此时的宗璞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但因为年纪太小，只能涂鸦捣乱，因此冯友兰并未准许她接近那些书稿。但是，这却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读书识字、说文解字、著书立说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冯友兰每天到办公室处理事务，孩子们都是可以一同前往的。他们日常的习惯是先认认真真地学习一阵，然后在轻轻松松地四处玩耍。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了冯友兰小时候在衙门里随着父亲生活，同样也是先跟着教书先生学上一会儿，剩下的时间便由他们自己安排。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的父亲忙着处理衙门里的事务无暇顾及孩子们，只由着他们自己玩乐，而冯友兰却会在闲暇之时，带着他们到湖边去散散步，领略翠柳点蘸湖水的趣味、听闻朱雀在枝头欢唱、闻闻湖里的荷花的清香。
抗战的年月里，战火纷飞，虽然西南联大的花丛中那些学子的剪影可以让人暂时忘却时下的动荡，但是学生们频繁的流动亦让整个学校的氛围异于往常。有些人满腔热血奔赴战场，希望以血肉之躯保卫祖国于危难；有些人奔赴革命圣地，希望在红色的星星之火中寻求国家的未来；有些人留守在学校，希望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一代一代的青年学子，燃烧尽自己最后的光和热……对此，冯友兰援引《左传》中的一句名言：“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他的思想激励着学生们在纷乱的时代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爱国之路。
当时，整个学校从上至下都经历着从未有过的不安，在昆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跑警犹如家常便饭一般成了学生们的另一个习惯。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大家便跑到郊外去躲警报，甚至跑到乱坟岗上去了都还继续上课。若干年后，有联大的校友回忆道，当时冯友兰就曾经站在空袭后的炸弹坑上讲课。这种精神很令我们感动，在那样的环境中，放眼望去一片废墟，但是没有人站在上面悲切起来，而是依旧坚毅地接受知识的熏陶。
冯友兰如此举动，他的孩子们同样坚定不移地学习着。当时女儿宗璞在联大附中上学，孩子们的教室是借用的，有时借不到教室他们就在大树底下上课。遇上下雨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们都撑着油纸伞，有时几个学生还共用一把伞，一边听课一边听着雨打纸伞的声音，和着老师的讲课声、学生们的朗读声一起入耳。老师们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着，有时雨大一点衣服就会被浸湿，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师们授课的热情。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孩子们从未想过放弃学业，正如宗璞所说：“大家不以为苦，或者说，是不考虑苦不苦的问题，只是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
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生们的求学环境比起当初的种种，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如此优越的环境并没有让每一位学生都珍惜。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现在社会的诱惑多了；二是家长们对孩子过分关注。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比以前要丰富许多，因此很多孩子在尚未成年时便接触到了类似于游戏机等各种炫酷耀眼的娱乐项目，加之孩子本身的自制力就弱，如果没有家长的引导和监督，便很容易深陷其中，不思进取。
第二个便是家长意识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因此就显得金贵了不少，很多家长抱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心态，给孩子们创造了很多优越的条件，的确，这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但是这种爱过分泛滥的话则会导致孩子们产生“乐不思蜀”的意识，加上父母自身的意识里并没有想让自己的孩子吃点苦，因此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他便犹如瓷娃娃一样，轻易碰不得，所以一遇上一些较为困难的事情就会打退堂鼓，甚至直接放弃努力转身离开。
从冯友兰和他的子女们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当时的经历在我们现在看来是艰苦的，但是却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和自身的修养。经过那段岁月的洗礼，当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时，即使当时物资依旧匮乏、生活质量依然不高，但是他们却甘之如饴，因为那个安稳的学习环境曾是他们当时梦寐以求的，如今得以实现，除了勤奋努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更能表达他们此时激动的心情？也正是这份刻苦，使得冯家人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地前行着，即使这条道路有时也会有狂风骤雨，有时也会是荆棘遍地，但他们却始终坚定地踏步前进，直到收获那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就和荣光。
冯友兰的人生让很多人感慨，在抗战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仍旧能奋笔疾书留下“贞元六书”，将国家民族复兴之际称为“贞下起元之时”；生活对于冯友兰来讲，即是锤炼思想的来源，又可以将思想付诸于实践。冯友兰常常能用自己的坚毅感染着家人和朋友，他善待自己的家人，从来不会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而向他们倾泻那些负面的情绪，他疼爱他的家人，即使生活最为不易的时候，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鼓励他们不要丧失信心。女儿宗谱在她后来回忆父亲时撰写的《向历史诉说》中便针对父亲的爱而着墨不少。
身为父亲的冯友兰，身为教授的冯友兰，身为哲学家的冯友兰，每一处每一地都留下了自己思想的精华。而他行于世的一点一滴又化作点化儿女心田的雨露，让他们在那些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刻始终能有一盏明灯指引他们前行，待风和日丽之后，那些昔日躲在树荫下的小苗们已是根深叶茂，他们把父辈带给他们的熏陶延续了下去，让它成为真正的可以流传下去的家学瑰宝。 ↑返回顶部↑
这些特点同她的哥哥们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冯家向来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并无男女之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冯沅君独树一帜的思想开启了大幕，让她从小便知道，知识并非女子的禁区，女孩子的思维同样可以犀利超前。结合冯沅君后来的经历，其实这样的想法便是她才华的初现端倪。她的成绩也许不像哥哥那样著书立说，留下一两部影响广泛的社科著作；但却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留下“女杰”的美誉。她留学巴黎，获得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开创了中国女性在巴黎大学获得学位的新纪元，虽然她终身从教，但她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投身到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中去，写下了与冰心、庐隐相媲美的新文学作品。
冯沅君在文字上能力不俗，就是当时在学校读书时，她也是“名满京华”的才女。“五四”之际，新青年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和支持，其中曾在北京城引起轰动的古装话剧《孔雀东南飞》至今仍被称为当时的经典。在20世纪初，女大学生本来就不多，能登台表演的更是一个令很多人拍手叫好的壮举，而冯沅君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和同学程俊英、陈定秀一起加入了《孔雀东南飞》的排演。演出期间，许多人闻讯赶来观看，连李大钊先生也带着夫人和女儿前来助阵，这个剧目盛况空前，冯沅君也成了北京城里引人注目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女子，当她运用自己扎实的中文功底、结合当时社会涌动的新思潮、再用细腻的笔触将自己内心的那部小说勾勒出来之后，那些文字便成了人们争相传阅的佳品，其效应不亚于她当初在舞台上出众的表现。
鲁迅曾经在很多地方都对冯沅君的作品做出了不俗的评价，这其中包括给好友的信件，还有她的某些公开的文字。冯沅君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恋爱的题材，但却没有小女人莺莺燕燕的描写，也不似深闺中的女子期盼情郎一般自怨自艾，她的小说充满了对自由、对爱恋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以及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冲破。冯沅君这种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本身受封建大家庭的影响，原本是这些礼教的顺从者，但是，她却没有任由自己成为封建礼教的执行者。
冯沅君的父亲英年早逝，家中的支柱落在了哥哥们身上，而他们在外求学，不断地寄回一些最新的刊物，无意间又向冯沅君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户。冯沅君从最初的缠小脚、包办婚姻的当事人变成了一个提倡新思想、崇尚新生活的呼吁者，也正是因为她，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个敢作敢当、大胆叛逆、毅然与封建传统战斗的知识女性形象。这种冲破束缚、追求自我的精神，漫说是当时的女子，就是那些站得笔挺的男人们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魄力。
冯友兰对于妹妹冯沅君学习知识的态度同样延续给了他的女儿冯钟璞。女儿从小就和哥哥们一同认字、学习，从没被落下，而姑姑冯沅君的文字也深深地吸引着她。在这样的氛围里，冯钟璞走上创作的道路便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她的文字优雅、观点真诚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便继承了父亲和姑姑的“真传”。
因此，所谓的培养应该根植于深入了解孩子特性的基础上来完成。也许这个孩子对音律尤为感兴趣，也许那个孩子的绘画天赋极高，父母应该善于去发现这些天赋和优势，并且懂得去鼓励孩子们往他们所擅长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听闻学习钢琴在考试时能加分便趋之若鹜，或是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因为绘画出众而被破格录取，便强迫孩子拿起画笔。天赋不是后天培养的，但是天赋却离不开后天的培养，能否发现孩子们的优势也是检验父母教育方式和能力的一项指标。
“三岁看到老”，其实很多孩子在年幼时展现出来的一两个特点，足以窥见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的基本走向。然而，很多大人对此都是无动于衷的，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尚小、不懂事，等长大些再进行教育和引导，但很多时候已经形成习惯的东西，不见得大了就能将其改变过来，比如一些天赋和一些性格缺陷，如果不在性格形成初期加以巩固或纠正，一旦过了时机，天赋可能尽失，缺陷可能扩大。
冯沅君的第二个哥哥冯景兰虽然从事的是地质科学的研究，但是他的选择与家族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冯景兰小时候同兄妹们一起跟随父亲左右，虽然冯异台早早离开了他们的生活，但他当年跟随张之洞兴办洋务的经历却把“实业救国”四个字留给了冯景兰。此外，冯景兰从小就对地质学科极为感兴趣，那时，他偶然间拿到了一块湖北大冶矿石，虽然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有些孩子甚至视而不见扔在一旁，但冯景兰却如获至宝。因此成年后的冯景兰立志要找寻一个实实在在的研究方向深入研究，以此来振兴中华。冯景兰不仅喜爱地质科学，而且对祖国的河山也同样爱之深切。
当冯景兰如愿来到美国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的硕士学位时，有一次冯友兰发现了一幅冯景兰画的中国画，题为《积满山皋图》，画的是茂林丛生、飞鸟逍遥的大好河山。兄弟俩诗性大发，于是各自对此作了一首诗以寄托去国怀乡之情。本以为此画若干年后便不知所终，不承想冯友兰竟然在回国后的某一天看到了这幅被冯景兰珍藏在箱底的国画。或许正是这样的发自内心的喜好才让冯景兰能在日后的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的考验中坚守住了自己的信念。
冯氏家族三兄妹虽然成长轨迹十分接近，但是却在不同的领域里绽放出不同的花朵。很多家长往往抱怨培养一个孩子成才十分困难，而冯氏家族不仅将孩子培养成才，而且一门三杰均为世人所称道。虽然冯家的血脉里流淌着望族的诗书气质，但更重要的是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极好的影响，父母亲不仅致力于让孩子们读书识字，更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同一辈当中虽然年纪相仿，但却相互交流、互相促进，以至于大家都能学习到最新的思想和知识，都能将彼此树为学习的榜样，故而冯家的后生，无论男女都能成才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家学的熏陶
冯家并不是世代读书人出身，在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之前，冯家大都是以农耕作为生活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冯家有一个根植于家族背景中的理念，那就是“耕读传家”。所谓“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许多农民家庭追求的理想状态。在冯家的长辈看来，要想子孙世世代代都出翰林，那是一种奢望，古往今来，连那些大学问者尚且不敢有此想法，坐落于在中原腹地的冯家起步于农耕的家族背景使其更加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寄托。然而，这并不代表冯家的子孙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没有值得期待的理由。无论如何，希望在每一代里都出一个秀才还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冯台异继承了冯玉文在家办学的方式，使孩子们得以在启蒙的最佳时间段里接触到诗书，于此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参与到孩子们的学习中来，既指导孩子们学习又监督了他们学习的进度。后来，冯友兰成家立业以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同样将这样的方式延续下去，同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启蒙方式。
在女儿冯钟璞的记忆里，父亲是亲切而伟大的，在她成为知名作家的著述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她的父亲冯友兰的。没有人知道，在那些光彩夺目的哲学思想背后的冯友兰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样；也没有人想得到，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冯友兰又是用怎样的行动为孩子们树立榜样的。这些问题，在著名作家宗璞的文字里，人们终于找到了答案。
冯钟璞的笔名取为宗璞，她的作品以细密从容见长，而且语言温婉优美，小说中每每流露出难得一见的书卷气息。宗璞这一份文学气质得益于父亲的培养，她最初接触文学是从父亲让她背诵白居易的《百炼镜》开始的。
那时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文学院担任院长，虽然肩上的担子重、工作繁多，但是孩子们却始终能感受到来自冯友兰的浓烈的父爱，能感觉到他时刻在关注着他们、照看着他们。冯友兰总是忙着自己的事务，孩子们喜欢在书房外面玩着。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最是容易玩得不亦乐乎。书房对于孩子们来讲是禁地，冯友兰经常在里面伏案写书，孩子们经常在外面偷偷张望。某日，冯友兰把宗璞叫进了书房里，几句话后便直奔主题地拿出了一本唐诗让她学着背诵起来。从那以后，背诗就成了她和其他兄弟姊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冯友兰夫妻也如同当年冯台异夫妇一样，对孩子的学习分起工来，冯友兰负责选诗，任载坤负责监督背诵，短时一天一首，如果碰上长诗的话则每天背上一段。这样的分工使得身为父母的冯友兰夫妇能自然地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去，让整个冯家的学习气氛变得十分融洽与和谐。
虽然当时战火纷飞，但是孩子们却成长在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里。父亲著述有成、母亲持家得道，因此孩子们还是能从读书声、笑声中获得快乐。然而，在民族大义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冯友兰夫妇虽然对家庭的温暖十分依恋，但却没有因此而选择退避时局、偏安一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不仅赶制衣物送去前线，还熬制粥水给护校的人过夜御寒。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还同清华大学的教职工一起募捐慰问抗战负伤的官兵，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冯友兰发出的叩问，让人备感血脉偾张：“政府如对日妥协，将何以对已牺牲之将士、人民？”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得不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冯友兰一家也随着学校一路向西南搬迁，最终定居在云南蒙自。此时的冯友兰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她的哲学体系奠基之作《新理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当时冯友兰的儿女们虽然年纪尚幼，无法读懂这些高深的文字，但父亲的一举一动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这些孩子们。冯友兰在蒙自潜心写作时，他的儿子冯钟辽就曾经帮着父亲抄稿件，此时的宗璞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但因为年纪太小，只能涂鸦捣乱，因此冯友兰并未准许她接近那些书稿。但是，这却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读书识字、说文解字、著书立说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冯友兰每天到办公室处理事务，孩子们都是可以一同前往的。他们日常的习惯是先认认真真地学习一阵，然后在轻轻松松地四处玩耍。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了冯友兰小时候在衙门里随着父亲生活，同样也是先跟着教书先生学上一会儿，剩下的时间便由他们自己安排。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的父亲忙着处理衙门里的事务无暇顾及孩子们，只由着他们自己玩乐，而冯友兰却会在闲暇之时，带着他们到湖边去散散步，领略翠柳点蘸湖水的趣味、听闻朱雀在枝头欢唱、闻闻湖里的荷花的清香。
抗战的年月里，战火纷飞，虽然西南联大的花丛中那些学子的剪影可以让人暂时忘却时下的动荡，但是学生们频繁的流动亦让整个学校的氛围异于往常。有些人满腔热血奔赴战场，希望以血肉之躯保卫祖国于危难；有些人奔赴革命圣地，希望在红色的星星之火中寻求国家的未来；有些人留守在学校，希望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一代一代的青年学子，燃烧尽自己最后的光和热……对此，冯友兰援引《左传》中的一句名言：“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他的思想激励着学生们在纷乱的时代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爱国之路。
当时，整个学校从上至下都经历着从未有过的不安，在昆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跑警犹如家常便饭一般成了学生们的另一个习惯。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大家便跑到郊外去躲警报，甚至跑到乱坟岗上去了都还继续上课。若干年后，有联大的校友回忆道，当时冯友兰就曾经站在空袭后的炸弹坑上讲课。这种精神很令我们感动，在那样的环境中，放眼望去一片废墟，但是没有人站在上面悲切起来，而是依旧坚毅地接受知识的熏陶。
冯友兰如此举动，他的孩子们同样坚定不移地学习着。当时女儿宗璞在联大附中上学，孩子们的教室是借用的，有时借不到教室他们就在大树底下上课。遇上下雨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们都撑着油纸伞，有时几个学生还共用一把伞，一边听课一边听着雨打纸伞的声音，和着老师的讲课声、学生们的朗读声一起入耳。老师们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着，有时雨大一点衣服就会被浸湿，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师们授课的热情。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孩子们从未想过放弃学业，正如宗璞所说：“大家不以为苦，或者说，是不考虑苦不苦的问题，只是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
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生们的求学环境比起当初的种种，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如此优越的环境并没有让每一位学生都珍惜。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现在社会的诱惑多了；二是家长们对孩子过分关注。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比以前要丰富许多，因此很多孩子在尚未成年时便接触到了类似于游戏机等各种炫酷耀眼的娱乐项目，加之孩子本身的自制力就弱，如果没有家长的引导和监督，便很容易深陷其中，不思进取。
第二个便是家长意识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因此就显得金贵了不少，很多家长抱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心态，给孩子们创造了很多优越的条件，的确，这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但是这种爱过分泛滥的话则会导致孩子们产生“乐不思蜀”的意识，加上父母自身的意识里并没有想让自己的孩子吃点苦，因此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他便犹如瓷娃娃一样，轻易碰不得，所以一遇上一些较为困难的事情就会打退堂鼓，甚至直接放弃努力转身离开。
从冯友兰和他的子女们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当时的经历在我们现在看来是艰苦的，但是却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和自身的修养。经过那段岁月的洗礼，当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时，即使当时物资依旧匮乏、生活质量依然不高，但是他们却甘之如饴，因为那个安稳的学习环境曾是他们当时梦寐以求的，如今得以实现，除了勤奋努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更能表达他们此时激动的心情？也正是这份刻苦，使得冯家人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地前行着，即使这条道路有时也会有狂风骤雨，有时也会是荆棘遍地，但他们却始终坚定地踏步前进，直到收获那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就和荣光。
冯友兰的人生让很多人感慨，在抗战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仍旧能奋笔疾书留下“贞元六书”，将国家民族复兴之际称为“贞下起元之时”；生活对于冯友兰来讲，即是锤炼思想的来源，又可以将思想付诸于实践。冯友兰常常能用自己的坚毅感染着家人和朋友，他善待自己的家人，从来不会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而向他们倾泻那些负面的情绪，他疼爱他的家人，即使生活最为不易的时候，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鼓励他们不要丧失信心。女儿宗谱在她后来回忆父亲时撰写的《向历史诉说》中便针对父亲的爱而着墨不少。
身为父亲的冯友兰，身为教授的冯友兰，身为哲学家的冯友兰，每一处每一地都留下了自己思想的精华。而他行于世的一点一滴又化作点化儿女心田的雨露，让他们在那些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刻始终能有一盏明灯指引他们前行，待风和日丽之后，那些昔日躲在树荫下的小苗们已是根深叶茂，他们把父辈带给他们的熏陶延续了下去，让它成为真正的可以流传下去的家学瑰宝。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