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3 / 3）
开拓思想的根脉
在东方文化里，向来都不缺少会思考的人，而真正缺少的，是能集大成者、继往开来的思想家。而在近代思潮涌动、中西文化猛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冯友兰可谓是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甚至有学者因其学术地位高而称之为“新儒家圣人”。
从1923年夏天以一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答辩开始，冯友兰的哲学巨轮便开始朝着集大成者的方向驶去。杜威教授的盛名之下有着许多慕名前来的学生，但能被他称赞的并不多，冯友兰就是一个。当年杜威教授为了能让冯友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在推荐信中用十分真诚的语句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当学者的材料。”这句朴实无华的话激励了冯友兰，让他更加坚定地、充满信心地奋斗着他的哲学梦。
当年尚未踏上海外求学之路的冯友兰，在学校里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他这种思想不仅感染了家中的弟弟妹妹，更希望将这些新文化宣传开去，以响应五四运动。于是，他和当时十来个志同道合之人一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心声》的月刊，不承想开了河南新文化的先河，成了当时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份新文化宣传刊物。
1919年，冯友兰完成在国内的学业，赴美国考察。次年，冯友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他们的影响下，冯友兰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理论。单就冯友兰在美国期间学习一事论之，和其他赴美留学的学子比也许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冯友兰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将东西方两种着眼点截然不同的论述相结合，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东方的问题，这一点，便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中国人愚笨，究其根本是中国人传统思维习惯所致，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的传统思维强调的是注重人的品行修为，而不注重知识的运用，千百年来，我们更多地强调内心的修养，向内不断地完善自己，而西方的思维方式主张向外发展，探索自然世界中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自己征服自然、征服世界。
正如冯友兰所说：“我出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带着这样的心境，冯友兰学成归国之后，从开封中州大学开始了他传道授业的人生道路。
而真正让他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哲学家的，是在抗战期间，通过其所著的“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它的出现对于习惯了程朱理学的中国人来讲，犹如思想界的一颗重磅炸弹，从问世那一刻开始，便让冯友兰成为学术话题的焦点。新理学的贡献在于，它用西方几千年的哲学精华——逻辑分析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千百年来笼统模糊的界定方式，为中国哲学迈出现代化的一步奠定了基础。
冯友兰的开拓思想除了表现在他的哲学体系上，在他的教育方式中也处处有所展现，只不过因为他的思想太过于璀璨而掩盖了教育的光芒罢了。当年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里形成了一股“清华学派”的风气，具体来讲就是既注重学生视野的拓展，又从不空谈理想抱负；在强调做学问理论研究的同时，又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杜绝钻牛角尖。应该说，冯友兰对于清华大学人文的发展以及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冯友兰游访欧洲回来以后，他便和叶企荪一起向清华大学提交了一个章程草案，大致的内容就是希望清华大学委派学生赴德国做交换生，以此来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的深入研究，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是极为罕见的提议。毕竟德国曾经是法西斯的起源地，刚刚经历法西斯浩劫的中国人民一时间还对这个国度心有余悸。但是，冯友兰却秉着学术的态度提出这个建议，对此，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十分支持，并在学生中选派了乔冠华、季羡林、郭福堂等三位学生赴德国学习。这几个人，日后都成就了各自的一番成绩，在政界、文学界、医学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季羡林在晚年回忆起赴德留学一事时，仍旧感慨地说道：“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如果没有他（冯友兰）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
对于学生们，冯友兰经常教导他们“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旧邦新命。”大致的意思便是说，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雨打风吹，至今仍旧生机勃勃，这意味着它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将是新的使命，而这个新的使命便是建设现代化，让国家富强起来、民族从此兴盛起来。
对于大学的培养问题，他曾经明确地表述道：“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在他看来，所谓的“人”，是指对社会、对世界有着自己的判断和思考的个体，他们不仅要对他们所专注的东西有所欣赏，对于以往的以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懂得欣赏，比如文学、音乐、美术等。此外，大学除了教授学生们专门的某项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欣赏世界的心、探索世界的主动性以及对社会进行判断和了解的大脑。如此，学生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懂得思考的人，而不是一只只会接受已有结论的器皿。
冯友兰用“继往开来”一词描述他所理解的大学工作，如果大学只是起到传授已有知识的作用，那么它也就和那些时兴的职业学院无异了；而且大学老师不应该仅仅只会教书，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反映自己的思想的书籍。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冯友兰在将哲学作为毕生追求的同时，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他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老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思想精华，否则，只不过是一部照本宣科的机器罢了。
出于对学术的尊重以及对独立研究的客观分析，冯友兰多次提出应该把“学校”和“学术”区别开来，因为学术本身是一件极为纯粹的事情，如果夹杂了其他因素，学术就会变了味道，最终起不到研究真正的意义，生生地被演变成了摆设。这样的开创性的建议，即使是在现在，也未尝不是需要勇气的。如今的大学教育，虽然硬件设施、学生质量和研究支持都比起之前遥遥领先，但是老师的学术纯粹性却比以前减弱了不少，许多教师已经不是纯粹地传道授业了，他们有的仅仅是为了糊口，有的是为了混些名声，因此现实的利益束缚住了研究的双手，最后在文山会海、论文累牍的大背景下成了一个照着书本讲演的提线木偶。
冯友兰提倡独立，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鲜明地带着独立的色彩。他所做的思考往往都是立足于当下，比如他选择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混沌浑噩，因此才促使他想要通过哲学来拨云见日。同样地，他的哲学研究从来都不回避现实，甚至用十分积极的态度去接近那些现实，并就此做出一番不同凡响的研究，比如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冯友兰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名字就叫“毛泽东思想研究”，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需要勇气的。
以上这些关于冯友兰在思想上的开拓创新只是冯老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无法长篇累牍地细细讲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哲学大师在思想上所有的连年轻人都不及的创新精神。应该说冯家的人都有这样的精神特质，比如冯景兰，他所学习的地质矿床学在当时的中国也属于奠基学科，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创新性地提出了“封闭成矿”的概念，由冯景兰率先提出的这一课题，直到十几年后才成为世界研究的热门课题。而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笔下的女性人物对封建礼教抗争性强、独立意识浓厚等特点，也是当时文坛少有的笔触。
听完了冯氏家族的故事，您是否对他们的家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自古名门望族代代皆有，但没有哪家能拍着胸脯说家风无益。良好的家风是传家宝，就如同冯家一样，从祖父开始便把“诗书传家”的理想印刻在了孩子们的血脉中，若干年后，当他们经历着不同时代的变迁、不同生存环境的转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于学问持之以恒的追求，还有那份与生俱来的开拓思想。也正是这样的家族成就了冯家那些杰出的子孙们，而他们反过来又用自己的成绩光耀门楣，这便是家族传承的意义，同时也是家风的意义所在。 ↑返回顶部↑
在东方文化里，向来都不缺少会思考的人，而真正缺少的，是能集大成者、继往开来的思想家。而在近代思潮涌动、中西文化猛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冯友兰可谓是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甚至有学者因其学术地位高而称之为“新儒家圣人”。
从1923年夏天以一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答辩开始，冯友兰的哲学巨轮便开始朝着集大成者的方向驶去。杜威教授的盛名之下有着许多慕名前来的学生，但能被他称赞的并不多，冯友兰就是一个。当年杜威教授为了能让冯友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在推荐信中用十分真诚的语句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当学者的材料。”这句朴实无华的话激励了冯友兰，让他更加坚定地、充满信心地奋斗着他的哲学梦。
当年尚未踏上海外求学之路的冯友兰，在学校里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他这种思想不仅感染了家中的弟弟妹妹，更希望将这些新文化宣传开去，以响应五四运动。于是，他和当时十来个志同道合之人一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心声》的月刊，不承想开了河南新文化的先河，成了当时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份新文化宣传刊物。
1919年，冯友兰完成在国内的学业，赴美国考察。次年，冯友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他们的影响下，冯友兰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理论。单就冯友兰在美国期间学习一事论之，和其他赴美留学的学子比也许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冯友兰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将东西方两种着眼点截然不同的论述相结合，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东方的问题，这一点，便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中国人愚笨，究其根本是中国人传统思维习惯所致，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的传统思维强调的是注重人的品行修为，而不注重知识的运用，千百年来，我们更多地强调内心的修养，向内不断地完善自己，而西方的思维方式主张向外发展，探索自然世界中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自己征服自然、征服世界。
正如冯友兰所说：“我出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带着这样的心境，冯友兰学成归国之后，从开封中州大学开始了他传道授业的人生道路。
而真正让他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哲学家的，是在抗战期间，通过其所著的“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它的出现对于习惯了程朱理学的中国人来讲，犹如思想界的一颗重磅炸弹，从问世那一刻开始，便让冯友兰成为学术话题的焦点。新理学的贡献在于，它用西方几千年的哲学精华——逻辑分析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千百年来笼统模糊的界定方式，为中国哲学迈出现代化的一步奠定了基础。
冯友兰的开拓思想除了表现在他的哲学体系上，在他的教育方式中也处处有所展现，只不过因为他的思想太过于璀璨而掩盖了教育的光芒罢了。当年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里形成了一股“清华学派”的风气，具体来讲就是既注重学生视野的拓展，又从不空谈理想抱负；在强调做学问理论研究的同时，又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杜绝钻牛角尖。应该说，冯友兰对于清华大学人文的发展以及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冯友兰游访欧洲回来以后，他便和叶企荪一起向清华大学提交了一个章程草案，大致的内容就是希望清华大学委派学生赴德国做交换生，以此来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的深入研究，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是极为罕见的提议。毕竟德国曾经是法西斯的起源地，刚刚经历法西斯浩劫的中国人民一时间还对这个国度心有余悸。但是，冯友兰却秉着学术的态度提出这个建议，对此，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十分支持，并在学生中选派了乔冠华、季羡林、郭福堂等三位学生赴德国学习。这几个人，日后都成就了各自的一番成绩，在政界、文学界、医学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季羡林在晚年回忆起赴德留学一事时，仍旧感慨地说道：“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如果没有他（冯友兰）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
对于学生们，冯友兰经常教导他们“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旧邦新命。”大致的意思便是说，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雨打风吹，至今仍旧生机勃勃，这意味着它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将是新的使命，而这个新的使命便是建设现代化，让国家富强起来、民族从此兴盛起来。
对于大学的培养问题，他曾经明确地表述道：“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在他看来，所谓的“人”，是指对社会、对世界有着自己的判断和思考的个体，他们不仅要对他们所专注的东西有所欣赏，对于以往的以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懂得欣赏，比如文学、音乐、美术等。此外，大学除了教授学生们专门的某项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欣赏世界的心、探索世界的主动性以及对社会进行判断和了解的大脑。如此，学生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懂得思考的人，而不是一只只会接受已有结论的器皿。
冯友兰用“继往开来”一词描述他所理解的大学工作，如果大学只是起到传授已有知识的作用，那么它也就和那些时兴的职业学院无异了；而且大学老师不应该仅仅只会教书，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反映自己的思想的书籍。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冯友兰在将哲学作为毕生追求的同时，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他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老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思想精华，否则，只不过是一部照本宣科的机器罢了。
出于对学术的尊重以及对独立研究的客观分析，冯友兰多次提出应该把“学校”和“学术”区别开来，因为学术本身是一件极为纯粹的事情，如果夹杂了其他因素，学术就会变了味道，最终起不到研究真正的意义，生生地被演变成了摆设。这样的开创性的建议，即使是在现在，也未尝不是需要勇气的。如今的大学教育，虽然硬件设施、学生质量和研究支持都比起之前遥遥领先，但是老师的学术纯粹性却比以前减弱了不少，许多教师已经不是纯粹地传道授业了，他们有的仅仅是为了糊口，有的是为了混些名声，因此现实的利益束缚住了研究的双手，最后在文山会海、论文累牍的大背景下成了一个照着书本讲演的提线木偶。
冯友兰提倡独立，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鲜明地带着独立的色彩。他所做的思考往往都是立足于当下，比如他选择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混沌浑噩，因此才促使他想要通过哲学来拨云见日。同样地，他的哲学研究从来都不回避现实，甚至用十分积极的态度去接近那些现实，并就此做出一番不同凡响的研究，比如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冯友兰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名字就叫“毛泽东思想研究”，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需要勇气的。
以上这些关于冯友兰在思想上的开拓创新只是冯老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无法长篇累牍地细细讲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哲学大师在思想上所有的连年轻人都不及的创新精神。应该说冯家的人都有这样的精神特质，比如冯景兰，他所学习的地质矿床学在当时的中国也属于奠基学科，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创新性地提出了“封闭成矿”的概念，由冯景兰率先提出的这一课题，直到十几年后才成为世界研究的热门课题。而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笔下的女性人物对封建礼教抗争性强、独立意识浓厚等特点，也是当时文坛少有的笔触。
听完了冯氏家族的故事，您是否对他们的家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自古名门望族代代皆有，但没有哪家能拍着胸脯说家风无益。良好的家风是传家宝，就如同冯家一样，从祖父开始便把“诗书传家”的理想印刻在了孩子们的血脉中，若干年后，当他们经历着不同时代的变迁、不同生存环境的转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于学问持之以恒的追求，还有那份与生俱来的开拓思想。也正是这样的家族成就了冯家那些杰出的子孙们，而他们反过来又用自己的成绩光耀门楣，这便是家族传承的意义，同时也是家风的意义所在。 ↑返回顶部↑